著作權制度原本建立在一種信念之上：創作是一種來自人類心智的行為，其價值源於創作者的意志、表達與風格。當我們說「某人擁有某作品的著作權」，我們說的其實是一種人格與產權的交織，一種文化制度對創作者身分的承認。但當一幅畫、一段旋律或一整篇影像腳本是由演算法所生成，這套制度該如何反應？AI 作品的著作權歸誰？又或者，它能被保護嗎？自 2023 年起，美國、歐盟與英國已陸續面對這些問題，不再只是理論，而是司法與政策上的直接對決。

生成式 AI 正在重塑全球創作產業的邊界，而奧斯卡的最新規範不再回避這場變革：只要「人」仍在創作核心，使用 AI 並不會成為失格的理由。這不僅揭示好萊塢的產業現實，更默默樹立了新的文化合法性標準。本文是來自《The Conversation》的分析，值得台灣影視與內容創作者留意。技術滲透的速度遠比我們想像得快，即便是「最傳統、最人本」的劇本與表演領域，也早已導入語音合成與 AI 協作。其次，觀眾的接受度其實相對寬容，這對產業決策具有重大意涵──反對 AI 的聲音可能來自產業內部，而非市場本身。從目前的研究顯示，觀眾在意的不是「用不用 AI」，而是「人類是否仍是創作核心」。

我們迷戀十九世紀的愛情故事，不是因為那個年代真的浪漫，而是因為壓迫仍可見、選擇尚未定。我們在這些故事裡看見一群女性尚未自由，卻開始凝視自由；尚未能說話，卻學會用衣角、沉默與眼神彼此傳訊。《侍女之道》便是這樣一部關於「準備說話之前」的影集，它寫給那些從未被邀請入場，卻始終等待出口的女人。

近來台灣社會出現了一些奇特的聲音，把台灣防衛自己與巴勒斯坦遭受壓迫相提並論，甚至高喊「台灣愧對巴勒斯坦」。但當我們仔細推敲這些論述的結構，會發現其中充滿了道德勒索、威脅層級倒置，以及刻意忽略中國因素的操作。在這篇文章中，嘗試拆解這種看似進步、實則自我矛盾的挺巴言論，並討論台灣在國際孤立中的真實處境──如果我們不想被情緒操控，就需要更誠實地面對世界的複雜。

起初，聽起來的確讓人歡欣，人不必再擔心與所愛之人猝然分離，可日子一久，你會發現你也無法擺脫那些所厭棄的：重病患者塞滿了醫院走廊，醫護人力根本無法負擔，只得請求家屬們帶回照顧，反正再怎麼樣也不至於過世；殯葬業者急著跳腳，他們維持了數百年來的工作機會一夕喪失，沒有入葬意味著沒有入帳，只得請求政府立法規範，現在開始，死亡的寵物都要依法規程序下葬，算是勉強緩和這種轉型衝擊。作為喬賽‧薩拉馬戈逝世前的最後一本寓言體小說，《死神放長假》讀來有種拋下包袱的幽默感，隨興所至、自由漫談，甚至荒謬到有點好笑。

正如本書反覆的提示，驚人相似的劇本正在相隔千年後上演。盛世的長期繁榮並沒有持續強化帝國中心，羅馬的官僚擴張與美國的自由秩序看似投射了影響力，但在帝國內緣拜經濟成長崛起的區域強權，最終掏空了霸權的基礎。在堅定的帝國論者眼中，美帝盛世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秩序，在弗格森眼中，美國出奇克制其軍事優勢，換做其他帝國，斷然不會在奧本海默時刻放棄重塑世界秩序的機運，而美國本應複製大英帝國模式，透過軍事優勢與自由貿易打造新的帝國秩序，卻在冷戰零時與後冷戰兩次錯失時機。在帝國論者看來，當世兩個最大經濟體結合而成的「中美國」（Chimerica），遠遠不是自由秩序的象徵，而是帝國衰退的徵兆。

我們所接觸到的 AI，總是被描繪得與我們人類驚人相似：能說流暢語句，模仿情緒，表現出好奇心，甚至聲稱自己富有同理心與創造力。但事實是：這些特質，它一項也不具備。AI 不是人類。而將它包裝成人類的模樣，反而危險至極——因為它太具說服力了。沒有什麼比「具說服力的幻覺」更可怕。

〈Common People〉在台灣被譯為〈凡夫俗女〉，這個翻譯雖保有一定的文學美感，卻可能錯置了原標題的社會批判性。在英語語境中，「Common People」常指涉缺乏特權、無法選擇命運的社會底層。這一詞彙既是社會分類工具，也含有一定的輕蔑語感。而在英國文化脈絡中，它更是 Pulp 1995 年經典歌曲〈Common People〉的關鍵詞——那是一首尖銳諷刺階級模仿與資本體驗主義的怒吼之作，副歌中唱道：「你永遠無法像平民百姓一樣生活，因為你總有離開的選擇」。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黑鏡〉第七季首集將最基礎、最有限的意識延續方案命名為「Common」，無疑是一次語言與制度的雙重諷刺。當「Common」使用者在虛擬世界裡被迫插播廣告、無法自由行動，甚至淪為系統的計算資源時，他們的「平民」身分不只是象徵，更是被刻意建構的技術階級。

讀者手上這本《幻象：偽真實的預製時代》緣起於上世紀家用電視普及後，所迎來的第一次大選辯論，用傳播業界的玩笑話來說，更上相的甘迺迪擊敗了尼克森。人們關心辯論的規則，能不能帶筆記、現場是否清空以及是否即時關麥等等，這些規則凸顯節目所設定的適格總統候選人形象──是否已經有人注意到在進入電視時代後，再也沒有一位美國總統以「戴著眼鏡」的公開形象出現？在布爾斯汀看來，總統大選辯論正是一場偽事件的大雜燴。偽事件並「不假」，不若謊言需要反覆說一百遍才能成真，偽事件自始即因人們真心信以為真而能取代事件。曾經同樣經歷過數次總統大選的我們，可以回想我們對於總統適格與否的認知，是否也幾乎完全來自於媒體自一系列活動、造勢與辯論中所推播的種種形象堆疊？

2025 年三月，一本回憶錄意外登上了國際政治與媒體科技交界的舞台。它既非預言未來，也非回顧科技成就，而是由臉書前全球政策總監莎拉‧溫恩─威廉斯所撰寫的《Careless People》。此書甫出版即引發風暴，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緊急提告，試圖中止出版與宣傳，並聲稱作者違反保密條款與誹謗規定。在這本書與隨後於美國國會的證言中，莎拉‧溫恩─威廉斯親自證實了祖克伯長期刻意「配合中國政府」，在香港與台灣啟用特定審查工具，並交由共黨官員先行試用審閱。該言論工具的核心設計，正是出自祖克柏「本人」。

這波反駁龍應台投書的聲浪中，很少有人討論《紐約時報》的角色為何，似乎直接假設這是一個透明中立的新聞媒體，但事實顯非如此。像這種抒情左統氣味的文章不太可能出現在《華盛頓郵報》、不可能出現在《大西洋月刊》、更不可能出現在真正政治相關菁英閱讀的《Politico》與《Foreign Affairs》。在眾多所謂「自由派菁英媒體」中，《紐時》踩著一個特殊的戰略角度，導致他們把龍應台這種人當「好用的資源」。部分美國自由派媒體至今仍未認清現實，遲鈍程度彷彿炸彈在旁邊已經爆炸，卻仍未回神。尤其是拜登任內，已完全轉向美中戰略對抗格局，尤其在科技圍堵、地緣結盟上非常堅定。但許多媒體並未完全隨之調整敘事框架，使得拜登政府對中國的強硬政策，在主流媒體敘事中常顯得「不夠有激情」。

2017年，石黑一雄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對石黑的作品的評價是：「在具有強大情感力量的小說中，揭露我們與世界連結的錯覺底下的深淵。」石黑曾在訪談中說過，當初寫完《長日將盡》後，有天晚上，他聽著Tom Waits用滄桑，富有飽滿情感的嗓音唱〈Ruby’s Arms〉，這首講述了一個士兵在凌晨時分離開睡夢中的愛人，坐火車離開的歌曲，被Tom Waits像浸泡在威士忌中的悲情嗓音唱得哀痛動人，其中一段，更是直白地坦訴這種要離開愛人的心境。

我們該如何定性善人？如何定性善行？同理，惡人、惡行亦同。進而，是否存在著做出惡事的善人？又，是否存在著做出善事的惡人？說到底，善、惡又是什麼？我們都知道人無完人，但我們所具有的價值框架所設想出的善人、惡人就是一個理型的完人。《道熙啊》所留下的模糊空間及其所演示出角色所具有的道德瑕疵，都是在二元化的世界中讓我們看見二元化限制的線索。我們將得以反問結果是否能正當化手段？「應得」該如何地達致？惡人受到（未必正當、合法）制裁的親痛仇快感，又或者非惡人未受到制裁（甚或從未視作問題），更是讓應得所源出的價值標準被顯現的瞬間。

佩特曼早在1988年就揭發了代理孕母的醜惡剝削真相，她的觀點即使放在今天也沒有任何過時。全球代孕市場利基龐大的人工生殖與代孕產業37年來做的不過就是想盡辦法更細緻的鑽漏洞，造福「消費者」，譬如用「妊娠代孕」（孕母不可以提供卵子）取代「傳統代孕」（由孕母同時提供卵子），以「健康因素」、「科技發展」為幌子，來對抗孕母對嬰兒的任何法律或道德上的親權主張。恕我直言，這種服務細緻的程度與它是否應該存在於這世界上沒有任何關連，並不是青樓全都裝潢成帝寶就能改變裡面發生事情的本質。「妊娠代孕」只不過就是把《使女的故事》中的生殖強暴場景或者民間怪譚裡「老爺借丫環肚子生子傳宗接代皆大歡喜」發展成用科學跟話術美化一番，然後說那都是「自我選擇」。

讓索恩感到意外且恐懼的是，當開始研究網路仇女文化時，比起厭惡或者感覺到侵略性，他反而就理解了所謂「男性圈」（manosphere）的吸引力：「我幾乎立刻意識到，如果我是一個孤立不受歡迎的孩子，網路上的仇女論述如此簡單的就提供了我各種失落感的『解答』。譬如，這套論述其中一個中心思想是『80%的女性被20%的男性吸引』，這句話可能會讓青少年時期的我坐起身來並點頭認同。」索恩說道，既然青少年很容易接受這種簡化世界的錯誤論述，他們接下來的行為動機就變成了：「你該如何打破這個等式？你如何通過操控和傷害來重置一個對你不利的『女性主導世界』？如果你買帳『男性圈』邏輯的至少一部分，那剩下那些就全都會自動合理化。」

現代基督宗教的教誨頻繁勸誡受害者要透過原諒超越她們的憤怒，而不是採取行動對抗那些侵犯她們的人，而且人們總是特別建議女人跟其他從屬群體的成員要有原諒的美德；她們情有可原的怨恨可能會讓掌握權力的人感到不安。原諒的好處被宣揚為不只是為了受害者的靈魂，也是為了她的心智健全著想。私立基督教非營利機構坦伯頓基金會提出了一種新做法，建議記錄犯罪受害者接受所謂「原諒治療」後的效果。有個獲得贊助的研究，就描述了一個以亂倫倖存者為對象的每週治療計畫，原諒就是其明確且核心的訴求。這位作者基於非常有限的資料，主張和任何其他已知的治療相比，學習原諒對這群人產生了更正向的效果；普遍而言，創傷壓力領域內大多數的專家並不支持這個判斷。

「戀童」、「戀女童」、「戀少女」不見得是一種「性癖」，當整個社會的「慾望運作」其實就是「權力運作」時，治療個體的「不正常行為」註定事倍功半。近二十年來，精神醫學與心理學試圖研究「戀童」作為一種「性傾向」是否有可能改變。但光是問這個問題，就是一種對人性來說很大的冒犯──如果戀童是一種天生性向，那它難道不應該跟「喜歡同性」一樣，跟「喜歡異性」，甚至跟「喜歡個子高的人」，跟「喜歡胸部大的女生」一樣，被當成性向自由與基本人權來保障嗎？在性與浪漫關係中，權力與支配始終佔了重大角色。但我們談論慾望是否值得被救贖時，卻總是好像假設人類只是動物，需要被上嘴套跟牽繩，而很少討論這些事情背後明顯的不得了的象徵意義。

當歡場求生的女孩遇上俄國富二代萬尼亞，對方在她身上花大錢，先是要她做他「限期女友」，並且在拉斯維加斯跟她求婚，他的好友沒有一個瞧不起這個女孩，沒有人瞧不起她甚至怠慢她，她住豪宅花大錢，跟萬尼亞沒日沒夜的做愛與享樂，這一切都是她從未想像過的。《艾諾拉》的前段，在西恩‧貝克的調度下，一切都美好如夢似幻，我們看到艾諾拉沉浸在來自祖國的俄國夢之中，這讓她本來很排斥的俄國血統漸漸不那麼討厭。當然我們都知道，既然這是西恩‧貝克的電影，一切越是像糖果一樣甜美，就越會在後面讓人不適。

約翰‧辛普森在《衛報》的評論中指出，這本書雖然不像一部完整的學術專著，更像是一篇擴充的政論文章，但仍然提供了寶貴的洞察。辛普森表示安愛波邦一直是先知等級的人物，只是未必人人都跟得上她的想法。他回憶道：「我記得在1990年代初的編輯會議上，我曾禮貌地與她意見相左，當時她寫的論點是，『在葉爾欽卸任後，後共產主義的俄羅斯將迎來內爆崩塌，總有一天會給西方帶來莫大危險』。她甚至當時就談到北約需要加強防禦，以防俄羅斯復興；而我，在經歷了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經濟災難之後，認為西方保護自己的最佳方式是對俄羅斯更加慷慨和熱情。事實已經證明我們當中只有一個人是對的，而那個人不是我。」

行銷型性格結構的人沒有目標，但求不斷地運轉，以最高的效率工作。若被問到他們為什麼要如此快速地運轉，為什麼要用最高的效率工作，他們將無法說出真正的理由，只能提出一些合理化托辭，例如「為了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或「為了讓公司保持成長」。他們對哲學和宗教問題不感興趣，例如不會想知道人為什麼要活著，或者為什麼是往這個方向走而不是往那個方向走。他們有巨大且不斷變化著的自我（egos），但沒有真正的自己（self），沒有核心，沒有身分感。現代社會的「身分危機」說到底是肇因於其成員都成為沒有自己（selfless）的工具，身分衍生自任職的大公司或其他龐大機構，正如原始人類的身分是衍生自所屬的氏族。

人人都說奧斯卡獎本質上就是一場公關大戰，按照這個說法，《喵的奇幻漂流》是一部在資本遊戲下幾乎不可能得獎的電影。《喵的奇幻漂流》所使用的Blender甚至是免費開源軟體，這讓本片打從在歐洲露臉開始就充滿話題性。在電影裡，人類曾經存在過，但已經消失，從一開始黑貓居住的人類房屋，以及外頭的大小黑貓雕塑，還有牠與其他動物朋友們所經過的一切建築都充滿著人類痕跡。但沒人知道人類去哪了。某種程度上本片是當下短影音世代或者主流動畫長片的反面，前者講求緊湊、快速的情節與特效，後者以更高規格的方式與各種「進步議題」同行，但你很難看出《喵的奇幻漂流》有何訴求？我們試圖投射人類社會各種重要議題，但全都註定徒勞無功。

喬治華盛頓大學癌症研究學者曼迪·普拉特─查普曼2025年一月底接到一通令人震驚的電話，她的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資助研究項目被勒令立即停止。這項研究旨在探索「收集癌症患者性取向和性別認同資訊的最佳方法」，目前已完成三分之一的數據收集。普拉特─查普曼指控的14168 號行政命令標題是：「保護女性免受性別意識形態極端主義侵害並恢復聯邦政府的生物學真相」。命令中明確定義了所謂「性別意識形態」是指允許男性可以認同自己是女性並因此成為女性、反之亦然的這類「錯誤主張」。儘管如此，若說14168 號行政命令有保護到生理女性，前提也必須建立在這些跨性別研究相關經費真的有轉而被拿去贊助更多支持女性的科學研究才說得通。目前看起來，事情完全不是這樣。

12月，在圖博，或稱「西藏」，一位名叫貢布朗傑的村莊領袖出獄三天後去世。當他的遺體準備接受傳統藏族葬禮時，人們發現了他在監獄中遭受殘酷折磨的痕跡。他的罪行？參與保護藏語的運動。自20世紀中葉中國入侵西藏以來，關於此地的衝突已持續近75年。貢布朗傑是其中一名受害者，而語言是這場衝突的核心。

號稱票房破130億，一舉超越《腦筋急轉彎2》、《獅子王》與《冰雪奇緣2》成為「全球票房最高的動畫電影」，《哪吒2》於2025年2月13日在澳洲、紐西蘭上映，2月14日在美國和加拿大上映時，卻得到相對十分冷淡的回應。沒有什麼外國人願意入場看電影，電影院空空蕩蕩。本片北美首映票房僅310萬美元，與同日上映的《美國隊長4》的4000萬美元票房相比十分慘淡。這麼賣座且進入世界前十票房的電影，理論上無論是正評或者負評，都應該會有主流媒體針對電影的好壞本身進行討論。但比起票房，更奇怪的恐怕卻是，目前為止英語世界主流媒體在《哪吒2》海外上映後竟連「一篇影評都沒有」。

在西歐其他地方，緬懷、承認的進行，首先得打破當地為自利而抱持的錯覺──而這一打破過程通常花上兩個世代、數十年。沒有人對奧地利人寄予厚望。他們大抵上看不出有必要為其晚近歷史而困擾，晚至一九九○年仍有將近四成的奧地利人認為自己國家是希特勒的受害者而非其共犯，仍有四成三奧地利人認為納粹主義「好壞兼具」，而這現象只證實了他們自己和他人的偏見。在奧地利的阿爾卑斯山鄰國瑞士，情況又不一樣。一九四五年後，有四十年時間，瑞士的戰時前科絲毫未受到追究。眾人不只遺忘了瑞士人曾極力不讓猶太人入境；相反地，在通俗小說和各地的電影裡，瑞士還被描寫為安全避難所，凡是能來到它邊界的受迫害者，都受到它的歡迎。瑞士人自認心安理得，受到舉世欣羨。

2025年1月10日，Meta執行長馬克‧祖克柏登上喜劇演員兼綜合格鬥解說員喬‧羅根的播客，暢談他心目中當代企業文化的弊病，就是「太娘了」（too feminine）。里奇蒙大學的心理學者亞當．史坦納蘭提出一個觀察，他認為祖克柏的此番「企業文化太娘」哀嘆，顯示的與其說是Meta的困境，不如說是祖克柏個人的困境：「當感受到必須滿足男性期望的某些壓力時，男性就會形成脆弱的身分認同，導致攻擊性和焦慮」。令人玩味的是，儘管現在祖克柏跟馬斯克發言宛如中二生競相吹噓精神上的老二長度，但他們過去剛發跡時，卻也都曾支持過現在斥為「Woke」的左派覺醒文化。馬斯克如今的政治立場與十年前差異甚大，Meta在2025極速右轉甩尾之前，也裝模作樣DEI了好一陣子。他們究竟相信什麼？石溪大學教授穆薩．加比的著作《我們從未Woke過》解答了這個問題。

《開箱靈魂》聚集了好幾種低成本高報酬的元素，譬如讓一群演員在有限的空間裡僅僅用對話揭露內心衝突，雖然設定中帶有科幻元素，但「用電極貼太陽穴互換身體」這種程度的科幻說穿了只考驗演員演技跟劇本好壞，而且更像是十九世紀英國怪譚小說的設定。這部獨立電影在奧勒岡州波特蘭拍攝了18天後完成製作，是葛瑞格賈汀編劇兼導演的第一部長片。在日舞影展上映之後，成功以一千七百萬美元賣給Netflix。

若說在資訊越是充足的情形下所做出的行動越是適當，那麼去認識其他國家的人如何看待我們就是獲取資訊的重要渠道。政治的權力遊戲本就是攸關生死，縱使表面上看來乾淨，裏下仍是存有著無盡的血污，因此，對於我島作為一個小國而言，更是如履薄冰，一個失足或許就再沒有下一步。基此，《世界之鑰》是一個我們去認識我們以外的人怎麼認識我們的來源，而這等認識之所以有其必要性，即係因為我們希望能在每一步都走得踏實，讓每一步都還有下一步，也讓我們能免於因為一直有著下一步，就誤會於亡國感是為虛妄的倖存者偏差。

這是一棵已經被燒焦的巨樹。它雖然已經死了，但依舊像過去千百年那般站在原地。在被大火（這是大自然最受誤解的一種力量）吞噬之後，它只剩下一具焦黑的軀殼，四周則散布著一層厚厚的灰燼以及許多棵同樣焦黑的樹木。這片土地在經過一場大火蹂躪之後，已經草木不生，一片荒蕪。然而，和一般人的觀念相反，紅杉之所以能夠活得如此之久，火其實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

這個大哉問可以經由「設定」一詞就「解決」，但與其說這是解決，不如說這是敷衍。因為所有無從解釋的一律都丟給設定就行了，就算矛盾都可以說這是設定使然。如果與機器人—人工智慧有關的議題，毋需觸及意識與人的主體性之疑難，那麼終究會產生自我解消的矛盾，因為與此相關的一切就不再必須與機器人有關。這個疑難，正是機器人議題的命運。一個簡單的例子是電影《會計師》中具有會計師身分的殺手，故事中卻幾無任何與此職業相關的資訊，那麼故事就沒有將角色設定為會計師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