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拉」是希臘神話中的上半身像獅子，中間像山羊，下半身像毒蛇的怪獸，也代表著「不可能」的事物，在《盜墓奇美拉》中則是每個人希望實現但難以達成的夢。《盜墓奇美拉》以 35mm、超16mm、16mm 三種底片格式以影像具象化這場「奇美拉夢」，仿佛交織了三種野獸的能量，交叉拍攝現實、男主角阿圖的夢境與心境，以及地底下的世界。不用裝神弄鬼來塑造，而是以「現代的角度去述說過去」、「現代人以當代樣貌演繹著神話與過去的亡靈」、「現代與過去文物的並列」來達到分不清虛實的寫實魔幻效果。

「民主」絕對是每個人都有義務去守護並加以鞏固的理念，但是，身為女人，在臺灣參加社運，該注意什麼？該注意社運現場中，那些經驗老道的男性，趁著社運現場中「守護民主」作為最高價值所渲染出的政治激情中，進行「性狩獵」。他們會假裝關懷你，與你完全站在同一陣線，毫無保留地支持你並與你一同追求被奉為圭臬的「民主」。在近距離的肢體接觸中、在完全喪失理性的政治狂熱中，引發「哇！我們挺身而出，我們真有guts！」的自戀狀態，借此輕易捕捉獵物。

從「世代斷裂」到「跨代傳承」向來是祖孫電影不變公式，其中所反映的，乃是一種互通有無的渴望。在《金孫爆富攻略》裡，孫子渴望的是金錢，而阿嬤渴望的則是陪伴。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幣值幾乎與台灣一樣的泰國，其實也面臨了數位經濟下的階級差距，當年輕人看到各種社群網站有這麼多發家致富的方式，自然不會想像自己父母輩那樣辛苦工作領一點點的薪水，累的要死卻只能圖一頓溫飽，正如片中暱稱為Ｍ的孫子的母親辛苦在超市工作那樣。

當詩人說起「你留給我的字典現在襤褸如天堂／開滿了天窗」，筆者想起了喬治．歐威爾在《一九八四》裡的新語辭典，塑造一套新的語言是從舊語言刮除思想的骨肉，留下去脈絡、斷章取義的字詞，而新語的建構即是思想的重建，是掩蓋與謊言的別緻。詩人給予的意象並不複雜，更可以說是直接有力，在一刀斃命後我們是否能以思想抵抗，下行「雨傘早已禁用，／雨衣等同於槍靶，／但我們把肥黑的火藥撒播／在腦迴路裡。」也讓寄望的肯定不言而喻。同時間，背景布幕用一連串的數字日期標示著這場持續歷史裡的殉道者們，數字以密碼般跳播出，記憶的龐大並未遠去，而是在濃縮中折疊情感。詩劇的震撼在於音樂與文字雙向的通透，給予文字的景象，形塑了音樂的情感，兩相曖昧的界線卻一同突破，一個詩人重新講述起，也是一個詩人不願意遺忘的氣韻。

《明室》兩個部分有著類似的簡單過去式開頭，「有一天，已是很久以前了」以及「母親去世後不久，十一月某天晚上，我著手整理相片」。然而，巴特在它們之間，刻意留下了難以填補的間隙。在《明室》第一部的最後，羅蘭巴特卻突如其來棄置了對攝影意義體系的一切表述，頹然的承認「我該推翻己見，重設觀點」。攝影的哲理對於親人的逝去毫無作用，《明室》第二部分對攝影的反思，被迫調轉視線後的反思，始於巴特的喪母之痛，始於他無法從任何一張母親的照片中「生動喚起我心愛的臉孔」，始於一張巴特不願公開的照片：母親年幼時所攝的冬園相片。

當世界毀滅之後，秩序分崩離析，幫派據地為王，畸形人成了這個世界的多數，將死者會被拖入地下拿來養蛆，電腦消失、科技倒退，電動車與無人機彷彿從未存在，汽油車與廢零件才能橫行霸道，民主社會不見蹤影，而封建制度捲土重來。而一個女孩，希望找到回家的路。對喬治米勒而言，這部以芙莉歐莎為主角的前傳作品有更重要的主題，那就是從天堂墜落的黑暗天使如何回到綠洲？而一個爬滿罪惡的世界是否又還能值得期待？

大部分的人認為自殺是自私的行為，他們麻痺情感，拒絕不在場的死者的視線。相反地，歷經悲痛，而將他人的自殺視為禮物來接受的人，則敞開自身，迎接這最慷慨的贈予、最隆重的禮物──感受死者那道如同上帝凝視著我的視線。這是一道我不可能與之交會的視線，時時刻刻環繞著我，逼迫我面對不在場的死者，也賦予我承擔起他人自殺的責任。但是，我的生命是有限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人格更絕非完美的。我該如何以我的有限，來回應死者的無限以及上帝的無限、全能與完美呢？

很多人會說，蔡英文不過「只是運氣好」，才能當上總統，就像是她「只是運氣好」，所以可以出國唸書，或者「只是運氣好」，所以可以成為李登輝幕僚。甚至連她的單身選擇，都可以被某些人當成「只是運氣好，所以可以不用嫁人」的負面敘事一環。蔡英文在年輕女性之間的支持度，從未反映在與她同齡的台灣女性身上。年輕女性看見蔡英文，想的是「我們女生也能當總統」，但年長女性看到蔡英文，卻可能會有「為什麼她不用侍奉公婆、帶小孩」之類的想法。說蔡英文是「非典型總統」，至少有兩個層面上的意義。

《V世代》影集巧妙地將身心問題結合在青少年主角群絢麗誇張的能力上。瑪麗·莫羅需要自殘來使用近似《魔女嘉莉》控血能力；艾瑪·邁爾依賴催吐來縮小身體，狂吃來變大身體，暗示厭食症和暴食症；能夠自由轉換性別的喬丹· 李在公眾面前遇到自我性別認同感的障礙；凱特‧鄧拉普擁有觸摸一個人就能控制其思想的能力，長期缺乏父母的關愛，因為他們拒絕與女兒親密接觸。在他們的成長經驗中，父母是長期缺席的存在，造成他們如同在汪洋大海中迷失方向的、也沒有燈塔的光指引方向的小船。

距今超過十年前的2013年，美國政治學界不約而同地出現了兩篇非常有趣的研究，分別以量化資料和實驗的方式，指出美國適婚年齡者考慮約會對象時，已出現明確的「政治先於浪漫」的現象，線上交友則讓這個現象更顯劇烈。研究顯示，在交友軟體上，如果所屬黨派相同、甚至只是大致上對於自由或保守的意識型態相近，兩人展開首次聊天、以及繼續聊天的機會都大幅上升。同時，研究已顯示，線上交友在近十年內，已取代共同朋友介紹、父母介紹、職場認識等等途徑，等等成為適婚單身男女認識對象的主要管道，因此上述現象在十年後變成了統計數據證實的「婚姻極化」落差。

平山先生無意聽從妹妹建議去探視病院的父親，因為對他而言那已經是個不互通的世界，他的生活有許多過客，然而當過客散去，他會帶著對他們的記憶，開始全新的一天。他不相信人的存在可以輕易抹去，哪怕人在時間面前無比脆弱，這就是為什麼他要與酒吧老闆娘的癌末前夫在河堤路燈下認真探討「影子疊在一起會不會更黑」的問題，他堅持肯定影子確實有變的更黑，正如乍看嚴肅的他提議跟眼前這個憂鬱之人玩起踩影子遊戲那樣。明明影子被踩時我們不會有知覺，但因為與我們有關，我們便會想躲閃了。

皮尤研究中心好奇，東亞地區的人們對於「女人有沒有生育子女的社會義務」究竟有何看法，而在香港、日本、南韓、台灣和越南進行了調查，訪談10,390 名成年人後，發現出人意料的結論──絕大多數東亞成年人「不相信」女人有義務生孩子。根據這份2023年的調查結果，日本與台灣是東亞最尊重女性生育自由意志的兩個國家，而南韓不尊重女性的程度與越南差不多。不過，如果研究人口統計細節，就會發現各國不同世代、不同性別對女性生育自主的看法其實有著很大的差異。

在四年的等待後，排球少年終於推出動畫續作《垃圾場的決戰》。原先應該是第五季的貓與烏鴉對決沒有出現在電視裡，而是以劇場版方式直接呈現在大螢幕上，自然有優點也有缺憾，但不變的仍是《排球少年》帶給大家的快樂，與那份超越輸贏的感動。劇場版和電視動畫不同，主題之外也需要核心價值來昇華故事情節，《垃圾場的決戰》是春高第三場比賽，也是少年Jump讀者票選中《排球少年》最受喜愛的一場對決。劇場版將主角從日向翔陽轉移到音駒的舉球員孤爪研磨。

複製品不是近代才出現的產物，自古以來對於藝術作品的模仿從未間斷。模仿的正當性來源於原創作品的靈光；美是從過去作品的模仿中產生，一旦藝術創作偏離了原作的脈絡他就毫無價值可言。靈光消逝不是作品的死亡，也不是藝術的死亡。藝術的「誕生」恰恰在於複製技術將靈光扼殺，為此藝術作為藝術才從諸社會功能之中分化出來。當AI能做到僅用數秒就能輸出一張完成度極高的「繪畫」或是在完全不需要「本體」的情況下合成出逼真的影片時，AI帶給人們的震驚絕不亞於攝影技術問世時給世界帶來的震撼。但我們必須在眾多現象中找出與藝術的自我再製最切身相關的問題。

有趣的是，這部電影並沒有把河狸直接代表美洲原住民，因為有其他美洲原住民形象的角色，不過這個角色在片中的戲份不大重要就是了。相比於近年討論類似議題的電影，如《花月殺手》討論原住民與殖民者的矛盾關係，或《阿凡達》全面反擊外來者，《狸太怨》的結局有些古板老套，但是在邁向滅族的過中，河狸聚落超現實地發展出科技文明的想像力依舊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泰勒‧詹金斯‧芮德繼上一本也是訪問主題的《銀幕女神的七個新郎》之後，進一步在體裁上有所突破，她採用更實驗性質的訪談對話體織就整篇小說：曾在1970到1980年代叱吒樂壇的黛西‧瓊斯與六人組為何最終倏然解散？為何這組如彗星般劃破天際的搖滾樂團會迅速消失於天際？當年在後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過境遷，讀者如同看著一段重溯樂團興衰的紀錄片，聆聽每個團員憶起當年的種種細節。

這是一個蕭條的小鎮，是一個被拋棄的小鎮，許多人沒有工作，許多小孩到處遊盪，甚至下了課也不知去哪裡而只能在街頭廝混，他們的父母可能有工作，但工作不在這個小鎮；而這些流連酒館，言行十足右翼的居民，也並非什麼特定政黨的狂熱份子，他們是全球化下的受害者，正如世界上許多因為全球化勞動產業外包而失去工作，卻又無法及時轉型的人一樣。許多酒客成天沒事做就坐在酒館裡，他們抱怨，嘲笑，對所有事情都有所不滿。一開始，提傑並不打算捲入紛爭。

《Lara》，是主角拉娜的名字，但她卻是故事中的配角。在電影的多數場景中我們都能發現音樂與鋼琴，拉娜的兒子維特即將舉辦鋼琴演奏會。從電影海報中我們就能發見端倪，處於這場演奏會中觀眾角色的拉娜，既是主角，又是配角。而這個特質正凸顯在曾經作為鋼琴家的她，面對兒子的成功所產生的矛盾心理。

當電影在此開始變調的時候，我們才突然知道「Robot dreams」是什麼意思，因為機器人此刻開始做夢，它數度夢見自己回到狗狗的公寓，卻又在美夢變成噩夢間清醒。對這部電影而言，故事不只是關於狗狗，不只是關於狗狗如何夢想成真，也是關於他的完美對象如何展開自己宛如靈薄獄的體驗。時而，它的腿被人鋸斷，時而全身被冰雪所封，時而在夢境中進入奧茲王國，與群花一同跳舞，然後被一隻狒狒拖去秤斤論兩賣掉。我們很難想像，有任何一部愛情電影，會有一幕描寫失散的另一半被如此分屍。

台灣與東歐有著類似的處境、經歷與命運，同樣被極權帝國視為勢力範圍、同樣經歷過「蘇維埃人」的政治工程，以及弱勢民族的邊緣命運。但「寧靜革命」的僥倖讓台灣錯失再造政治靈魂的契機，黨國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可以換上不打草稿的話術搖身一變民主鬥士。在極權帝國反撲的今天，西歐人似乎還是沒有長進，如果安愛波邦這本《鐵幕降臨》應該有什麼啟示，可能就是昆德拉當年對鬆弛西歐人的警告：所有歐洲國家都有「淪為小國、遭遇小國命運」的可能。

美好與醜惡是《生命之詩》很重要的兩種參照元素，以性來說，電影出現了三處相關的部分。如果以前兩者來看的話，性是醜陋且罪惡的，性傷害了少女，讓她輕生辭世，造成不可逆的滅亡，而男孩們的父親們想到的只有自己孩子的未來，一味想要和解付錢了事，對少女生命毫無一點在意珍惜；同時，對楊美子（以及許多女性）來說，性是一種反美好的指標，是侮辱詩的存在。性堪稱是殘酷的悲劇，女性深受其害，而男性又終其一生被自身的性欲求纏繞難解。

在《惠子不能輸》中，在唯二的兩次比賽片段，惠子總以一種突進的姿態，仰賴連續出拳攻擊來獲得分數，卻往往在突進之中被對手突破防禦而重擊。第一次比賽的畫面被以多種形式呈現，有拳館為她錄製的參賽影片，隨後反覆在教練與惠子面前播放；母親拍下的搖晃的照片，隨著惠子被對手擊倒，照片搖晃的幅度也越大。然而無論以多少種外在視角去觀看惠子與拳擊之間的關係，我們似乎無法透析拳擊之於惠子為何重要。於此，三宅唱透過外部形式，試圖理解惠子所進入的「無我」的狀態中。在那裡，惠子急欲表達，卻也害怕受到傷害。也因此，拳擊對惠子而言的意義，並非是在稍後她與弟弟解釋的「揍人很爽」這樣簡單，而是在這樣高張力的運動裡、不斷擲出自身的力氣，而達成自我表述，並渴求對等的鬥志作為回報。

當Netflix釋出翻拍版本的《三體》，中國網路輿論開始如骨牌般倒下。抨擊內容辱華、抨擊選角醜化、各種爭議漫天蓋地。其實，Netflix版本的《三體》已經是一個相對比較「不反人類」、「不醜化中國」的版本了。中國評論員郭松民加入批鬥《三體》的行列，寫道：「《三體》把中國表現成一個黑暗、殘暴、乃至反人類的所在。」「按照《三體》的邏輯，中國的黑暗、殘暴，已經連累了整個人類文明，使之走上了自毀的道路。」老實說，至少在這兩句話上頭，我真的無法同意他更多。

強納森·葛雷澤的目的呼之欲出，不是「納粹也可以表現的像正常人」，而是「納粹本來就是由正常人而來」。他們聽從了某些神話與故事，讓他們精神結構上在看待猶太人與常人不同，正如那些昔日的德國國民一樣，同時因為經濟利益的誘惑他們選擇繼續相信這些神話與故事，好讓他們的偷竊與搶奪能合理化，但他們的生理反應仍然出賣了他們，透過高牆隔絕的猶太人還有那些刻意的對猶太人苦難的掩蓋，正說明了此等意識型態的虛假。

當道德及司法都已下定錨，對錯分明，連一句「但是」都插不進縫隙。但是，這也是此書最讓人感到有趣的地方，它沒有要翻案，沒有要讀者原諒、甚至同情安索，因為讀者跟隨著安索的思路，你聽不到懺悔，只感覺到一大片白茫茫的困惑和匱乏。常言道，文學是危險的，的確如此，因為它會鬆動那些無疑之處，就連一位臨刑在即的死刑犯，你都沒有辦法用死來概括他的所有，這對太多人來說是如此可疑。

我們歡迎任何類型的合作結盟，

無論是大企業、小公司、NGO、還是NPO，

只要有好點子，

隨時歡迎來信。

於是他進入了他們兩個的生活，與他們既像忘年之交，又像是父親與子女，差別在於，一般的父親不會與子女做愛，而他會。不過這在片中是一種其實很自然而然的排列組合，真真與尚做愛，尚與Jay做愛，然後尚與Jay還有真真三個一起做愛，他那本來因中年而泛黃的濾鏡慢慢變成燦爛的金黃色，三個人的狂歡解決了各自的寂寞。隨著電影推進，過去卻又慢慢追殺到這三人這種獨立於時空的享樂狀態，使得這種關係戛然而止，只留下焦慮與逐漸蔓延的困惑，就像從宿醉裡吹著凌晨的風醒來的感覺。

看到這裡，觀眾只知道金智英有心理疾病，但卻不知道她到底生了什麼病。一直到春節跟丈夫回婆家，金智英盡心作個好媳婦，伺候婆家裡的每一個人，就在她和丈夫離開要回她娘家之際，大姑突然回來，婆婆要媳婦金智英伺候她那個難得回家的女兒，全然不理會金智英正要離開回娘家，金智英被困在婆家成堆的家事裡分不開身，讓她瀕臨崩潰邊緣，於是她突然一句：「親家母…」整間屋子頓成靜默，金智英用自己母親的口吻繼續說：「親家母看到自己的女兒很開心，而我也想看看我的女兒，既然你女兒回來了，就該讓我女兒離開回家，如果妳還讓她留下來照顧大姑一家，那我家智英該多傷心啊？」

愛人的渴望有可能像信念一樣同時需要並提供理由，但正常來說又無法讓人自行選擇嗎？我們都見過有人在陷入不幸時會用「所有發生的事都有理由」來應對。他們喊出這個口號時的自信很惱人，因為，大部分的事情發生時都有原因，但未必有「理由」。醫生輕敲膝蓋下方來測試你的反射神經，你的腿往前抽動，被敲是腿動的原因，但不是理由──你並沒有眞正去做這件事，這件事只是發生在你的身上。疼痛就是這種情況：假如你踩到一根釘子，你可能會痛，而且意識到原因為何，但踩到釘子並不是你感到疼痛的理由。疼痛不需要理由。或許愛也一樣。

我們都有這樣的朋友，雖然有一顆愛音樂的心，但遺憾的是五音不全，即使聽他唱完一整首新歌，依然無法參透實際旋律為何。不過，你是否有注意到，這樣的朋友未必抓不到拍子，甚至，他可能比起那些音準很好的人，擁有更好的節奏感。義大利最新的研究不僅再度說明了「旋律」與「節奏」是兩種不同的音樂能力，猴子只擁有其中一種，更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假說：「我們聆聽品味音樂的能力，有可能不是從那些非人類老祖先那裏繼承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