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是初次觀看《蜘蛛人：穿越新宇宙》的印象，填滿銀幕的繪畫呈現、多變的元素融鑄、隨處可見的彩蛋穿插，各種細節考據網上皆有文章。想要談的是，當米蓋爾在蜘蛛總部揭示那一連串拉開如剪紙般的沉重哀怛，在每個宇宙，蜘蛛人都有他們必須要面臨摯愛至親的離世，那是所謂的正史，唯有經歷過這些苦痛，他們在官方歷史上才能被記載、或說成為蜘蛛人，而不至於引發宇宙時序錯亂而導致的崩塌。

後來的拉克勞，開始用「民粹」來表述等同性邏輯無限擴張的動態過程，但他擁抱「民粹」的原因不只於此，對他來說，民粹這個政治現實完美表述了他所關心的，一切關於「純粹」政治理論的要素，作為一種模糊的修辭，它暫時性地讓異質的政治訴求團結起來，正如任何概念結構無法在不訴諸論述的狀況下，達到自身內在的融貫；而民粹「不確定自己真的要什麼」的模糊性，正好在平等邏輯無限延伸的過程，反覆挑戰所有的體系界線。也就是說，民粹一方面表現了普遍性的接合性格，另一方面則讓作為構成性域外的政治，以迂迴的方式出現。

藍甲蟲當然不是甚麼雜牌英雄，更不是什麼「山寨鋼鐵人」（儘管在裝甲的質感呈現上確實有點像，但造型可謂天壤之別）。事實上比起鋼鐵人，藍甲蟲在漫畫史上更早出現，鋼鐵人出現於1963年，藍甲蟲則早在1939年就問世。甚至一個稱號沿用三代，可謂長青。DC選擇的敘事主角是第三代主角，這個墨西哥裔美國男孩海梅‧雷耶斯（Jaime Reyes）甚至早於隔壁棚新世代蜘蛛人邁爾斯‧摩拉斯的「政治正確」出身（邁爾斯2011年登場於漫畫），同樣是身在美國的非白人拉美人。

外界批評納德爾的書不正確、不公平、錯誤連篇，這樣的批評也不是沒有道理，書中包含大量工程資訊，可能超過讀者所能理解，他指摘的某些車款甚至已經不生產了。此外這本書寫得不像文學作品，反而像法庭上檢察官朗讀的起訴書。這些都不重要，納德爾的目標是促使汽車製造商開始正視安全，不要再製造明知危險的車輛。自我約束不管用，所以必須透過立法來達成這個目標。就這一點而言，《任何速度都不安全》極為成功──這本書出版50年以來，納德爾啟發的新法律和政府機關已經防止350萬人因車禍而罹難。

當然這不是玖壹壹，更不是九把刀的錯，作為作家，他的責任就是描繪出真實的橋段，至於這個真實是怎麼造成則不一定需要解釋。比方說，為什麼長期大銀幕都缺乏操台語的知識份子，或者操台語的資產階級形象？這是因為國民黨歷來殺掉的菁英中有大量台語人，並且配合強硬語言教育政策斬草除根所致。今日要重新推行台語，政府當然要介入，唯有存心要讓台語以及北京話以外的各種台灣語言自行滅亡的人才會悠閒的說「就讓他們自然發展」，講難聽一點，你走在路上被人捅一刀，你會讓傷口「自然發展」嗎？人為的災禍自然要靠人為的處置來補救。

戰後安穩成長的世代，像是卡夫卡寓言中恣意策馬遠行的年輕人，他們那些從災難中倖存的父祖輩，則不得不尋思晚輩是否過於揮霍？但他們則理直氣壯，既然此世難免遭遇一場又一場、人力所無能阻卻的系統性危機，那麼索性放膽一番，況且，能始終僥倖於危機的幸運也不是沒有，至少戰後二十世紀的歷史似乎就是這麼走完的。

從佛洛依德嘗試解釋達文西的童年回憶，到艾力克森以心理學描繪青年時代的路德，再到諾蘭對奧本海默的見解，都運用到了心理史學。心理史學最主要的核心論點，即是以心理學的角度分析歷史人物，從中發現研究對象成長生命軌跡，最後導致該歷史人物的誕生。相較傳統的史學傳記著作，諾蘭不僅以心理學理解奧本海默，更跳脫了傳統的紙本寫作，以「電影」藝術傳播形式重新賦予奧本海默新的詮釋，可以說是「影視史學」的重大突破。

人類學者法尚曾經記述一個海地少女的故事。故事主角的父親因海地的軍事政變而被謀殺，不久她的母親也離奇失蹤，政局動盪之時，她也遭受了無法言說的暴力。躲藏一段時間後，她決定離開海地，前往法國尋求政治庇護，但來自海地的國籍身分卻讓她的庇護申請困難重重，這個群體得到政治庇護的成功率不及10%，有很長一段時間她都躲躲藏藏，深恐被驅逐出境。直到她被確診為愛滋病患者，病因應該是她在海地所遭受的侵犯，病痛讓她得以透過人道程序申請居留，並很快得到了臨時身分證。

愛爾蘭另類搖滾歌手Sinéad O'Connor過世，享年56歲。出身都柏林，她以〈Nothing Compares 2 U〉為世人所知，標誌性的光頭，憤怒的表情，她打碎了女歌手應該要美麗的潛規則。

1998年末，一場名為「男人的告別」演唱會，錄影畫面幾乎失焦而糊去舞台與人群的界線。1998，正是貝斯手柏原讓準備離團的這年，Fishmans以「男人的告別」為名，在東京赤坂Blitz的舞台與他們的元老成員分道揚鑣。在紀錄片《Fishmans》長達三個小時的篇幅裡，多數時候的訪談片段由歷代團員們所構成，也訪問了長期合作的錄音師與工作人員，透由這些人們於停留或離去的選擇，構成了樂團史的崎嶇。人們何以曾經、又於今再次聚集，也是本片的命題。

在此時期，我最喜歡、卻沒收錄進本書裡的一篇稱作〈殉教〉，講述未來有個科技儀器能夠和死去的人對話，發明機器的男人為了與亡妻溝通，選擇在發表會上自我結束生命，並從機器裡傳出他的聲音，以及其他已死去親友們的回應。眾人或信或疑，相信的人們選擇跟隨男人的腳步，紛紛了結自己的性命，世界只留下那些懷疑者，他們留下一個懸念：登上諾亞方舟的是那些自願逝去之人，還是仍留在當下猶疑的我們？

《她們》、《淑女鳥》導演葛莉塔‧潔薇嘗試挑戰恐怕是目前為止世界上最具爭議的玩具角色《芭比》，試圖讓無論是反對芭比、或喜歡芭比的人都進電影院。除了鋪天蓋地的視覺宣傳之外，《芭比》原聲帶的陣容也羅列了近期最酷、最多元流派的英語世界女歌手。在MV中，Billie Eilish打扮成上世紀復古芭比，她在一張小桌子上不停重新排列可愛的小衣服，一開始看起來挺愉快，但很快的她對於一再重複的事情感到無法承受，強風開始吹拂，驟雨開始落下，這時她唱出自己心聲：「我又難過了，但別告訴我的男友／這不是他存在的理由」。

正常與異常之間的分野是邏輯上的正Ａ與負Ａ，當前者被允許建立正常家庭時，後者就不能建立正常家庭，或者說，能建立的只有「非正常家庭」，於此即為「無法存在的家庭」。法律不容許，社會不肯認，小到小學的小小社會就能看出。或許，正是因為純真到會拿放大鏡燒死螞蟻的年紀，才能如此赤裸地表達對異類──怪物──的驅逐。但要說這些霸凌者是邪惡的嗎？或許無需言之過急。就像電影中我們以為校長是個僵化官僚，但她卻也是陪著湊一起吹管樂抒發壓力的慈祥奶奶。正是在一個人所具有的多面性中讓我們看到怪物是個沒有核心的想像，如此而已，沒有更多。

人們在面對重大災變時，經常需要一套說法、一個理由、一種道理，來理解事情何以至此。這些說法與理由很多時候沒什麼道理。陰謀論因此成為理性人與情感人的交集，它給出了一個理由，一套可以忽略無數枝節與矛盾的說法，而這麼一個沒什麼道理的故事，卻又如此充滿韌性，可以化做各種大大小小版本，讓人們相信他們遭受的苦難，一定是有人從中做手的結果。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究竟是不是值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傑作，在此並不討論。甚至，托馬斯是不是渣男，米蘭昆德拉是否有意譴責托馬斯這種人，也不是很重要。真正令人感到有趣的是，托馬斯這個角色的形象如何能夠被任意挪用並完美貼合某些真實世界斯文渣男的幻想：一個聰明、有才華的知識分子，有能力把出身低微的年輕女孩特麗莎引領進「進步的知識圈」裡，因為身居啟蒙者的角色，托馬斯得到了年輕崇拜者特麗莎無條件的愛，宛如破殼小雞的銘刻效應。

「烤火的房，雪在下／抬頭望，星星已點亮／不要忘記從前／我們來自那一座高山⋯」陳潔瑤第三部長片《哈勇家》已是非常成功且難得的家庭群像劇。影片的鏡頭語言、節奏切換已臻於成熟，主角仍是泰雅族人，卻不刻意彰顯族群的差異，反而平實陳述一個普通家庭。我認爲這部片也是陳潔瑤導演的「找路」，但這次是找精神上回家的路，找回泰雅GAGA的路。

格林說，這麼明顯的證據一直都收在國家檔案館裡，上面寫著喬叟的名字，卻沒人想過這可能真的就是他寫的，這是因為維多利亞時期人們傾向於狗眼看人低：「這張假單寫得很短，用字很淺白，而且還很潦草。」格林提到，維多利亞時期人們普遍有種想法，「一位身分高貴的紳士不可能像低階抄寫員那樣隨隨便便地用字遣詞，所以沒有人去推翻或挑戰這個假設，自然這份真跡就被忽略了。」

作為通常是政治文體的「宣言」，特有一種弔詭的書寫姿態。宣言的撰寫或起草人並不代表自己發聲，他們在宣言上署名，卻不是宣言力量的由來；宣言宣告了一個共同體的存在、一種立場的宣示，因而具有力量，然而，在宣言現身之前，它們並不存在，它們簽署了宣言，被宣言所召喚而生，卻不在宣言上署名；起草者撰寫了宣言，通常在其上署名，但卻不是宣言力量的本源，甚至，在大部分時候，他們的存在可以直接忽略，除非像是《獨立宣言》這樣知名的宣言，否則人們很少在意宣言的起草者。

在《告訴我你吃什麼，我就知道你是誰》之中，美國名廚愛莉絲．華特斯挑戰人們稱頌的價值。英文原書名是「We are what we eat」，這話確實不假，我們吃什麼，以及我們怎麼吃，決定了我們是什麼樣的人。2007年，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植物生物學家道森發現，美國人基本上是玉米做成的：玉米製作成糖漿、玉米烘烤成榖片跟餅乾、美味的牛肉跟豬肉在飼養時吃的是玉米。道森檢測了美國人的頭髮，發現裡頭69%的碳是來自玉米。相較之下，一根歐洲人的頭髮裡的碳，只有5%是來自於玉米。他認為，美國人說穿了就是一根在走路的玉米。

修辭是必要的，我們不能說政治肅清，必須使用重新評定；我們不能說刑求，必須說是使用特殊手段。大尉拜訪的每位遺屬，家人生前都承認了犯下的罪，他們使用特殊手段讓無辜者承認、畫押。求取原諒的過程除其宗教意涵以外，在政治上也如同現代國家在面對過往不義時所可能出現的態度，但電影畢竟是種虛構，在那個時期是不可能有人求取原諒甚至冒險為之。寬宥的索求正好是在極權體制下對強制的反抗，所有的強制都是把自由給壓縮至零，就像過往大尉在「特殊手段」下所逼出的所有言語，但寬宥卻必須要在真誠悔過之後，依憑著對方的全然自由才「可能」給出的赦免，或許這也正是大尉面對自己過往的惡而走向對反於此的苦行的理由

在四個案例中，年僅十四歲就對認識多年的鄰居七歲女童施加性暴力的出水亮一特別讓人感到不愉快。出水亮一對被害者沒有悔意，他並不真的明白自己做的事情有多麼錯誤。他自己的一套邏輯是：「我從小三就被同學欺負跟孤立，上國中狀況又更糟，成績不好爸爸會打我害我壓力很大，爸爸收藏很多成人影片，裡面的女生一開始會反抗，後來都會很享受，世界上的女生只有綾對我最好，我想對她做成人影片裡的那些事，我怎麼知道她其實不喜歡？」

諷刺科幻影集《黑鏡》第六季由黑色喜劇〈瓊糟透了〉開場，描述一個平凡女子瓊有一天忽然發現她的一言一行都變成串流平台「串流莓」上的節目，而且還是莎瑪海耶克主演的，真名與私生活全暴露卻求助無門導致她瀕臨崩潰。這個把一般使用者變成節目的邪惡平台長得跟Netflix一模一樣，但Netflix毫不以為意，反而還做出了劇中的「串流莓」網頁，讓每個使用者都可以把自己的照片上傳，製作成「○○糟透了」的節目封面。

古羅馬音樂會的氛圍，跟現代沒什麼兩樣：受歡迎的樂手地位宛如搖滾明星，表演一票難求，時常導致暴動，而且就跟搖滾明星一樣，他們經常無視政治人物，還會嗆羅馬皇帝。最受歡迎的音樂人通常是獨奏或者獨唱家，紅到可以巡迴帝國表演，索取天價演出費，所到之處座無虛席。他們的傲慢也很經典，一位當時知名歌手拒絕在奧古斯都皇帝面前表演，理由是「不爽唱」。

卡圖蘭是一位短篇小說家，他經常以童話故事筆法描寫以兒童為對象的黑暗暴力行為，包括一篇名為〈枕頭人〉的犯罪故事。由於卡圖蘭的小說與現實生活中發生幾起的謀殺案雷同，他被兩名警探逮捕並開始審問。枕頭人全身都是軟綿綿的枕頭組成，然而他的工作卻與他可愛的外表截然不同，他會找到那些試圖自殺的人們，並回到他們無憂無慮的童年時期，告訴他們未來必然的悲慘與絕望，並說服他們在最幸福的時光中結束生命。

「他很有規矩，很勤奮認真，唸書唸得特別好。」她不斷重複強調這幾項特質，讓我忽然冒起一陣無名火。藉著查看說明牌當幌子，我向前移開了幾步，然後問她：「他是個開心的孩子嗎？」「當然囉。」她一副替自己辯護的語氣。「他一直沒回來，真是太糟糕了。」我說。「不會呀，他也沒有這個必要。」

《電馭叛客：邊緣行者》露西不斷做著上月球的夢。當露西終於登上月球，此月球不是全人類的，而是企業的。空洞的眼神盯著地球，竄湧太多回憶。企業讓登陸月球成為可能，企業讓露西想登陸月球，企業讓大衛夢想與死亡，最後露西也是以企業之力登陸月球，這一切都是企業所致。若有一天太空旅行成真，要記得王立宇宙軍第一次帶領人類上宇宙，卻由私人企業承襲開發的太空計畫。我們正在往此前進，擁抱馬斯克的宏圖，忘記王立宇宙軍的宇宙夢。

大致上來說，電影內容與原著小說沒有太大的差異，只是東德版《小王子》中的主角在不同行星遇到的人少了兩個，也就是酒鬼與地理學家。在東德一切都由政治主導的情況下，政府為人民決定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而酗酒這種不良行為對民眾只有害無益，因此在電影中遭到了刪去。此外，地理學家在面對小王子的提問時說道：「地理學家就是懂得所有海洋、河流、城市、山脈跟沙漠位置的學者。」然而，在沒有旅行與遷徙自由的東德，不受地理環境限制的情形並不存在，因此這種與現實情況不符的角色也遭到了刪去。

歷史上在塔羅中被稱作「女教皇」的這個女性人物是誰？她後來如何變成「女祭司」？她的身分、角色和重要性一直令許多學者著迷，也使得她成為大阿爾克納中最富爭議性的人物之一。她首度出現在十五世紀的義大利王牌中，被描繪成一名穿著宗教服裝的女子，戴著教皇冠冕，即便在今日我們現代人的眼中看來，似乎也顯得不適宜。直至今日，梵蒂岡統治集團裡仍然沒有女性的位置，這樣的形象讓人感覺格格不入。女教皇顯然讓人想起「教皇瓊安」的迷人傳說，這個傳說在中世紀晚期的歐洲日益受到歡迎。

《波妞》的成人感最主要來自於《美人魚》改編的惆悵感和呈現的海洋世界。在此不深論於從安徒生《美人魚》出發所引發的多重情緒，對兒童是可愛、單純且具未來性的，對成年人來說卻有一絲畏懼，因為成年人們都清楚知道《美人魚》的悲劇結尾。筆者欲討論的是《波妞》呈現的海洋觀。在宮崎駿的許多電影中，大自然都扮演著反撲人類的角色，《風之谷》的王蟲大反擊、《魔法公主》山獸神化作為螢光巨人，乃至於高畑勳《平成狸合戰》都是吉卜力工作室對大自然的關懷。《波妞》則將視角從陸地轉向大海。

蒂娜曾被認為是「最好時光已經過去」的樂手，1967 年蒂娜成為登上滾石雜誌封面上的第一位黑人音樂家跟第一位女音樂人。但在她離婚的70年代，與艾可的音樂事業就已經逐漸走下坡。然而之所以讓她成為搖滾樂史上傳說的原因，就是她從不放棄繼續創作跟表演。1983年，一度被視為過氣、只能在懷舊紅包場表演的蒂娜‧透納，再度出現了熱門單曲。直到2000年間，她不斷的歌唱、舞蹈、甚至嘗試演戲，為自己贏得了搖滾名人堂的位置，以及星光大道上的一顆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