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克勞:沒有民粹的民主是不可想像的

拉克勞認為,民粹「不確定自己真的要什麼」的模糊性,正好在平等邏輯無限延伸的過程,反覆挑戰所有的體系界線。

 

  很難在當前的政治理念系譜中定位拉克勞(Ernesto Laclau)。「後馬克思主義」是人們慣用的標籤,這個標籤在某些場合帶有一點貶意,也許是指他們沒有馬克思主義最經典的政治經濟分析,或者是說他們對文本、論述、主體與結構等等時髦用語的興趣更甚於真實世界的鬥爭,而拉克勞對這些時髦用語的「細緻」論述也確實到了某種令人暈眩的程度。

 

  拉克勞不會否認他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反對老左派的「勞動階級中心論」,對於只能訴諸單一同質化集體意志的革命來促成社會基進的轉型,例如「無產階級革命」,他始終抱持懷疑態度。一個不太相信「無產階級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似乎很矛盾。

 

  然而拉克勞堅信,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立場有其優越性:它立基於對現有社會秩序的基進批判,而且相信這個秩序是可以被超越的。但社會主義必須首先克服在本體論(ontology)問題上的盲點──後來拉克勞把建構一種「政治本體論」(political ontology)理論當成他一生的思想志業──這個盲點就是社會主義對於「普遍性」(the universal)的思考,傾向把某些社會範疇直接轉化成在政治或在知識上具有優越地位的範疇,通過生產關係來界定「無產階級」就是最好的例子。

 

  「馬克思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對拉克勞來說意味著兩件事:第一,不會放棄一種具有普遍性地位的「階級」,雖然不是他的馬克思主義前輩們所設想的無產階級站起來;第二,堅持社會結構中存在著宰制,因而一種社會的基進轉型是可能的,雖然也顯然不是他的馬克思主義前輩們所設想的無產階級專政。

 

  社會主義、馬克思理論與左翼政治要重拾思想活力,需要一個「把本體論地帶通盤換位」(displacement of the general ontological terrain)的理論工作,拉克勞畢生貢獻於此,而這也是他在當代政治系譜中難以定位的原因,一個論述「純粹」政治的政治理論家,很難用現有思想範疇去歸類。

 

  「政治」(the political)是什麼?它不是那種我們日常生活中,可能在街頭轉角就會遇到的任何涉及權力、決策與宰制關係的政治(politics),拉克勞最引人入勝(也最讓人感到棘手)之處在於,對他來說,「政治」不是實相,無法用一個具體的範疇來界定「政治」。「政治」是這樣一種東西:它是某個讓一切範疇有意義,讓一切的關係可以理解,可是,我們卻無法具體指涉它是什麼。

 

  拉克勞用「敵對」(antagonism)來闡述「政治」:它位於表意符號體系之外,無法被表述,沒有任何客觀的意義,也無從對之具體表述。可是,它的存在,揭露了這個表意符號體系本身的建構,純粹是偶然的,沒有任何「究其本質來說是如此」的東西。它是「構成性域外」(constitutive outside) 。拉克勞把這種構成性的域外稱之為「空意符」(empty signifier):

 

一個空意符不單只是沒有意指的意符…空意符為了維持其指意的作用,必然意味著某個東西:一個在指意過程中浮現的間隙(gap),這個間隙並沒有自身的指意作用,但仍然要被命名,因為它是所有指意過程的條件…而只有整個意符與意指關係被顛覆時,它才現身。

 

  舉個例子來說,當我們意識到某件事情不公不義時,這樣一個挑戰我們對既有體制信任,模糊的「正義」或「公道」概念,就是對「空意符」的命名。它確實意指了某個東西(模糊的正義觀念),它也表述了我們對正義的理解與體制對正義的實現,存在著「間隙」與落差,而且,它也無法在既有體制中找到位置(所以挑戰了體制),讓我們意識到既有的體制可能是有所不足的,空意符這樣的構成性域外,同時也是「構成性缺失」(constitutive outside)。

 

  雖然拉克勞說的高深,但現代民主國家中的政治論辯有時候很像這樣,我們並不知道真的知道所論所辯者到底是什麼,我們用盡各種詞彙也很難說清楚到底所為為何。不過,拉克勞並不是虛無論者,對他來說,「政治」在無以言說之外的另一個面向是我們總是在說些什麼,說些一定會有人能懂的東西,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並不是一個混沌無序的世界,它可能沒有普世的價值,但它始終存在各種局部性的意義體系,普遍性所指的就是這麼一個當中有等同(equivalence),也有差異的意義體系。

 

  拉克勞在當代政治理論系譜中之所以獨具一格,是因為他對「普遍性」的堅定又獨特的捍衛。

 

  拉克勞強調,普遍性就是空意符在作為無法表述的否定性存在之外的另一層意涵,普遍不是一個實質的規範理念,不是一套合理的程序,普遍在一時一地的特定脈絡中建構出來的。對拉克勞來說,普遍性「對任何政治互動來說絕對是基本的」,如果不存在對普遍性的參照,就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政治」互動,體系中的各種元素,要麼彼此之間完全能互補全無衝突,或者完全沒有任何可共量性,唯一可能的解決將只是彼此毀滅。

 

  所以,普遍性也不是任何實體性的東西,它是「一套相應於一個個殊物之間,永遠都是有限且可逆的(reversible)關係的命名」。說這個關係本身是「可逆的」,意味著普遍性這個關係本身是建構出來的。而另一方面,普遍性也是彼此衝突的要素之間某種共量性開展的(暫定)結果,拉克勞稱之為「等同運作的積累」,這意味著普遍性不是一個獨立的存有,而是對應於「特殊性之間總是有限且可改變的關係」的各種命名的集合。

 

  易言之,普遍性是一個體系內部的各個元素之間的共量性關係,這個關係可能是等同,也可能是差異,也存在變動的可能,但普遍性要能夠運作,除了這個橫向關係的延伸可能之外,它還需要元素與元素之間,另一種很特殊的不均衡(uneven)關係,所有的普遍性都是這樣狀態:體系中有某些特定,本身是特殊性的元素,它承擔了建構普遍性的角色。而這個過程,拉克勞稱之為「霸權」(hegemony)的運作:

 

有一種可能,某一種不再是特殊性差異的差異,承擔了一種無可共量的整體性表徵…它的正體就在它仍為所是的特殊性,與其為載體的普遍性意示(signification)之間分裂。這個佔位的運作…即是霸權。

 

  霸權是拉克勞從葛蘭西身上借來的理論詞彙,但在拉克勞手上,它有了新的意思,它不再(只)指涉某個特定階級的自我組織,而是指一個普遍與個殊之間成功的接合(articulation)。霸權成功地把某個特定的個殊元素,建構成普遍性,並據此界定了體系中的等同與差異關係,也就是說,讓整個體系能夠運作,能夠具有意義。

 

  對拉克勞來說,由於所有的意義體系都是霸權性形構的結果:它靠某個被偶然附著的元素,通過多重決定(overdetermination),賦予這個個殊的元素,構造整個體系核心的重要角色,而這個被建構出來的主宰關係,以及透過這個主宰關係創造出來的等同與差異關係,這些彼此被接合起來的關係,都是偶然可變動的,總是存在反覆不斷「換位」(dislocation)又重新接合的可能,這種動態正是「政治」之所在。

 

  拉克勞在不同的著作中,用不同的詞彙與修辭,反覆地闡釋了上述這些概念,他對於抽象論述的堅持,經常給他帶來其實無謂的麻煩,他的論戰對手可以隨手捻來他化用的幾個概念當作把柄,他對普遍與個殊的討論其實與黑格爾完全無關,但為了應付對手,他被迫得花上篇幅解釋他跟黑格爾的差別,這也讓他的同情者頭疼。

 

  但是,拉克勞並不是浸淫在理論象牙塔的老學究,他對於「政治」的反思來自於他在故鄉阿根廷的運動與組織經驗,是親身經歷的在地抗爭經歷,讓他學會了後結構主義的精髓。以當時阿根廷的政治情勢來說,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無助於運動的進展,拉克勞在這段經驗中體悟到「戰略」(strategy)的重要:要如何把訴求不同,高度異質性的團體團結起來?面對各種身份認同與新社會運動蓬勃崛起,勞動體驗高度異質化的新情境,教條式地訴求無產階級團結,反而適得其反:正如他對普遍性的分析,普遍性必須是個開放體系,一個完全封閉與本質化的意義體系,就失去了向外擴張,接合不同的要素的能力。

 

  於是,「民主」成為左翼政治的重要理論戰場。拉克勞式的民主與政體建構無關,也不是規範性訴求,事實上,像是普遍性一樣,一方面,民主有一個區辨他群我群的共同體預設,民主的運作總是依賴於這個區辨,「公民身份」就是最直接的表述,它就像普遍性建構出來的體系,在民主的共同體中,有不同的身份差異,也有等同的公民身份,但走出這個體系,來到它的「構成性域外」,就會發現這個民主並不是本來就這樣的東西,發現它得有一個界線。

 

  但另一方面,民主的另一個意義是,它蘊含了向更廣泛社會關係擴張的平等邏輯,無論是經濟、種族乃至於性別等等,沒有這個動力,抽象的公民權可能根本沒有意義。因此,拉克勞說民主這個政治傳統存在一個根本的曖昧不明(ambiguity):民主要求一致性,但只能通過多樣性,它才有動力可言。

 

  讓拉克勞聲譽鵲起的《霸權與社會主義戰略》一書,其副標題就是「邁向一種基進的民主政治」,對他來說,挽救純粹政治的邏輯、挽救馬克思主義跟挽救民主傳統,其實是都是同一回事。

 

假如民主要得為可能,則普遍性就不能有必然的化身與內容,不同的全體彼此之間相互競爭以暫時地賦予其特殊主義一種普遍性代表的作用,社會產生了一整套空意符的詞彙,其暫時性的表意是政治競爭的後果,正是這個社會將自身構建為社會最後的挫敗,同時只能把差異構建為差異的挫敗,創造了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無法橋接的距離,賦予社會行動者一個使民主互動得以實現的不可能任務。

 

  後來的拉克勞,開始用「民粹」(populism)來表述等同性邏輯無限擴張的動態過程,但他擁抱「民粹」的原因不只於此,對他來說,民粹這個政治現實完美表述了他所關心的,一切關於「純粹」政治理論的要素,作為一種模糊的修辭,它暫時性地讓異質的政治訴求團結起來,正如任何概念結構無法在不訴諸論述的狀況下,達到自身內在的融貫;而民粹「不確定自己真的要什麼」的模糊性,正好在平等邏輯無限延伸的過程,反覆挑戰所有的體系界線。也就是說,民粹一方面表現了普遍性的接合性格,另一方面則讓作為構成性域外的政治,以迂迴的方式出現:

 

難道民粹論述的模糊(vagueness)不就是社會現實自身在某些情況下,模糊與不確定的後果…於是相較於一種笨拙的政治與意識型態運作,民粹主義不就是一種具有自身理據的展演性行動?也就是說,在某些情況下,模糊是建構相關政治意義的條件…(民粹主義是)在所有政治論述中,政治行動所具有的恆常面向。

 

  「民粹」所表述的既是無法實體化的對抗關係,也是將既有的霸權形構通盤換位的機緣所在,民粹既不是反常的政治現象,也不是錯亂的政治表述,它是「政治」的根本邏輯。左翼民粹戰略的「現實性」在於它認識到進步的政治議程不能單單透過作為孤立的社會需求來倡議,戰略上必須思考其接合其他社會需求而進行霸權性佔位的可能。

 

  拉克勞從來都不認為在這個據說是後現代,身份認同無限分歧的社會,沒有集體意志的可能,民主一邊是一個在水平面向上,平等邏輯的無限擴張;另一邊是一個透過接合普遍性,賦予一個特定要素普遍地位的中心化過程,正是這個既擴張又向某個中心收攏的動態過程,構成了政治的可能,以及民主的空間。也正是這個各種個別需求越加異質化與分殊的當代社會,如何接合出一個能夠作為團結基礎的普遍性,才顯得更為重要。

 

 左翼的政治應該要有自己構建普遍性的霸權戰略,社會的抗爭不能滿足於散落在各處,個別局部的抵抗。這是拉克勞在過世前一年對於風起雲湧的佔領運動的警語,他說,「假如無法搭配垂直面向的霸權,自主的水平性面相僅就其自身,將無法帶來長程的歷史變革,也即,國家的基進轉型」,相較於其他講「雜眾民主」,更為時髦的左派同志們,拉克勞顯然更正統馬克思主義一點。

 

  拉克勞不太像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對經濟與生產關係的關注不算多;他也不太像是一般的規範政治理論學者,他的「規範」陳述也著實不多,他把這種對規範的情感稱之為「投注」(investment),但這沒什麼特別之處,至多只是讓某個特定元素更具凝聚力,更有機會成為霸權形構中的普遍性元素。這樣的說法稍嫌冷酷,規範論者很難接受,民主自由的價值,跟家庭和諧的價值,僅僅只是情感投注程度、凝聚其他要素能力與純粹投注量的不同。

 

  體系中哪些要素為何特別能成為接合普遍性的要素?在任何一個本地政治的脈絡中,這個問題的答案往往現實的讓人無法接受。如果可以接受他對「政治」稍嫌冷酷,與對霸權相當策略性理解的說法,任何關注,有志於捍衛進步政治理念的人,將不得不接受他的「戰略」主張。當然,如果只是想窩在一角沉醉在自己的「左翼」粉紅泡泡,然後抱怨這個社會都不給左派空間、抱怨都被國族議程騎劫左派,用拉克勞批評占領運動的話來說「拒絕與政治體制打交道」,那是一點政治意義都沒有的。

 

 進步派拒絕妥協,不幹政治「髒活」將自己的霸權集團做大,就是坐等真正的右派來收割,歐洲極右翼勢力的崛起,共和黨被福音派綁架都是明證。

 

  拉克勞曾以「留心間隙」(minding the gap)為題,回應對他的各種批評,對於一生都在各種間隙──普遍與個殊的間隙、理論與實踐的間隙、意符與意指的間隙等等──之間跋涉出出路的拉克勞來說,「純粹」的理論也許是抽象晦澀的,但它所激發出來,在情感上對於運動乃至於研究的情感投注,卻具體現實。

 

  拉克勞之所以是一位關切「純粹」政治理論的思想者,首先是因為他是留心間隙的運動者。

 

 

書籍資訊

書名:《民粹的理性》 On Populist Reason
作者:厄尼斯特.拉克勞(Ernesto Laclau)
出版:群學
日期: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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