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女性曾在街頭抗議頭巾強制令,喊出自由的口號。但四十多年過去,從穆哈瑪迪入獄、到名譽殺人的陰影依然籠罩,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一個沉重問題:人權真的會「被收回」嗎?本篇文章從1979年伊斯蘭革命前後的歷史轉折出發,拆解伊朗女性從自主走向壓迫的制度演變,直指文化相對主義的盲點與暴力合理化的語言陷阱。作者以「金絲雀」作為象徵,提出女性待遇是國家政治穩定度的預警指標──當女人失去自由,下一個受苦的就是整個社會。
「我們把科學爭論留給科學家,因為五個不同的人就有五種不同版本。我們創作音樂的方式從來不是用『我們有答案;這才是事實』的角度書寫,我們想打造一種氛圍,讓聽者感受它(在古代)的樣貌。」尤爾和瑪麗亞‧芙朗茲在維京歷史重演社團相識,並於2014年與維京紋身藝術家凱‧烏維‧福斯特共同組建了Heilung。從那時起,樂團就定下了「闡明歷史」的目標。先前發行的兩張錄音室專輯《Ofnir》和《Futha》復興了維京音樂、鐵器時代和青銅時代的文化,部分靈感源自芙朗茲收藏的大量文物與文本。
《櫻花下我記得》是導演中川龍太郎27歲時獻給亡友的日本電影,以細膩筆觸描繪女主角初海在男友去世三年後的停滯人生。電影透過緩慢節奏呈現她打工度日、無法踏出新步伐的日常,聚焦於細微哀傷的回聲——身著喪服的夢境、想起並肩對話的瞬間。導演捕捉自然光下的明亮景色,與內在傷痛形成對比,呈現每個人面對悲傷都有自己的速率。從春季到夏季,透過蒙太奇展現角色們懷揣複雜情感活下來的樣貌。正如劇中所言,人生或許就是在失去中發現真正的自我,那些瑣碎的生命片段如湖水波紋,構成了生活的連續。引用龍瑛宗的話語「人生真是美得令人悲哀」,電影溫柔地述說著關於告別與前行的哲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