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祭司2：闇黑修女》表面是一部韓國宗教驅魔片，實際上卻是現代職場與企業管理的深刻寓言。宋慧喬飾演的修女尤尼亞突破性別與體制雙重限制，其行動模式為組織變革提供了三大管理啟示：體制僵化下個人突破的策略、跨部門整合的實務挑戰，以及改革領導者必須承擔的孤獨與犧牲。本文從宗教電影出發，深度剖析企業文化變革的底層邏輯，為關心組織發展的管理者與職場工作者提供獨特視角。

在全球數位詐騙問題日益嚴重的同時，台灣卻頻頻被貼上「詐騙王國」的標籤。這真的是事實，還是社會焦慮的反映？本篇文章比較台灣、美國、瑞典、新加坡等地的詐欺損失與媒體敘事，進一步揭示高齡金融剝削的結構性問題，並提出「意定監護制度」作為重建自主與尊嚴的可能出路。從數據到情感、從迷思到制度，這是一場對國家敘事與個人命運的深刻辯證。

哈佛大學2025年畢業典禮上，一名中國紅二代學生以「人類命運共同體」式語言發表致詞，引發國際關注與爭議。本文從事件出發，回顧中國資金如何影響美國高等教育，並探討大學自治、學術自由與教育公共性之間的矛盾與盲點。當蔣雨融站上講台，我們是否該重新問一句：這世界上，真的有「私立大學」嗎？

劉芷妤新作《樂土在上》構築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性別烏托邦：女性被系統性地物化為生育工具，而「女」字部首在語言改造中被替換成「水」字部首的髒話。這部小說不僅是對威權統治的批判，更是女性作家對厭女文化的深刻反思。透過科幻設定的極端化處理，作者揭示了現實中女性如何在語言暴力和社會制度中被邊緣化，提出了「只有自己才能書寫自身傷口」的創作倫理問題。

《不可能的任務：最終清算》影評深度分析湯姆克魯斯最新動作電影的劇本問題與敘事困境。本文探討 Mission Impossible 系列如何在令人目眩神迷的動作場面與故事深度間失衡，分析全能AI反派設定帶來的劇本挑戰，以及伊森韓特角色的救世主敘事如何影響系列未來發展。文章檢視電影中的地緣政治議題處理、反派角色蓋布瑞的刻劃問題，並質疑在肉身神話與商業成功之外，這個好萊塢動作片經典系列是否還能提供更深層的價值思辨。適合對電影評論、動作片分析、好萊塢電影工業、湯姆克魯斯演藝生涯有興趣的讀者。

《樂透》是美國作家雪莉・傑克森於 1948 年發表的短篇小說，因其震撼結局與對集體暴力的冷靜描寫而廣為流傳。本篇書評深入閱讀《樂透與其他短篇小說》選集，指出傑克森作品中潛藏的主題並不僅止於恐怖與驚悚，更深刻描繪了日常中無以名狀的焦慮、瘋狂與殺意。從〈對談〉的精神錯位到〈魔鬼情人〉的尋找幻象，再到〈當然〉中主婦間暗湧的敵意，傑克森以節制且精準的敘事風格揭露文明表層下的人性崩潰邊界。本文亦討論她短暫而神秘的創作生涯與文學價值，並推薦〈樂透〉作為理解其敘事結構與社會隱喻的代表作。

《蝸牛少女回憶錄》是一則用定格動畫訴說的慢速人生故事。當傷痕無法抹去、行動遲來，她試著學會如何從旁觀走向主體。本篇由 Lizard 深入剖析這段回憶錄式的敘事，以靜物的形式探問生命的重量與魔法。費時八年，涉及七千個物件，還有導演亞當·艾略特的團隊每天拍攝五秒鐘，透過十四萬個畫面講述了一個關於人生定格到重新動起來的不到一百分鐘的故事。電影裡涉及大量讀物，但是它並沒有要與你進行任何哲學對話，或者精采冒險。相反地，它只是透過這樣一個極為怪異且慘澹的故事，以極為私密的內視鏡視角，提醒我們這副歷經傷痕終將腐朽的肉體凡軀如果不行動就跟片中蝸牛少女及其收藏沒兩樣。它並非居高臨下指責我們，而是鼓勵我們：我們值得更好的生活。

在2025年的歐洲歌曲大賽上，觀眾與評審的審美落差再度浮現。本篇文章從小國選手的創作策略、語言使用趨勢、大國形象工程，到評審制度的政治性與遺珠藝術家的文化價值，提供深度觀察與另類解讀。今年奧地利代表 JJ 以〈Wasted Love〉奪得冠軍，延續了去年 Nemo 的模式：高技巧、高音域、高表演密度。但這首歌曲在許多觀眾耳中顯得做作、疲憊，歐洲歌曲大賽官方社群媒體上湧入「按怒」、「負面留言」。這似乎是連續兩年的趨勢，2024 年的大獎得主 Nemo 同樣是評審票選中高居第一，但觀眾票敗給 Baby Lasagna 而引發賽制爭議。

他們曾發誓要讓人工智慧造福人類，如今卻建起地堡、與沙烏地合作、踢走理想派。透過十多位核心爆料者的訪談，Karen Hao 新書《Empire of AI》還原 OpenAI 早先的政變真相：公司曾試圖罷免 CEO Sam Altman，改變 AGI 發展方向──但這場未竟的革命，只換來更深的控制與擴張。

重啟版《絕命終結站：血脈》不只重現了連鎖死亡的機關魅力，更在角色血脈與全球錯置的親緣中，投下一則關於「命運政治」與全球化崩解的寓言。Lizard 解構《絕命終結站：血脈》，看見災難中的命運與階級寓言。有些人因為預視而倖存，有些人則因為預視而被死神盯上。當血脈不再純粹，全球化的夢也將如高空餐廳般崩塌。

在什麼情況下共性會被解釋為「族群」？筆者的一名中國友人某次與新加坡同學用餐時，對方指著餐桌上的餃子表示那是中國食物。友人感到疑惑，因為餃子在中國雖然普遍，但鮮少被指稱為「中國食物」，反而常被認為是中國北方地區的習俗和飲食習慣。幾乎所有來台灣留學的馬來西亞華人都曾被計程車司機詢問為何會說國語，這讓本來就以中文為母語的馬來西亞華人感到有些尷尬。此外，亞裔面孔在西方國家常會被不加區別地誤認為中國人。這些例子表明，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接觸場域中，未被深究的共性在歧異的語境中作為族群現身。「就像是一把雨傘與縫紉機在解剖臺上的偶然相逢」。族群是相異脈絡碰撞時瞬間偶發的事件。族群的內涵在異質性中被規定，它不以相似性為基礎，而且只有短暫的時效。

在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中，外在物質生活帶來的滿足感能否真正填補人的內心？社會崇尚的價值觀和加諸於自身的限制，究竟能否約束我們的行為，甚至定義我們的身份？我們應該以何種姿態立足於這個世界，度過漫長的人生？本季《白蓮花大飯店》帶領觀眾前往充滿東方宗教靈性色彩的泰國，表面上是度假放鬆的角色們，其內心深處卻隱藏著無法平息的紛擾。

英國最高法院判決，事實上是為這21年的空缺做出艱難的註腳。自Goodwin v. UK案以來，性別平等的道路變得日漸分歧且更為坎坷，面對這份複雜，並且誠實的考慮「性別非二元」這句話，後者雖然揭示著崇高的理念，但究竟「在法律上是什麼意思」？畢竟，法律不是一篇抒情散文，性別身分必須可執行且邏輯一致，行政與司法機關才能運作。

在這本《世界還能變好嗎？》裡，劍橋教授大衛・朗西曼走訪十二位思想家，用最不妄下斷言的方式，逼近我們最不願意面對的問題。民主不再神聖，正義未必光明，革命甚至可能只是意料之外的偏移。「政治從來不是回答『是什麼』，而是創造『有什麼可能』的能力。」面對碎裂的當代現實，我們能否還保有一點創造未來的勇氣？

《完美伴侶》是一部典型的「後《黑鏡》」風格科幻作品，描繪一個科技高度發達、視覺上光鮮亮麗的未來社會，在完美商品與理想生活的表面之下，隱藏著令人不安的倫理缺口。真正令人不寒而慄的，不是片中對機器人的描寫，而是男主角喬希對機器人女伴艾瑞絲的設定──他將她的智能調整為僅有 40%。這個細節並非無關緊要的世界觀設定，而是點破了一個深層的控制幻想：當「完美伴侶」的設計，來自一個自認為好男人的需求，她的存在就成為服從與依附的程式化投影。曾經歷親密關係暴力的觀眾或許會瞬間辨識出喬希的樣貌。他不怒不斥，也未明目張膽地貶低對方──他只是理直氣壯地相信，一位完美的女人，應該為了他而存在，應該甘願將自己調降到不會反駁、不會懷疑、不會超越他的程度。

人類並非唯一會執行女陰殘割的物種。在動物界，從果蠅的有毒精液，到豆象刺穿交配、臭蟲「創傷性授精」，我們看到一種極端卻常見的生殖策略：雄性透過傷害雌性來提高自己的生殖成功率。《失控的演化群像》不是在講「物競天擇」如何讓生物變強，而是告訴我們：演化也會製造 BUG，甚至允許邪惡與痛苦在物種中「被保留」。如果你以為自然界是和諧而優雅的——這本書會狠狠打碎這個幻想。

電影《破‧地獄》中的道教科儀，對有宗教信仰的人來說並不陌生。我曾持誦過一段時間的佛經，其中地藏經是必讀經典。在閱讀時，「破地獄」一詞給我帶來特殊的感受，彷彿身在無盡時間洪流中被某種未知之物轟然擊碎。若目連救母的故事為真，想必也是這種「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超然魄力。然而，細看這部電影的故事脈絡，卻是由一個個平凡日常事件組成，最終由主角依循禮儀，完成所謂的「破地獄」。

著作權制度原本建立在一種信念之上：創作是一種來自人類心智的行為，其價值源於創作者的意志、表達與風格。當我們說「某人擁有某作品的著作權」，我們說的其實是一種人格與產權的交織，一種文化制度對創作者身分的承認。但當一幅畫、一段旋律或一整篇影像腳本是由演算法所生成，這套制度該如何反應？AI 作品的著作權歸誰？又或者，它能被保護嗎？自 2023 年起，美國、歐盟與英國已陸續面對這些問題，不再只是理論，而是司法與政策上的直接對決。

生成式 AI 正在重塑全球創作產業的邊界，而奧斯卡的最新規範不再回避這場變革：只要「人」仍在創作核心，使用 AI 並不會成為失格的理由。這不僅揭示好萊塢的產業現實，更默默樹立了新的文化合法性標準。本文是來自《The Conversation》的分析，值得台灣影視與內容創作者留意。技術滲透的速度遠比我們想像得快，即便是「最傳統、最人本」的劇本與表演領域，也早已導入語音合成與 AI 協作。其次，觀眾的接受度其實相對寬容，這對產業決策具有重大意涵──反對 AI 的聲音可能來自產業內部，而非市場本身。從目前的研究顯示，觀眾在意的不是「用不用 AI」，而是「人類是否仍是創作核心」。

我們迷戀十九世紀的愛情故事，不是因為那個年代真的浪漫，而是因為壓迫仍可見、選擇尚未定。我們在這些故事裡看見一群女性尚未自由，卻開始凝視自由；尚未能說話，卻學會用衣角、沉默與眼神彼此傳訊。《侍女之道》便是這樣一部關於「準備說話之前」的影集，它寫給那些從未被邀請入場，卻始終等待出口的女人。

近來台灣社會出現了一些奇特的聲音，把台灣防衛自己與巴勒斯坦遭受壓迫相提並論，甚至高喊「台灣愧對巴勒斯坦」。但當我們仔細推敲這些論述的結構，會發現其中充滿了道德勒索、威脅層級倒置，以及刻意忽略中國因素的操作。在這篇文章中，嘗試拆解這種看似進步、實則自我矛盾的挺巴言論，並討論台灣在國際孤立中的真實處境──如果我們不想被情緒操控，就需要更誠實地面對世界的複雜。

起初，聽起來的確讓人歡欣，人不必再擔心與所愛之人猝然分離，可日子一久，你會發現你也無法擺脫那些所厭棄的：重病患者塞滿了醫院走廊，醫護人力根本無法負擔，只得請求家屬們帶回照顧，反正再怎麼樣也不至於過世；殯葬業者急著跳腳，他們維持了數百年來的工作機會一夕喪失，沒有入葬意味著沒有入帳，只得請求政府立法規範，現在開始，死亡的寵物都要依法規程序下葬，算是勉強緩和這種轉型衝擊。作為喬賽‧薩拉馬戈逝世前的最後一本寓言體小說，《死神放長假》讀來有種拋下包袱的幽默感，隨興所至、自由漫談，甚至荒謬到有點好笑。

正如本書反覆的提示，驚人相似的劇本正在相隔千年後上演。盛世的長期繁榮並沒有持續強化帝國中心，羅馬的官僚擴張與美國的自由秩序看似投射了影響力，但在帝國內緣拜經濟成長崛起的區域強權，最終掏空了霸權的基礎。在堅定的帝國論者眼中，美帝盛世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秩序，在弗格森眼中，美國出奇克制其軍事優勢，換做其他帝國，斷然不會在奧本海默時刻放棄重塑世界秩序的機運，而美國本應複製大英帝國模式，透過軍事優勢與自由貿易打造新的帝國秩序，卻在冷戰零時與後冷戰兩次錯失時機。在帝國論者看來，當世兩個最大經濟體結合而成的「中美國」（Chimerica），遠遠不是自由秩序的象徵，而是帝國衰退的徵兆。

我們所接觸到的 AI，總是被描繪得與我們人類驚人相似：能說流暢語句，模仿情緒，表現出好奇心，甚至聲稱自己富有同理心與創造力。但事實是：這些特質，它一項也不具備。AI 不是人類。而將它包裝成人類的模樣，反而危險至極——因為它太具說服力了。沒有什麼比「具說服力的幻覺」更可怕。

〈Common People〉在台灣被譯為〈凡夫俗女〉，這個翻譯雖保有一定的文學美感，卻可能錯置了原標題的社會批判性。在英語語境中，「Common People」常指涉缺乏特權、無法選擇命運的社會底層。這一詞彙既是社會分類工具，也含有一定的輕蔑語感。而在英國文化脈絡中，它更是 Pulp 1995 年經典歌曲〈Common People〉的關鍵詞——那是一首尖銳諷刺階級模仿與資本體驗主義的怒吼之作，副歌中唱道：「你永遠無法像平民百姓一樣生活，因為你總有離開的選擇」。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黑鏡〉第七季首集將最基礎、最有限的意識延續方案命名為「Common」，無疑是一次語言與制度的雙重諷刺。當「Common」使用者在虛擬世界裡被迫插播廣告、無法自由行動，甚至淪為系統的計算資源時，他們的「平民」身分不只是象徵，更是被刻意建構的技術階級。

讀者手上這本《幻象：偽真實的預製時代》緣起於上世紀家用電視普及後，所迎來的第一次大選辯論，用傳播業界的玩笑話來說，更上相的甘迺迪擊敗了尼克森。人們關心辯論的規則，能不能帶筆記、現場是否清空以及是否即時關麥等等，這些規則凸顯節目所設定的適格總統候選人形象──是否已經有人注意到在進入電視時代後，再也沒有一位美國總統以「戴著眼鏡」的公開形象出現？在布爾斯汀看來，總統大選辯論正是一場偽事件的大雜燴。偽事件並「不假」，不若謊言需要反覆說一百遍才能成真，偽事件自始即因人們真心信以為真而能取代事件。曾經同樣經歷過數次總統大選的我們，可以回想我們對於總統適格與否的認知，是否也幾乎完全來自於媒體自一系列活動、造勢與辯論中所推播的種種形象堆疊？

2025 年三月，一本回憶錄意外登上了國際政治與媒體科技交界的舞台。它既非預言未來，也非回顧科技成就，而是由臉書前全球政策總監莎拉‧溫恩─威廉斯所撰寫的《Careless People》。此書甫出版即引發風暴，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緊急提告，試圖中止出版與宣傳，並聲稱作者違反保密條款與誹謗規定。在這本書與隨後於美國國會的證言中，莎拉‧溫恩─威廉斯親自證實了祖克伯長期刻意「配合中國政府」，在香港與台灣啟用特定審查工具，並交由共黨官員先行試用審閱。該言論工具的核心設計，正是出自祖克柏「本人」。

這波反駁龍應台投書的聲浪中，很少有人討論《紐約時報》的角色為何，似乎直接假設這是一個透明中立的新聞媒體，但事實顯非如此。像這種抒情左統氣味的文章不太可能出現在《華盛頓郵報》、不可能出現在《大西洋月刊》、更不可能出現在真正政治相關菁英閱讀的《Politico》與《Foreign Affairs》。在眾多所謂「自由派菁英媒體」中，《紐時》踩著一個特殊的戰略角度，導致他們把龍應台這種人當「好用的資源」。部分美國自由派媒體至今仍未認清現實，遲鈍程度彷彿炸彈在旁邊已經爆炸，卻仍未回神。尤其是拜登任內，已完全轉向美中戰略對抗格局，尤其在科技圍堵、地緣結盟上非常堅定。但許多媒體並未完全隨之調整敘事框架，使得拜登政府對中國的強硬政策，在主流媒體敘事中常顯得「不夠有激情」。

2017年，石黑一雄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對石黑的作品的評價是：「在具有強大情感力量的小說中，揭露我們與世界連結的錯覺底下的深淵。」石黑曾在訪談中說過，當初寫完《長日將盡》後，有天晚上，他聽著Tom Waits用滄桑，富有飽滿情感的嗓音唱〈Ruby’s Arms〉，這首講述了一個士兵在凌晨時分離開睡夢中的愛人，坐火車離開的歌曲，被Tom Waits像浸泡在威士忌中的悲情嗓音唱得哀痛動人，其中一段，更是直白地坦訴這種要離開愛人的心境。

我們該如何定性善人？如何定性善行？同理，惡人、惡行亦同。進而，是否存在著做出惡事的善人？又，是否存在著做出善事的惡人？說到底，善、惡又是什麼？我們都知道人無完人，但我們所具有的價值框架所設想出的善人、惡人就是一個理型的完人。《道熙啊》所留下的模糊空間及其所演示出角色所具有的道德瑕疵，都是在二元化的世界中讓我們看見二元化限制的線索。我們將得以反問結果是否能正當化手段？「應得」該如何地達致？惡人受到（未必正當、合法）制裁的親痛仇快感，又或者非惡人未受到制裁（甚或從未視作問題），更是讓應得所源出的價值標準被顯現的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