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棵已經被燒焦的巨樹。它雖然已經死了，但依舊像過去千百年那般站在原地。在被大火（這是大自然最受誤解的一種力量）吞噬之後，它只剩下一具焦黑的軀殼，四周則散布著一層厚厚的灰燼以及許多棵同樣焦黑的樹木。這片土地在經過一場大火蹂躪之後，已經草木不生，一片荒蕪。然而，和一般人的觀念相反，紅杉之所以能夠活得如此之久，火其實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

這個大哉問可以經由「設定」一詞就「解決」，但與其說這是解決，不如說這是敷衍。因為所有無從解釋的一律都丟給設定就行了，就算矛盾都可以說這是設定使然。如果與機器人—人工智慧有關的議題，毋需觸及意識與人的主體性之疑難，那麼終究會產生自我解消的矛盾，因為與此相關的一切就不再必須與機器人有關。這個疑難，正是機器人議題的命運。一個簡單的例子是電影《會計師》中具有會計師身分的殺手，故事中卻幾無任何與此職業相關的資訊，那麼故事就沒有將角色設定為會計師的必要性。

劇中的「切割」手術，把工作與私人生活徹底分割，主角進入辦公室時，私人記憶會被抹去，只有工作相關的記憶能運作，好像不曾下班或睡覺過；而當他回到家，則完全記不起職場的一切。一生就此變成兩條毫無交集的平行線，兩個截然不同的獨立個體各自生活。這種「記憶分割」宛如極端解離。解離是指當人遭遇創傷壓力時，會將不好的記憶分割出來，使其與自我意識隔絕，產生保護機制。

一個裸體的暴君儼然在我們面前活靈活現，他試圖扮演那個他所不是的人，而這件事的代價就是他必須遠離所有想對他交予真心的人，因為他們會戳破他對自身形象的幻想。賽巴斯汀‧史坦盡責的演繹這段成長與墮落史，包括那些噘嘴唇，好用手指的川普小動作，以及他自成一個驕傲又得意的嗓音。但是既然如此，為何本片仍然不入討厭川普的客群的眼呢？《狂人法則》作為一種川普倒影並不是錯誤，錯的是它沒有搞懂自己的客群並從中決斷，而且避開了更重要的問題。

我們這群人，在二二八事件後對於國民政府的作法憤懣不已而集結到了香港，試圖尋求臺灣獨立的契機，並在廖文毅博士的指導下力求盡自己一份綿薄之力。但是蔣介石早已進入臺灣，當前臺灣的獨立契機，早已不知被往後推延了多少。今後若果臺灣真的有獨立的機會到來，那不是蔣介石政府被中共打得從這世界上消失了，就是美國基於戰略需要持續守衛臺灣的情況之下，蔣介石所率領的那批進入臺灣的傢伙全都死光的時候。除此之外，別無其他機會。這麼想，如今一敗塗地的這種情況，廖博士也只能轉換戰略，至少繼續以香港為陣地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

讓人感到有趣的是，Ren雖然有很戲劇性的致命疾病經歷，但創作卻不僅是關注於自己。他喜歡跟遊民相處，也以底層的角度批判社會，他的歌詞都很長，而且經常有故事性，具有某種當代街頭口傳文學的風格，與此同時，Ren也經常被歌迷稱為吟遊詩人，就如同莎士比亞當初是「亞芬吟遊詩人」。我們會注意到，Ren呈現出一種「相對不插電」的嘻哈態樣，由於合成器與電子音樂減至最少，反而表現出嘻哈的本質其實是以強而有力的歌詞構成震撼人心的節奏，這正導向人類傳遞文學與故事的原始模樣。

臉書政治與社會議題討論生態的嚴重惡化，並非全球各地的事實查核中心造成，而是Meta高層過去一連串看風向自保而無遠見的措施所致。然而2025年的現在，我們卻也不得不承認，事實查核本身並非政治極化、民主倒退的有效解方，因為我們身處的故事並不是「地動說」戰勝「天動說」這種對錯真假一分為二的故事，而我們也沒有人是哥白尼或伽利略。讓我們生活在火宅之中的，很少是單純可查核的「事實」，而是對我們社會共享價值有害的「意見」。這些意見夾雜著半真半假的資訊，成為巴德尼口中「滿天飛的垃圾」。

有一種常見的錯誤詮釋，認為第139話的機械降神試圖解決的是艾倫的道德困境，也就是說，把艾倫的動機從「為了帕拉迪島」替換成「為了全世界」，藉此將艾倫的行動擢升到更高的道德層次，使大屠殺從效益上合理的變成道德上正當的。然而，艾倫本人的聲明已經阻斷了前述詮釋的可能性。按照艾倫在第139話的自白，他最在乎的既不是世界也不是帕拉迪島，而是米卡莎、阿爾敏以及一起並肩作戰的同伴，他希望他們可以無憂無慮地生活下去，長命百歲、毋須擔心戰火的侵襲與他人的惡意。「利己」與「利他」可以並行不悖。因此，諫山創憑空降下一個能夠美化絕對暴力的崇高目的，其用意顯然不是為了替他的主角洗刷清白，相反地，第139話引入機械降神、使巨人之力從世上消失的作法，不僅沒有提升艾連的道德境界，反而強調了其行為的「惡」。

事實上，諫山創的選擇非常合理，因為怪誕蟲完全不是，也不應該是故事的重點，如果情節推進到解決怪誕蟲之謎，無疑會讓故事陷入一種迷思，彷彿可以透過根治某個問題，讓這個世界徹底改頭換面，但是，《進擊的巨人》不是一部烏托邦作品。艾連在陳述為何發動地鳴時說，「我確切知道的是，米卡莎的選擇所帶來的結果。全都是為了抵達那個結果，我…不斷地前進」。如果虛無的自由是這個故事的主題，那麼艾連並不需要「不斷地前進」，畢竟，他的「自由」也包括無視米卡莎的選擇，而艾連沒有選擇這樣的自由，他的選擇是不斷前進，抵達「米卡莎的選擇」。

話又說回來，音樂始終來自人性，人性往往少不了性別，而世上大部分地區的整體音樂品味都會隨著年齡與性別而有所差異，且幅度幾乎不輸國籍與語言所代表的差別。由此性別登記從串流業者的角度來看，就成了實務上的一種統計優勢，因為你可以藉此把同國家、同年齡、同性別的舊使用者他們已經喜歡的音樂，推薦給什麼都還沒有播放過、宛若一張白紙的新使用者。我在理論上反對這種做法，也很希望能在實務上反對這種做法，因為我個人的音樂品味絕不限於我這個族群的人。但屬於我們這群人的獨特品味，確實是形成在上世紀八〇年代的美國調頻電台上，那是一群青春的少年聽眾，而我正是當中的一員。

《你是我眼中的那道光》擁有令人印象深刻卻不搶戲的音樂設計，透過托普榭甜蜜與憂鬱的電子音樂，還有導演帕亞爾·卡帕迪亞的品味，你可以在一波波如指尖觸碰或者呢喃的震動裡感覺到屬於孟買眾生的脈動，以及同樣身處這座城市掙扎的三位女性的希望與落寞，那是晶瑩剔透的水晶音樂，也是水晶落地的破碎時刻，事實上本片一開始就用一種偽紀錄片手法拍攝，帕亞爾·卡帕迪亞透過不同的路人及其自白，說出她們在孟買的故事，關於她們對這個地方的希望與落寞。

儘管死亡元素並非第一次出現在阿莫多瓦的作品裡，至少在《我的母親》裡死亡就是推動角色的關鍵元素，但《隔壁的房間》中，死亡卻是核心議題。不只因為故事主線是罹患癌症的戰地記者找一個不是她最熟的朋友陪伴她安樂死的過程，同時也因為片中的角色一邊回憶上世紀挑燈夜戰於新聞還有享樂的黃金年代，一邊覺得對於現實無能為力的感慨。那是蒂妲·絲雲頓扮演的與女兒不睦的瑪莎，也是茱莉安·摩爾扮演的恐懼死亡的英格麗，當然也是與她們兩個都曾有過一段情的約激進環保與人類自願絕育倡議者達米安。

你相信真愛的存在嗎？很有可能：根據數據收集公司「Statista」在2019年的一項調查顯示，94％的美國人相信真愛。哈佛大學教授、社會科學家亞瑟‧布魯克斯認為，真愛這個概念沒有太大的爭議，但有很多美國人對愛情抱持著一些更浪漫——卻不現實——的信念：一見鍾情或命中注定。很多相信這些廣為流傳、神奇魔法般的概念的人覺得，它們或許就是真愛的本質。其他人則認為務實的戀愛更好——長遠來看，真愛是好運氣、自由意志與努力經營的綜合體。證據表明，後者的說法才是正確的。更關鍵的是，沉浸在虛幻的愛情泡泡裡，反而讓我們更難找到與維繫愛情。

然而我們迎來了需要表演「脆弱性」的新時代，能夠無礙的「恰當」展示自己的精神弱點，變成了受眾人喜歡的特質。凡是參加才藝比賽的歌手莫不失去親人、大病初癒、浩劫餘生、霸凌倖存，之中至少選一項標籤來讓人記住跟喜愛自己，因為僅是有才藝從來都不夠，你還要有個傷心的故事，一個無傷大雅的脆弱痛點，對陌生的人們來說，唯有當眾展示你的痛苦，你才真的成為一個人。意外的是，或許不只是選秀明星，社群媒體把一般人也變成了這樣。

《史記》記錄「褒姒不肯笑」是西周滅亡的原因，編了一個故事關於幽王想盡各種辦法讓她笑。有一次幽王誤點燃通知敵人來犯的烽火，諸侯從四面趕來卻不見敵人。褒姒看到後大笑，幽王很高興，多次點燃烽火，也因此失去諸侯的信任。不過從各種歷史與考古證據都可以看到，這個故事不可能是真的，首先直到「戰國時代後期」以後才開始廣泛使用烽火，其次是率領西夷、犬戎的申侯擁立平王，而平王為了躲避戎來襲而遷都，這在邏輯上也不成立。

近期接連而至的噩耗與意外，讓我不禁回想起《生之敵》帶來的啟示：「你無法預知人生的結尾，也無法知道敵人何時來臨。」這部電影不僅探討了敵人是什麼，更帶領觀眾反思，敵人可能以各種形式存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電影中，導演吉田大八將「敵人」塑造成《雙峰：回歸》中煤炭工人的形象，並暗示敵人來自北方。對冷戰後的日本觀眾而言，「北方的敵人」或許是俄羅斯，而在當今的語境中，這個符號也可能指代中國或北韓。這些解讀隨著不同世代而變化，但導演的寓意並不止於此：敵人不僅是外部的威脅，還深藏於我們與生活對抗的每個細節中。

本片的夢境結構，實際上至少有三層設計，特別是當我們發現乍看覺得出現得有點荒唐的嘉義，被用來再現某種中日對抗南北雙城的卡夫卡式架空寓言結構，其實是第二層世界而非現實；在此之外，還有二戰日本士兵侵略鲁家峪的第三層現實（這大概就是本片唯一缺點，就是在這裡本片犯了一個像是《金錢男孩》誤把誤把馮京當馬涼的錯誤）。但更重要的是，那起初被當成春夢的第一層夢境，主角義男不再陽痿之地，如何無中生有，或者重新組織與編排現實誕生出創作慾層層突破影響現實，才是本片令人感動之處。

森林是故事與意義的集散地。幾乎從文字出現以來，人們就開始創作關於森林的故事。歷史上最早的史詩《吉爾伽美什》便講述了一趟森林之旅，呈現人類與森林之間的複雜糾葛。為了取得木材，史詩主角吉爾伽美什帶著五十位隨從，翻越了七座山，前往黎巴嫩的杉樹林。砍伐林木的聲音，喚起了森林中的巨人胡姆巴巴，使祂開始攻擊吉爾伽美什。吉爾伽美什藉由贈送各種來自城市的奢侈品，誘騙胡姆巴巴失去神力，最終殺害了這位巨人。

「極度不妥」打敗了其他貌似「更重要」、「更具公共性」、「更嚴肅」的詞彙，獲得年度新語、流行語大賞，背後原因值得探究。在劇情中，「男性相對不受限制」與「人與人之間關係邊界不清楚」，是二為一的事情。事實上是否真是如此或許可以再討論，但《極度不妥！》鋪陳出的昭和時代其實就是這樣，宮藤官九郎試圖從昭和中提煉出好的部份，譬如人情味與對彼此的善意，但我們很難想像這些「好的部份」可以唯獨排除男性特權而存在。為了回應這個問題，宮藤官九郎特別安排了小川體悟到「對自己女兒不願意說、不願意做的事情，就別施加到其他女性身上」的橋段，這聽起來不過是常識，但仔細想想還真的很多人做不到。

依照書的順序來讀的話，觀者很簡單就能意識到時間所帶來的改變，婚禮祭儀，祖父母分別生病，離世，葬禮，感傷與痛苦，新生命的誕生。這本來是跟觀看者完全沒關的事情，瑣碎、微小，又是任何人都經歷過的事情，這是川內家的家事，與我何干？《CUI CUI》最打動我的地方就是，我想川內倫子應該是相當投入地去拍了許多照片。但她卻選擇將自己置於如他者般的遠處，好似這一切與自己無關那樣冰冷地選擇、編輯照片。她不只忍受拍照的疏離，更忍受了編輯的疏離，而只有這樣，她對家族的綜合感情才能夠全部留給觀看者。每張照片都有著無數細小的缺刻，孔洞，這不滿足而悵然若失之處剛好能騰出一人份的情感位置，邀請觀看者走入她的生命經驗。

「有人問過我，我是否受過電影學校教育？」「我說：『不，我受電影教育。』」昆汀的優點正在於他可以跳出學院視角，他喜愛致敬類型甚至引用歷史，但他絕不把這些事情做的很學究，看他的電影你可以清楚明白，哪怕你不知道他的作品在致敬影史的哪些類型，又或者引用的那些元素是什麼，但你還是可以看的很開心，這裡面絕對不會有什麼太艱澀或者難以理解的事情，相反地一切都如此清晰明瞭，如同他在書裡對馬丁史柯西斯、布萊恩狄帕瑪、山姆畢京柏、史提夫麥昆，甚至是你絕對沒聽過的影評人凱文湯瑪斯等多位電影人的意見與評斷都是如此明快直接。

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研究員艾瑪‧秀提斯在2024美國總統大選前一天，飛往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市觀摩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的最後一場造勢。她寫道：「女性支持者充斥了整個造勢場合，尤其是年輕黑人女性特別多。還有一些年長郊區白人女性，她們看起來簡直就像是麻州參議員伊麗莎白‧華倫的表親。有很多男性選民也很熱情，但人數遠不及女性那麼多。」秀提斯繼續描述道，那場造勢上賀錦麗看來極具魅力，群眾中的女性激情呼應著她的演說。「當提到生殖權利的言論時，簡直全場沸騰」。北卡羅來納州有非常嚴格的墮胎限制，影響著全州的婦女。然而大選的開票結果卻證實，生殖自主議題也許確實能在民主黨造勢場合贏得最高分貝的歡呼聲，但遠不足以讓人當選總統。

早在1970年，高達便在《殘像》的39條綱領中，清晰地展現了1960至70年代歐洲左派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堅決反對抽象化與形而上學的世界觀，轉而提倡基於物質現實的辯證分析。這些條綱看似艱澀、硬核，卻揭示了電影創作與評論必須介入現實的深層責任。有趣的是，當我們回望2024年，這樣的責任似乎更多地落在了紀錄片的肩上。然而，這些嘗試能否持續，仍令人懷疑。正如《青春（苦）》的映後討論所言：「紀錄片改變不了什麼。」或許，高達當年便已對戰鬥電影的計劃感到失望，認為這一努力終將徒勞無功。但真的徒勞嗎？也許，將現實記錄下來，就是改變的開始。

二戰剛結束，台灣這座島上居住的華人是世界衛生組織方便可及的研究對象。當時的中國仍然在鐵幕之後，蔣介石控制之下的台灣和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因此都成為學者研究中國的替代品。雖然被以「荒謬」形容，當時被視為「自由中國」的台灣在聯合國著實代表中國的席次。中國是三個提議創立世界衛生組織的聯合國成員國之一，且中華民族佔世界總人口超過五分之一。然而，那個代表中國、成為國際組織想要了解中華文化，以及將全球發展主義應用於中國社會實驗場的地方，竟然是台灣。

《帝國浩劫》的故事罕見地以記者為主角。資深記者 Lee 與 Joel 前往華盛頓白宮，在戰爭的尾聲他們想要採訪到總統對於局勢的看法，以及他所造成的現況的一些感想。使用「造成」並非無端，從故事裡頭總統的發言我們可以知道他已經在第三任期，且解散了聯邦調查局，甚至空襲了美國公民，這或許是某些原因的結果，但包括此在內雖未經故事揭露的種種作為，也導致了美國中央以及革命方的「西方力量」──由德州與加州所領導的勢力──之間的戰爭。

祖克伯模稜的投機態度對產品造成深刻的影響，對於前述言論市場生態問題，臉書團隊跟祖克伯畢竟無法不處理，因此他們延攬了前任Google高階經理人雪柔・桑德伯格為營運長，她帶著在前公司施展的商場手腕加入臉書，但並不是每位女性員工都受桑德伯格喜愛。「很明顯，大概從第二個月開始，大家就知道她最喜歡幫哪些人的忙。她們都跟她很像，會帶健身背包或瑜伽包上班，頭髮吹得很漂亮。」一位早期的員工說，「總之，不是那些在男性主導的團隊裡，每天作戰的邋遢女性工程師。」

雖然《黑白大廚》並不是憑空產生的企劃，而是繼承了過往諸多優秀節目，卻帶入了其他國家製作團隊可能一點都不願意觸碰的戲劇轉折──它從一開始，就把廚師分了等級，已經證明過自己的廚師稱為「白湯匙」，還需要打響名號的廚師，稱為「黑湯匙」。《黑白大廚》以各種華麗場佈，讓白湯匙廚師高高在上的出場，俯視底下的黑湯匙廚師。正如節目一開始參賽者鼓譟私語的內容那樣：「為什麼他們站在高處，我們在這裡？到底是根據什麼決定湯匙顏色的啊？」

為了凸顯日常清醒時的思慮有多麼難以觸及被隔離／被抑制的記憶，請容我暫時用電腦領域偶而會發生的事情來加以比喻。儘管這種比喻在諸多方面都不夠精確，卻有助於讀者理解佛洛伊德所說的隔離（isolation）或斷開連結（dissociation）的意思。有使用過一陣子電腦的人都知道，有些硬碟檔案儘管還在，卻無法開啟或無法有效讀取；就像無意識的材料，我們試圖清除的電腦檔案很少真的被刪除掉。已經成為無意識的記憶、念頭及願望，就像這些檔案：我們可以說，建立這些檔案的應用程式已經不存在。然而更好的說法或許是，能夠找到、開啟並讀取這些檔案的應用程式，還有待被設計出來。

對許多影迷來說，貝拉·塔爾代表著沉浸式、非主流、寫實、哲學、反傳統與打破階級的精神。而在我心中，最貼近他的形容詞卻是「充滿耐心的」。第一次觀賞《鯨魚馬戲團》時，長鏡頭中那份緩慢的「黑暗」感彷彿從螢幕中溢出，逐步將我吞噬。這種氛圍看似簡單，卻需要精密的分鏡與場面調度才能達成。

1869年，辛辛那提紅襪隊成為棒球界第一支全職業球隊，這要歸功於一名願意出資的當地商人。僅僅兩年後，職業棒球隊的數量激增，足以成立國家職業棒球員協會。雖然棒球員的薪水通常比工匠高，也比藍領階層高得多，但棒球員當時並不是一份體面的職業。業餘球員純粹因為樂趣而打球，得到了上層社會的尊重，但那時職業棒球員的社會觀感跟演員和拳擊手一樣，經常被視為粗俗無禮、愛作弊和酗酒的社會底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