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友俞

我們該如何定性善人？如何定性善行？同理，惡人、惡行亦同。進而，是否存在著做出惡事的善人？又，是否存在著做出善事的惡人？說到底，善、惡又是什麼？我們都知道人無完人，但我們所具有的價值框架所設想出的善人、惡人就是一個理型的完人。《道熙啊》所留下的模糊空間及其所演示出角色所具有的道德瑕疵，都是在二元化的世界中讓我們看見二元化限制的線索。我們將得以反問結果是否能正當化手段？「應得」該如何地達致？惡人受到（未必正當、合法）制裁的親痛仇快感，又或者非惡人未受到制裁（甚或從未視作問題），更是讓應得所源出的價值標準被顯現的瞬間。

若說在資訊越是充足的情形下所做出的行動越是適當，那麼去認識其他國家的人如何看待我們就是獲取資訊的重要渠道。政治的權力遊戲本就是攸關生死，縱使表面上看來乾淨，裏下仍是存有著無盡的血污，因此，對於我島作為一個小國而言，更是如履薄冰，一個失足或許就再沒有下一步。基此，《世界之鑰》是一個我們去認識我們以外的人怎麼認識我們的來源，而這等認識之所以有其必要性，即係因為我們希望能在每一步都走得踏實，讓每一步都還有下一步，也讓我們能免於因為一直有著下一步，就誤會於亡國感是為虛妄的倖存者偏差。

這個大哉問可以經由「設定」一詞就「解決」，但與其說這是解決，不如說這是敷衍。因為所有無從解釋的一律都丟給設定就行了，就算矛盾都可以說這是設定使然。如果與機器人—人工智慧有關的議題，毋需觸及意識與人的主體性之疑難，那麼終究會產生自我解消的矛盾，因為與此相關的一切就不再必須與機器人有關。這個疑難，正是機器人議題的命運。一個簡單的例子是電影《會計師》中具有會計師身分的殺手，故事中卻幾無任何與此職業相關的資訊，那麼故事就沒有將角色設定為會計師的必要性。

《帝國浩劫》的故事罕見地以記者為主角。資深記者 Lee 與 Joel 前往華盛頓白宮，在戰爭的尾聲他們想要採訪到總統對於局勢的看法，以及他所造成的現況的一些感想。使用「造成」並非無端，從故事裡頭總統的發言我們可以知道他已經在第三任期，且解散了聯邦調查局，甚至空襲了美國公民，這或許是某些原因的結果，但包括此在內雖未經故事揭露的種種作為，也導致了美國中央以及革命方的「西方力量」──由德州與加州所領導的勢力──之間的戰爭。

一群美國人穿著空手道服、遵循著空手道的禮儀、正經八百地操演著這項技藝，光是如此所具有的潛在文化挪用風險，本身就有相當的荒謬感，畢竟這是一個終戰後的戰勝國與戰敗國之間的文化移動，尤其，電影所具有的黑色喜劇性格，更放大細節於鏡頭之中。在故事角色經由對白所說出的表面故事，是一個性別政治的反抗故事，但穿透角色的表皮，探詢符號所象徵的，實際上所被訴說的故事，卻是具有陽剛氣強者始終勝利與統治的敘事。

電影的裏面，故事裡的貝拉成長後成為外科醫術實行者，但這門技術不僅啟發於父親—上帝—神，更且，這門技術—醫學在故事中一再強調的經驗性與科學，參照經驗科學所具有的工具理性性質，以及，工具理性與資本主義的內在關聯，那麼立志成為、實際操練此門技術的貝拉，毋寧是選擇走入了這個男性的世界。這項選擇也可以在結局中貝拉做了哥德溫對她所做的一樣殘暴的事──換植將軍與羊的頭腦──可以見得，更且，走入這個體制的貝拉並非為了體制內改革，卻是在體制內享有特權者的權力。

實際上，《Perfect Days》的故事中所訴說的根本不是日常，卻是過往，the good old days 說的是美好的舊日時光，而導演溫德斯不僅認為那些舊日時光是美好的，更是以最高級的「完美（Perfect）」以冠之。讓人傷感的是，電影裡畫面、敘事、對白，都是一種對於生命有限性的吶喊：「不想老去！」、「不想死亡！」只不過，無論是卡帶也好，或是童玩，我們曾經的現在已經是過去，新生的人所歡慶的當下也不是禮物（present），因為都會過去。

《Lara》，是主角拉娜的名字，但她卻是故事中的配角。在電影的多數場景中我們都能發現音樂與鋼琴，拉娜的兒子維特即將舉辦鋼琴演奏會。從電影海報中我們就能發見端倪，處於這場演奏會中觀眾角色的拉娜，既是主角，又是配角。而這個特質正凸顯在曾經作為鋼琴家的她，面對兒子的成功所產生的矛盾心理。

「我們並非因為可愛才讀詩寫詩，而是因為我們是人類的一員，而人類充滿了熱情。醫學、法律、商業、工程。這些都是高貴的追求，以及維生的必要，但詩、美、浪漫、愛，這才是我們活著的意義。引用惠特曼：噢我，噢生命，覆反的問題，關於無信仰的列車，關於充滿愚蠢的城市。這裡頭有什麼善，噢我，噢生命？答案是你在這，生命存在與同一性，強力的劇演繼續，而你能貢獻一首詩。強力的劇演繼續，而你可以貢獻一首詩。」

在故事中喬對公主所發展出的愛戀感情，也讓他捨棄原本的圖利計畫，如此的轉變也正是一種騎士精神，而這種精神所展現的高貴人格也早在喬把公主還是個麻煩女子帶到臥室安處卻未做出任何踰矩行動就已得見。文藝復興是在歐洲的宗教時代對於古希臘語羅馬的價值回想，同樣的，在戰後（電影發行於一九五三年）的故事背景中，不追隨現代主義，也不依循寫實主義，卻是回歸到十八世紀的歐洲浪漫主義思維，也正是在電影上的浪漫主義復興。尤其，這兩個復興都發生在義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