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2025年畢業典禮上，一名中國紅二代學生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等語彙發表致詞，引發國際關注與爭議。本文從事件出發，回顧中國資金如何影響美國高等教育，並探討大學自治、學術自由與教育公共性之間的矛盾與盲點。當蔣雨融站上講台，我們是否該重新問一句：這世界上，真的有「私立大學」嗎？ 

 

 

 

從蔣雨融到盧郁佳，為什麼我們難以真正談論哈佛？

 

　　2025 年初夏，一位身披珠光雲肩、英語詞彙不多但口氣慷慨激昂的中國留學生蔣雨融，站上哈佛大學畢業典禮的講台，以「Our Humanity」為題發表致詞。這段演講迅速在美中輿論場上引爆關注。她談「共同命運」、引用「shared future」、呼籲理解「敵人也有人性」，甚至扯世界上仍有女性無法取得生理用品，獲得現場滿場掌聲，接著在簡中網路討論中徹底翻車──中國網友似乎比哈佛高層更了解這這位女性「拿的是什麼腳本」。

 

　　中國網友發現，蔣雨融根本不是她自稱的什麼苦學出身的成功範例，而是不折不扣的遂寧市政協黨組副書記、副主席兼市委統戰部長女兒。她的父親蔣志明2022年曾公開感謝過其他「重要人士」大力協助他女兒申請哈佛，進入中國黨政高層最「厚愛」的甘迺迪學院就讀。

 

　　在川普政府與哈佛大學陷入政府補助與外籍學生去留角力的當下，哈佛大學竟挑選一位紅二代上台，穿著誇張的戲服，彷彿習近平的人偶那樣，淚光閃爍的講出「共享未來」──這是中國商務部、外交部以及一帶一路計畫不斷出現的標語，甚至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已經用了這個標語長達七年。

 

　　這在美中關稅談判煙硝四起的當下意味什麼，以及哈佛的政治判斷到底有多「精美」，我還需要說的更明白嗎？

 

　　諷刺的是，如果大家的記憶力不像金魚那麼短暫，應該還記得台灣評論者盧郁佳在事件發酵前一週，曾發表一篇文章〈中共如何買下哈佛〉，細數哈佛長年接受中國資金、協助權貴洗白的紀錄。她的文章雖然受到部分人士歡迎，但也馬上迎來她是否「支持川普」、「反對國際學生」、「質疑大學自治」的抨擊。

 

　　這樣的迴響透露了一種普遍卻少被談論的焦慮：我們似乎越來越難誠實地談論哈佛，或者說，談論高等教育體系本身。談它的財政，會被說成反學術自由；談它的權力關係，會被當成反國際化；談它「精美絕倫」的政治判斷，會被懷疑不配當自由派。於是，在掌聲與譴責之間，我們遺失了最重要的問題：哈佛畢業典禮的講台，代表的是怎樣的價值傳遞機制？高等教育的公共性，是不是已經讓位給了象徵資本的競技場？

 

 

台灣對哈佛的四種反應，何以正視問題本身如此困難？

 

　　蔣雨融的演講成為話題之前，早已有跡可循。從美國國會批評哈佛包庇中國學生施暴藏人與台灣抗議者，到學界追查中國白手套透過鉅額捐款影響校務運作，再到盧郁佳詳列中共權貴子弟如何藉由「推薦管道」進入名校、占據資源──問題的蛛絲馬跡已經存在多年。然而，當她在《思想坦克》提出質疑時，她得到的批評與共鳴，卻顯然不全然跟內容有關：與其說讀者在討論觀點與事實，不如說大家都在確保自己「站對立場」。

 

 

　　有些人非常快的與川普「同步」，他們樂見哈佛被「整頓」，抱著這樣的心態而把任何記錄哈佛過往問題的文章，都視為川普「對抗自由派學界」的延伸論述。然而讓人擔心的是，這些人其實可能對哈佛問題的結構性關鍵毫不在意──他們只在意誰吵贏了，而對教育體制的腐蝕與反思沒有真正的興趣。

 

　　另一端，是進步社群中的語言焦慮。由於川普與美國極右勢力常被視為種族主義與反自由主義的代表，任何與其立場「貌似相似」的批評，無論其實質內容如何，都容易被誤解為倒向保守勢力的投誠。當盧郁佳批判哈佛與中共的金權結構時，第一時間被質疑的不是她的論點是否有道理，而是她「是不是在幫川普講話」。

 

　　當然，來自台灣學術與高教圈的反應則更為微妙。有些人深信「大學自治」是現代民主不可侵犯的制度基石，因此對任何「政府應該介入調查哈佛」的言論保持高度警戒。但這種戒慎卻往往遮蔽了事實：中國政府與企業早已透過獎助金、研究計畫與校園組織進行事實上的「大學干預」，而這些行為卻從未遭遇等同的抵抗。大學自治成了某種選擇性神主牌，只擋政府，不擋中資。

 

　　最後，是進步派中某些「語言潔癖」傾向的左翼文化人。他們憂慮對中國留學生的批評會被擴大成對亞裔的敵意，於是對一切涉及中共、留學、菁英再製的議題謹言慎行，甚至傾向淡化其中的政治意涵。這種小心翼翼的沉默，最終卻使中國政府在全球高教體系中的擴張行為，獲得了更大的論述庇護。

 

　　四種立場，看似南轅北轍，卻共同構成一種難以言說的壓力場：任何想誠實談論哈佛與中共關係的人，都得先面對一場表態與誤解的拉鋸。但問題或許遠不是哈佛有多神聖高貴，而是我們對於高等教育的想像與期待到底是什麼？

 

 

既要、又要、還要的吸血鬼常春藤盟校

 

 

 

　　川普重新上台以來，刪減了非常多高等教育與基礎科學研究預算，這讓人十分擔憂。但問題卻是，最先受到衝擊的根本不是哈佛，而是那些更有機會能讓窮人翻身的公立大學，它們受到的衝擊大到有些學校甚至考慮停止招生，但台灣卻似乎不見這類討論。

 

　　美國教育學者德波爾（Freddie deBoer）早在2017年就指出過美國教育資源嚴重失衡的問題。他在學術網站《Jacobin》上發表文章，引用監督政府預算透明的非營利組織「Open the Books」數據，這份報告指出從2010年至2015年，聯邦和州政府對常春藤盟校的減稅、契約、撥款和直接捐贈的支出超過了四百億美金。這八所常春藤盟校的大學都來自美國的一個地區（東北部），服務的大學生數量只占美國大學生的一小部分，但它們每年平均從聯邦政府拿到的資源，比十六個州的大學還多。

 

　　此外，大多數就讀於常春藤盟校或其他私立精英大學的學生，經常是最不需要受政府幫助的族群：四成的學生出身於全美收入最高的0.1％家庭；2012年，70％的耶魯大學新生來自年收入超過12萬美元的家庭；哈佛大學學生的家庭收入中位數，則是全國平均的三倍之高。簡單來說，這些學生絕大部分都過著經濟安穩的生活，而多數人未來也將成為金字塔頂端的人。

 

　　但是，美國政府卻繼續向這些富有的教育機構注入資金，富裕的校友也持續慷慨地捐贈數億美元的免稅資金，並經常打著回饋母校精神，呼籲機會平等的口號。儘管像是康乃狄克州立大學系統、紐約市立大學系統或加州州立大學系統，這些公立大學很明顯在「促進社會流動性」方面做得比私立精英大學更好。然而，即便如此政策和制度仍不斷殘酷地削減它們的資金。

 

　　公立大學面對的情況仍然如此，甚至逐年加速，但沒有人對這種詭異的現象提出質疑：為什麼那些相對富有的私立大學應該得到巨額的公共補助？也沒有人回應為什麼政府不斷削減亟需資金的公立大學預算？而讓德波爾最不解的是，同樣是以慈善公益的名義捐贈資金避稅，為何富裕階層不斷捐錢給精英大學卻不選擇給更需要幫助的公立大學呢？他認為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所有捐贈的意義並不是為了創造機會平等，而是要摧毀它」。如此一來才能確保只有從頂端起步的人，最終也能進入精英階層。私立精英大學確實做過許多善事，但毫無疑問它們也持續加深不平等的現狀。而這其實也是它們最基本的功用：統治階層的階級複製。

 

　　如果從這個方面來看，那麼哈佛大學找個紅二代發表自欺欺人的「敵人也是人」演講，演自我感動的大戲，也根本就是前後一致表裡如一。

 

 

「私立大學」：一個美麗的謊言

 

　　這讓我們想回頭問一個看似不合理甚至荒謬的問題：世界上真的存在「私立大學」嗎？如果我們嚴肅地審視現代高等教育的資金結構，會發現這個問題觸及了公私領域劃分的根本矛盾。

 

　　以哈佛為例，這所全世界最「私立」的大學，每年接受超過六億美元的聯邦研究補助金，享有數十億美元的免稅地產，甚至透過學生貸款制度間接獲得政府資金挹注。哈伯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描述的「公私混合」現象，在當代高等教育中展現得淋漓盡致：名義上的私人機構，實質上卻是公共資源的最大受益者。

 

　　更諷刺的是，當政府試圖對這些接受公帑的機構提出問責要求時，「大學自治」的神主牌就會立刻豎起。彷彿一旦冠上「學術」之名，就能取得某種道德免責權，既享受公共資源，又拒絕公共監督。

 

　　經濟學家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對「公共財」的經典定義是「非排他性」與「非競爭性」──一旦提供，所有人都能受益，且一人的使用不會減少他人的效用。知識的生產與傳播本質上就具有公共財的特性，特別是基礎研究與人才培育，其外溢效應惠及整個社會。那麼，為什麼生產這些公共財的機構，可以主張私有產權？

 

　　這個矛盾在台灣的脈絡下更顯荒謬。我們的頂尖大學幾乎都是國立大學，不僅學費低廉，更獲得政府大量補助。然而那些無法考入國立大學的學生，卻必須承受雙重懲罰：不僅進入教學資源較少的私立大學，同時還要繳交近乎兩倍的高額學費。當政府試圖提出補貼私立大學學費的政策時，社會上竟然出現「為什麼要補貼沒能力的人」的聲音──是嗎？你能念國立大學真的全是你自己的功勞？

 

　　這種思維正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最成功的洗腦：讓人們相信市場機制是唯一公正的分配方式，忘記了市場本身就建立在公共基礎設施之上。瑪麗安娜·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就曾論證，今日最具創新力的企業與機構，無一不是奠基於政府長期投資的基礎研究成果。

 

　　所以，當哈佛校長在國會聽證會上為學校的「私立」地位辯護時，真正的問題不是政府是否應該干預大學事務，而是：一個如此深度依賴公共資源的機構，憑什麼宣稱享有絕對的私人自治權？

 

　　也許真正需要重新定義的，不是「公立」或「私立」大學，而是在公共資源支撐下運作的所有教育機構，都應該承擔相應的公共責任。畢竟，納稅人有權知道自己的錢被用來培養什麼樣的人才、傳播什麼樣的價值、服務什麼樣的利益。

 

　　在這個意義上，「私立大學」或許從來就只是一個便於逃避問責的美麗標籤。

 

 

高等教育的公共性，是象徵資本競技場還是真正的社會責任？

 

 

　　哈佛之所以不只是哈佛，不只是因為它的歷史悠久或學術卓越，更因為它長年被視為美國知識體系的象徵中樞，既代表國家價值，也享有龐大的公共信任與資源挹注。它不僅接受數十億美元的聯邦研究補助，擁有免稅地產與鉅額校友捐款，還享有全球大學排名與學術網絡敘事特權。

 

　　這樣一個同時享有資本與象徵權力的機構，理應對公共性負起更高標準的責任──特別是當它接納來自極權政體的鉅額捐贈，或開放給有潛在政治利益目的的外國權貴子弟時，所涉已不只是「國際化」與「文化多元」，而是公共資源是否被用來強化非民主話語的合法性。

 

　　然而當我們試圖質問這樣的結構問題，常會遭遇一種語言困境：批評大學收中資被視為反學術自由，質疑紅二代代表性被視為種族歧視，要求制度問責被視為干預自治──在種種高度抽象的神主牌面前，真正的公共性問題被逐一擱置，甚至在進步語境中難以言說。

 

　　事實上，今日的高等教育體系早已成為資本流通與象徵洗白的交會地帶。無論是中國紅色資本的進入、寡頭捐款換取進修名額，或是學術研究遭企業綁架、學生平台被校方審查，這些現象都不是個案，但哈佛卻認為唯有自己不應該被挑戰跟質疑？哪來的自信？

 

　　雖然，「趕走國際學生」是十分不可想像且讓人無法理解的政策，但奇怪的是，哈佛的應對方式卻在證明也許它自己真的活該。「大學自治」等同於「免責豁免權」，「國際學生」等同於「道德正確的身分標籤」都不再適合當代世界──當一所大學願意讓中國官媒的語彙在畢業典禮上主導「人性」的定義，卻從未正視自己在權力交換中的角色，那麼我們也不得不追問這個殘酷的問題：

 

　　「這樣的教育體制，怎麼好意思說自己代表最崇高的自由社會精神？」

 

 

當我們承認「哈佛能被挑戰」，我們才能真正的保護高等教育

 

　　如果我們真的關心自由教育的未來，真的在意高等教育的公共性，那麼在虛假的表演換來的掌聲落定之後，更該回頭看看：誰的呼聲未被仔細傾聽？誰指出的縫線，如今正在裂口中顯影？

 

　　高等教育之所以值得捍衛，不是因為它完美無缺，而是因為它原本應該是我們想像與期待中，容得下不同意見、不因表達方式不同而先入為主、不因立場而拒絕討論的殿堂。當這個場所開始選擇性聆聽，選擇性激賞，那麼問題從來就不只是來自外部極權的滲透，而是它自己根本就不在乎正義、公平，以及真相。

 

　　我們最該追問的，或許不是哈佛對戰川普，這場宛如快打旋風的八卦好戲究竟演到哪裡，而是高等教育是否還能實現最初的那個承諾──階級能夠流動，努力能獲得報償，投胎正確不是唯一獲得資源與機會的方式。

 

　　所以我才會不停的問：這世界上，真的有「私立大學」嗎？

 

 

書籍資訊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tersuchungen zu einer Kateg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Jürgen Habermas，1962
《打造創業型國家：破除公私部門各種迷思，重新定位政府角色》（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Mariana Mazzucato，2021

〈公共支出純粹理論〉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Paul Samuelson，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