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茵惠

近來台灣社會出現了一些奇特的聲音，把台灣防衛自己與巴勒斯坦遭受壓迫相提並論，甚至高喊「台灣愧對巴勒斯坦」。但當我們仔細推敲這些論述的結構，會發現其中充滿了道德勒索、威脅層級倒置，以及刻意忽略中國因素的操作。在這篇文章中，嘗試拆解這種看似進步、實則自我矛盾的挺巴言論，並討論台灣在國際孤立中的真實處境──如果我們不想被情緒操控，就需要更誠實地面對世界的複雜。

2025 年三月，一本回憶錄意外登上了國際政治與媒體科技交界的舞台。它既非預言未來，也非回顧科技成就，而是由臉書前全球政策總監莎拉‧溫恩─威廉斯所撰寫的《Careless People》。此書甫出版即引發風暴，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緊急提告，試圖中止出版與宣傳，並聲稱作者違反保密條款與誹謗規定。在這本書與隨後於美國國會的證言中，莎拉‧溫恩─威廉斯親自證實了祖克伯長期刻意「配合中國政府」，在香港與台灣啟用特定審查工具，並交由共黨官員先行試用審閱。該言論工具的核心設計，正是出自祖克柏「本人」。

這波反駁龍應台投書的聲浪中，很少有人討論《紐約時報》的角色為何，似乎直接假設這是一個透明中立的新聞媒體，但事實顯非如此。像這種抒情左統氣味的文章不太可能出現在《華盛頓郵報》、不可能出現在《大西洋月刊》、更不可能出現在真正政治相關菁英閱讀的《Politico》與《Foreign Affairs》。在眾多所謂「自由派菁英媒體」中，《紐時》踩著一個特殊的戰略角度，導致他們把龍應台這種人當「好用的資源」。部分美國自由派媒體至今仍未認清現實，遲鈍程度彷彿炸彈在旁邊已經爆炸，卻仍未回神。尤其是拜登任內，已完全轉向美中戰略對抗格局，尤其在科技圍堵、地緣結盟上非常堅定。但許多媒體並未完全隨之調整敘事框架，使得拜登政府對中國的強硬政策，在主流媒體敘事中常顯得「不夠有激情」。

佩特曼早在1988年就揭發了代理孕母的醜惡剝削真相，她的觀點即使放在今天也沒有任何過時。全球代孕市場利基龐大的人工生殖與代孕產業37年來做的不過就是想盡辦法更細緻的鑽漏洞，造福「消費者」，譬如用「妊娠代孕」（孕母不可以提供卵子）取代「傳統代孕」（由孕母同時提供卵子），以「健康因素」、「科技發展」為幌子，來對抗孕母對嬰兒的任何法律或道德上的親權主張。恕我直言，這種服務細緻的程度與它是否應該存在於這世界上沒有任何關連，並不是青樓全都裝潢成帝寶就能改變裡面發生事情的本質。「妊娠代孕」只不過就是把《使女的故事》中的生殖強暴場景或者民間怪譚裡「老爺借丫環肚子生子傳宗接代皆大歡喜」發展成用科學跟話術美化一番，然後說那都是「自我選擇」。

「戀童」、「戀女童」、「戀少女」不見得是一種「性癖」，當整個社會的「慾望運作」其實就是「權力運作」時，治療個體的「不正常行為」註定事倍功半。近二十年來，精神醫學與心理學試圖研究「戀童」作為一種「性傾向」是否有可能改變。但光是問這個問題，就是一種對人性來說很大的冒犯──如果戀童是一種天生性向，那它難道不應該跟「喜歡同性」一樣，跟「喜歡異性」，甚至跟「喜歡個子高的人」，跟「喜歡胸部大的女生」一樣，被當成性向自由與基本人權來保障嗎？在性與浪漫關係中，權力與支配始終佔了重大角色。但我們談論慾望是否值得被救贖時，卻總是好像假設人類只是動物，需要被上嘴套跟牽繩，而很少討論這些事情背後明顯的不得了的象徵意義。

約翰‧辛普森在《衛報》的評論中指出，這本書雖然不像一部完整的學術專著，更像是一篇擴充的政論文章，但仍然提供了寶貴的洞察。辛普森表示安愛波邦一直是先知等級的人物，只是未必人人都跟得上她的想法。他回憶道：「我記得在1990年代初的編輯會議上，我曾禮貌地與她意見相左，當時她寫的論點是，『在葉爾欽卸任後，後共產主義的俄羅斯將迎來內爆崩塌，總有一天會給西方帶來莫大危險』。她甚至當時就談到北約需要加強防禦，以防俄羅斯復興；而我，在經歷了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經濟災難之後，認為西方保護自己的最佳方式是對俄羅斯更加慷慨和熱情。事實已經證明我們當中只有一個人是對的，而那個人不是我。」

號稱票房破130億，一舉超越《腦筋急轉彎2》、《獅子王》與《冰雪奇緣2》成為「全球票房最高的動畫電影」，《哪吒2》於2025年2月13日在澳洲、紐西蘭上映，2月14日在美國和加拿大上映時，卻得到相對十分冷淡的回應。沒有什麼外國人願意入場看電影，電影院空空蕩蕩。本片北美首映票房僅310萬美元，與同日上映的《美國隊長4》的4000萬美元票房相比十分慘淡。這麼賣座且進入世界前十票房的電影，理論上無論是正評或者負評，都應該會有主流媒體針對電影的好壞本身進行討論。但比起票房，更奇怪的恐怕卻是，目前為止英語世界主流媒體在《哪吒2》海外上映後竟連「一篇影評都沒有」。

2025年1月10日，Meta執行長馬克‧祖克柏登上喜劇演員兼綜合格鬥解說員喬‧羅根的播客，暢談他心目中當代企業文化的弊病，就是「太娘了」（too feminine）。里奇蒙大學的心理學者亞當．史坦納蘭提出一個觀察，他認為祖克柏的此番「企業文化太娘」哀嘆，顯示的與其說是Meta的困境，不如說是祖克柏個人的困境：「當感受到必須滿足男性期望的某些壓力時，男性就會形成脆弱的身分認同，導致攻擊性和焦慮」。令人玩味的是，儘管現在祖克柏跟馬斯克發言宛如中二生競相吹噓精神上的老二長度，但他們過去剛發跡時，卻也都曾支持過現在斥為「Woke」的左派覺醒文化。馬斯克如今的政治立場與十年前差異甚大，Meta在2025極速右轉甩尾之前，也裝模作樣DEI了好一陣子。他們究竟相信什麼？石溪大學教授穆薩．加比的著作《我們從未Woke過》解答了這個問題。

臉書政治與社會議題討論生態的嚴重惡化，並非全球各地的事實查核中心造成，而是Meta高層過去一連串看風向自保而無遠見的措施所致。然而2025年的現在，我們卻也不得不承認，事實查核本身並非政治極化、民主倒退的有效解方，因為我們身處的故事並不是「地動說」戰勝「天動說」這種對錯真假一分為二的故事，而我們也沒有人是哥白尼或伽利略。讓我們生活在火宅之中的，很少是單純可查核的「事實」，而是對我們社會共享價值有害的「意見」。這些意見夾雜著半真半假的資訊，成為巴德尼口中「滿天飛的垃圾」。

「極度不妥」打敗了其他貌似「更重要」、「更具公共性」、「更嚴肅」的詞彙，獲得年度新語、流行語大賞，背後原因值得探究。在劇情中，「男性相對不受限制」與「人與人之間關係邊界不清楚」，是二為一的事情。事實上是否真是如此或許可以再討論，但《極度不妥！》鋪陳出的昭和時代其實就是這樣，宮藤官九郎試圖從昭和中提煉出好的部份，譬如人情味與對彼此的善意，但我們很難想像這些「好的部份」可以唯獨排除男性特權而存在。為了回應這個問題，宮藤官九郎特別安排了小川體悟到「對自己女兒不願意說、不願意做的事情，就別施加到其他女性身上」的橋段，這聽起來不過是常識，但仔細想想還真的很多人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