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 Savoir 投稿〕

作者｜江世威（馬來西亞／現居台灣） 

 

　　族群的建構性本質

 

　　沒有一個族群是自然的存在。所有族群的構成都服務於「我群/他群」、「本土/外來」的後設框架。族群不是一具具身體表徵的總和，沒有殷實的物質基礎，而是「共性」（Universality）期望催生的產物。在族群內部沒有一致性、本質的事物，只有交錯增生的差異敘事。

　　族群的歷史面貌根植於當下的爭議。如果不從當下的脈絡往回追溯，我們看見的將不會是族群的真實歷史。試想：如果漢人和日本人沒有來到台灣，那麼原住民還會是「原住民」嗎？沒有殖民文化，先來後到的順序就不會是原住民群體的身分定義，而會是不同部落間的共生關係。

 

　　共性的虛構：族群認同中的差異與重疊

 

　　華人社群的離散性質體現了族群概念的去中心化。華人在全球各地的在地化都不同程度地發展出與其他華人群體相異的獨特性，但此獨特性也使他們與當地社群有別。因此，華人的身分很多時候是建立在對不同脈絡的否定之上，這使得華人的身分認同缺乏固定的內涵。

 

　　華人的離散具有雙重指涉：一方面它顯現出族群的分歧、不統一；其次，它指向那些自認為是「純粹」的民族，揭發他們無歷史和混濁的內在。

 

　　共性沒有實質內容，它只是某個瞬時事件激發出的諸差異視角的投射。哈伯瑪斯和帕森斯等人相信，在不同個體之間必定存在某個共同基礎，以填補阻隔兩者的真空。然而，他們的觀點並未證明共性的存在，反而試圖藉由共性來為諸個體關聯的可能性提出合理說法。

 

　　未被囊括的過剩者與被實現為共性的事物並存。在相似之物的邊緣處有著未被提及的諸多不同，正因如此，人們才能在差異性極大的對象之間劃上等號。這就像在一張由無數線條交織的網中找尋交會點，每一點都是不同線條的重疊；相似之處總是佈滿錯綜複雜的分岔。

 

　　族群是一顆餃子

 

　　在什麼情況下共性會被解釋為「族群」？筆者的一名中國友人某次與新加坡同學用餐時，對方指著餐桌上的餃子表示那是中國食物。友人感到疑惑，因為餃子在中國雖然普遍，但鮮少被指稱為「中國食物」，反而常被認為是中國北方地區的習俗和飲食習慣。

 

　　幾乎所有來台灣留學的馬來西亞華人都曾被計程車司機詢問為何會說國語，這讓本來就以中文為母語的馬來西亞華人感到有些尷尬。此外，亞裔面孔在西方國家常會被不加區別地誤認為中國人。

 

　　這些例子表明，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接觸場域中，未被深究的共性在歧異的語境中作為族群現身。「就像是一把雨傘與縫紉機在解剖臺上的偶然相逢」（洛特雷阿蒙《馬爾多羅之歌》）。族群是相異脈絡碰撞時瞬間偶發的事件。族群的內涵在異質性中被規定，它不以相似性為基礎，而且只有短暫的時效。「我是誰？是一個符號，尤其是別人的符號」（米歇爾塞荷《寄食者》）。這意味著族群不是一種身分認同，而是偏離、誤解、對定義的叛逃。

 

　　用餃子代表中國，餃子作為記號將整體的中國化約為一個觀點，一個在他人眼中折射的觀點，它激起了被標記為中國人的個體的內在衝突。族群建構的語境就是這樣：所有再現族群的努力，都將其簡化為與它自身背離的象徵，而它始終指向一個無法逾越的差異的另一側——現身為族群者，以及它所代表的未被揭示的潛在可能性。族群的本質是弦外之音。

 

　　共同體的混沌——雙重偶連性

 

　　魯曼從溝通角度以「我/他我」(ego/alterego)的概念解決共性之闕如的問題。「他我」不同於人類學意義上的「他者」。「他者」指的是另一個有別於「我」的主體。在人類學定義中，「他者」與「我」是兩個互相獨立的對象，並在兩者之間存在著互為主體的相互作用，雙方都有朝向對方行為的能力。而「他我」是界域，只能作為「我/他我」的差異圖式呈現。

 

　　對一個意識而言，另一溝通對象首先不是一個實體，而是一個無法被觸及的無限可能性，它意味著意識與世界之間無法逾越的關係。「我/他我」是以「共性」的不存在為對象而產生的差異，魯曼稱之為「雙重偶連性」，亦即雙向的不可規定性。

 

　　世界在每一個在世存有面前都是不透明的，我們永遠無法知曉另一個人真正的想法，因此在人與人之間不存在同理、共識、相互理解的可能。「我/他我」的界域正是建立在雙重偶連性基礎上，它所關乎的不是某個具身的主體，而是不可溝通而得以溝通的矛盾。正因為我們無法認識世界，才必須製造出關於世界的認識；正因為在認識與對象之間存在無可彌補的落差，認識才得以可能。

 

　　康德曰物自身不可知，進而探問認識之「可能性條件」便是此一道理：如果事物本身能被知曉，那麼認識便不可能發生。在已知的事物中無法引起知的需求，除非我們對「知」的確定性提出質問——此刻我們從「知」跨到「無知」——展開關於認識的認識活動。

 

　　人類學認為他者能在特定脈絡中同理或以在場的第一人稱視角趨近，但對魯曼而言，「我/他我」的差異永遠不會與其對象等同，所有詮釋只能在此差異中自我生產。溝通的參與者能夠假定參與互動的另一方是如他一般思考的心智，但此時對方是作為另一組「自我——對象」關係的區別而被觀察。因為我知道對方也能夠想像我的行動，甚至想像我會如何想像他對我的想像。

 

　　「我/他我」的差異也就在溝通的兩側一再被引入，從而讓溝通愈加複雜化。當我們試圖在此過程中確定共性或一致性的內容，結果只會產生出更多無法被省略的歧見。

 

　　族群如何可能？否定性的建構

 

　　「公約並非出自古老的公意而是出自公敵」（米歇爾塞荷《寄食者》）。盧梭從外部界定集體，共同體的統一以否定的記號將「異物」排出體外。餃子能夠代表中國正因為它置身於中國的族群認同之外，它所指涉的不是中國，而是構成中國認同的差異。

 

　　在此沒有共同體，但存在共同的「否定」，我們藉由關注某個指示物暫且放下彼此的分歧。台灣認同的建構很大程度就建立在中國這個公敵上，不論是歷史、政治意識形態或對中國用語的拒斥，不同層面的實踐都借助否定中國來凝聚歧異的台灣認同。

 

　　近日行政院將漢人定義為「其餘人口」就是一種透過否定性進行的族群建構。「其餘人口」相對於非其餘人口的類別而定，它所關聯的是原住民與外來人口，然而後者都不是統一的群體。族群本身沒有具體內涵，我們只是圍繞著混沌邊緣旋轉各自表述。

 

　　那顆將複雜對象簡化的餃子是什麼？多元主義是其中一種解答，也是民主社會在處理衝突時的起手式。多元主義把族群看作一個個相異的實體，將不同族群本身假定為一致，但一旦我們追問哪些觀點被排除在外從而製造出統一的假象時，就會發現原先的相似之處都是不和諧的雜訊。多元主義實則是一種單一主義，它將差異物化，不讓我們對「差異的差異」進行追問。

 

 

書籍資訊

《寄食者》（Le Parasite） ─ 米歇爾·塞荷（Michel Serres），1980

《馬爾多羅之歌》（Les Chants de Maldoror） ─ 洛特雷阿蒙（Comte de Lautréamont），1869

《社會系統：一個一般理論的大綱》（Soziale Systeme: Grundriß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 尼克拉斯·魯曼（Niklas Luhmann）, 1984

《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83

〈文化身分與離散〉（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 史都華．霍爾（Stuart Hall），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