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戴灰氈帽的皮卡丘》限量卡片最近炙手可熱，荷蘭梵谷博物館與寶可夢合作的立館50年紀念聯合特展，門口出現了奇怪的人潮，他們像是賣世足賽、流行明星演唱會門票那樣兜售入館看展覽的門票，這讓館方十分困擾。黃牛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原本梵谷博物館推出了「解任務、買周邊就送《頭戴灰氈帽的皮卡丘》限量卡片」活動，但沒想到這張「阿姆斯特丹限定卡片」竟變成收藏家瘋搶的對象，網路交易價一度飆到600歐元，約合台幣2萬，也導致博物館外黃牛聚集。

不太粗心的讀者卻不太可能不被卡爾維諾作品中的冒險感吸引，這是他相信童話始終是所有故事無以取代的原型，不管是被拋棄在樹林中的孩子，還是在與野獸以及魔法的衝突中獲勝的騎士，其主題都是「人類經歷考驗以及戰勝這些考驗的方法」。童話故事的結局往往是美好的，因為重點一直都在主角如何在連番困境中倖存，如果只憑機運或者天馬行空就擺脫困境，故事難免索然無味，能精細的算計與評估，在看似全無出路之處探索出生路往往才是童話的迷人之處，就像《基督山伯爵》的啟示，脫困需要一種重新理解世界幾何模型的能力。

對既像大林宣彥又像大衛‧林區的鄭淑麗而言，性與權力只是一體兩面，是她用來形塑作品的兩種極端面向。如果說多年前的《I.K.U》是用性來展示權力，這次的《UKI》就是用權力來展示性。你看不到《I.K.U》裡霓虹閃爍的肉體交纏甚至是跨性歡愉，而是一則又一則愛德華霍普式餐館裡的新聞討論。裡面的人們甚至只要透過握手就能感到性愛般的歡愉，宛如社群網站世代生長起來的新人類們只要透過各種網路的連結即能得到快感。

電影結束後字卡告訴我們，根據聯合國報告，在這不到九十分鐘的紀錄片播放過程裡，平均已經有超過五點二個女人被男人殺掉。2022年全世界一年有至少八萬名女性被殺，行凶者是家人特別是伴侶的比例超過一半以上，而片中許多男人都不知道這件事情，如同許多女人都覺得這種事情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那樣。她們被教導忍耐，少生氣，懂得察言觀色，這讓她們註定在受害者與怪物之間只能二選一，再她們再也忍受不了的命運時刻。

「薛丁格的貓」處於活與死的疊加態中，這只是一個思想實驗，沒有貓咪受害。但這位1933年即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量子物理學家為何會提出「在想像中謀害貓咪」的概念？薛丁格為人十分謙遜，很少談論自己，這部傳世的人生札記，是他少數遺留下來顯示他如何受到叔本華與斯賓諾莎哲學思考影響的證據。

《蒼鷺與少年》在動畫電影史上或許無法堪比《風之谷》的開創性、《神隱少女》集大成乃至於《崖上的波妞》兒童向，卻是宮崎駿最為私密的自我反思作品。另一部具有如此深刻檢討自我價值的作品，應該就是《紅豬》中處理中年自我。《蒼鷺與少年》內含了與自我和世界的和解，接受自己的不足，接受世界的不完美。宮崎駿將《蒼鷺與少年》送給了自己，也將其生命集大成、充滿希望的未來結局送給全世界。

《明天，我要和昨天的妳約會》令我想起另外一部短篇小說，名為《行屍走肉》（All You Zombies─），作者是美國硬科幻小說大師──羅伯特‧海萊因，該小說曾被翻拍成電影《超時空攔截》。在一間酒吧裡，一位專欄作家和酒保在聊天，作家忿忿不平地控訴那個曾經傷害她的男人，沒想到最後真相揭曉：這三個人竟然是同一個人？有可能發生這種事嗎？乍聽之下完全不可能，但偏偏海萊因就有辦法用緊湊的對話、環環相扣的故事線、以及無懈可擊的邏輯來印證這不可思議的設定。

十六歲的阿里清楚記得最後一次見到母親在家裡的情景。她為他和雙胞胎妹妹琪亞娜煮雞蛋當早餐，叮嚀他們要努力讀書，告別之後送他們去上學。當阿里和琪亞娜回來時，母親已經走了。那年他們只有八歲。阿里的母親，是今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哈瑪迪。她在大學修讀物理學，日後成為工程師。從大學時期，她就經常投書報紙，爭取女性權益。說來諷刺，穆哈瑪迪1972年出生，在她父母那個世代，伊朗女孩可以打扮的跟西方世界女孩一樣，穿崔姬的貼身洋裝、自由披散秀髮、跟男孩子出去跳舞，但到了1979年，政府立法強制所有女性穿著都需符合宗教規範，從那之後，伊朗女人失去了著裝自由。

阿波羅妮亞·索科爾是當前新生代最受矚目的法國畫家，《她與她的自畫像》由朋友莉雅・格洛的鏡頭捕捉了成名路上13年的坎坷時光。然而，有別於絕大多數藝術家自傳性質電影，這部紀錄片中的阿波羅妮亞性格極為逆來順受，連住處被人惡意放火燒、作品被評審說太爛，觀眾都不曾看到她有任何一點情緒失控。就連被說「角色畫得像殭屍，顯示沒有投入愛」，阿波羅妮亞都只是向鏡頭外的導演好友表示，這些批評說得「太中肯了」，流露出徹底真實的無助。

「文本」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封閉性」，在其自成體系的同時有其必要的排除。作者以「人民的自我賦權」來表述左翼的政治理念，我承認，這個政治想像基本上是被排除在《銀英傳》的文本體系之外，無論是專制還是民主體制中的人民，或者因為對領袖的信任，或者因為對體制以及自體安逸的耽溺，從而都無從實現「人民的自我賦權」。

波娃10歲那年在學校認識Elisabeth Lacoin，暱稱「扎扎」（Zaza），一種把sa拼成za的時尚，這段友誼一直延續到扎扎21歲猝逝那年。扎扎之死是波娃在遇見沙特之前最重大的事件。波娃對扎扎的情感是複雜的，叛逆的扎扎曾經讓她感受到生命的另一種可能，但扎扎不敢抗拒媽媽安排的包辦婚姻，卻讓波娃困惑與失望，當波娃表達應該為了自己的幸福抗爭時，扎扎的理由是：「應該拿自己的生命反抗那些我所愛的親人嗎？」並且告訴波娃女人嫁給一個比自己笨的男人很正常，「女人只能被愛，不能愛人。」

不可否認，《芭比》是一場屬於女孩的盛宴，無論你喜歡芭比，或者討厭芭比，這部電影都會讓你想看。它也確實很有趣，充滿各種讓人會心一笑的小細節，正如你會期待潔薇做到的那樣。但這始終解決不了本片真正的悖謬弔詭──《芭比》聲稱批評美泰兒，但同時卻又受到美泰兒的熱情贊助。你多花一分錢看《芭比》，美泰兒公司就多賺一些分潤。然而，比較有趣的是，《芭比》電影中，萊恩‧葛斯林飾演的那個「肯」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肯」，是如何「恰巧」對映到現實生活中針對女性主義而產生憤怒和嘗試反制甚至不惜採取暴力手段的男權運動者。

對我而言，好的評論在於「言人所不言，見人所未見」：講出那些「難以言喻」的，或者讓我們知道，原來這作品也能這樣看，我還不趕快回去多複習幾遍。前者多仰賴文字的經營，後者則更彰顯作者的拆解功力。讀嚴淳齡評論漫畫《進擊的巨人》，最讓我感到趣味的，是她們最後一節「自由的意志｜知」對於古利夏（葉卡醫生）及其子艾連的描寫：從故事鋪排如何「致使那個曾經眺望外面世界的少年，走到距離自由最遙遠的位置上」，短短幾句點明我會深愛《巨人》的原因之一，就在於這部連載十二年的漫畫，伴隨著我求學出社會的經歷，也預示了嚮往自由意志可能的非意圖後果。

《進擊的巨人》特別的地方在於，這是一部非常「政治」的作品，但採用的觀點與探討的方式卻完全不同於日本過去任何一部漫畫。諫山創徹底思考了個人的自由、民族的命運、正義的意義，從微小的心靈層次到廣大的人類歷史之間，創作了這部里程碑等級的政治漫畫。

一般的冒險作品，故事經常終結在打破第一道牢籠。畢竟，「一切都是政府在玩我們」已經算是很大的反轉。然而《進擊的巨人》卻還有第二道、第三道牢籠，第二次、第三次反轉在等著讀者。第二座牢籠是地理的界線打開之後才看見的。當島上人類超越城牆、橫渡大海後，卻發現自己是不受歡迎的人種，等著迎接他們的不是一個友善、和平的世界，而是恰恰相反。這讓主角群陷入了極大的悲劇感之中，他們費盡千辛萬苦來到「自由世界」，但卻面臨到更大的敵意跟歧視。羊駝與卡歐魯將這種互相仇視敵對的狀態比喻為「森林」。

當他站在雲層中睜開雙眼，高舉雙臂吶喊「これが自由だ！」之時，所有讀者親眼見證自尤米爾在兩千年前推開柵欄的那一刻起，求知本能是如何在這歷史洪流中延綿更迭，最後致使那個曾經眺望外面世界的少年，走到距離自由最遙遠的位置上。這些逾越了界線、被命運找上的英雄們，並不是因為失德或無知而遭受苦難。相反的，他們擁有能看清自己受人壓迫、宰制的智慧，又因良善而選擇跨越那座過去無人敢撼動的高牆。「知」最終潛入所有角色的骨血，成為無法抹滅的詛咒。

對於人的心理而言，在少數情況下，創傷事件可能會始終無法被意識整合；通常是傷害過於巨大，或是發生在心靈相對脆弱的時期（例如童年時），這時候創傷記憶會以一種被「隔離」的方式處理，被壓抑到潛意識中。這時創傷記憶並不是消失，但也沒有被處理。另一個不太容易被注意到，卻也同樣導致創傷無法被處理的因素，就是「恥辱感」。

《進擊的巨人》是劇中角色們追求自由的故事，然而自由終究是抽象的概念。什麼是自由？看得到過去及未來，知曉最終結局的「進擊的巨人」艾連，他理解到這個世界的人們受困森林，而且這座森林存在的前提便是巨人之力的存在。艾連儼然擁有「人類認知的極限」，然而，觀眾到故事結束可能都會有這樣的疑惑：艾連是自由的嗎？「進擊的巨人」真的是自由的嗎？作者諫山創所做的，是透過故事發展，由神的子民以自身的意志破除神的全能，並留下尚未被決定的未來。

無論從人類歷史或者漫畫設定來看，鍊金術是「知識」的隱喻，不同的鍊金術師則是不同的知識分子，當國家掌握知識與人才養成系統，並透過政治給予特權，自然就對知識份子形成了強大的誘惑，讓知識分子成為國家打手，幫助國家統治、剝削人民甚至殺害人民，而身在體制中若有良心者也隨時有生命危險。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實際上《鋼之鍊金術師》只是以寓言的方式讓國家擬人化，其所談論的終究是，一個生你育你養你的國家有所不義時，作為國民的你該如何對抗？

銀河英雄傳說表面看來，是比較民主和專制的優劣，最後專制雖然勝利，但是於尤里安的爭取下，憲政民主的火種沒有熄滅。銀河英雄傳說並非肯定專制，而是藉著政治烏托邦的想像批判民主憲政的弊病。然而，在現實世界中，雖然民主於世上普及，但是21世紀反而是民主正在倒退。為甚麼一些新興的民主國家，還有一些老牌的民主國家，都會有不少人支持有獨裁者性格的領袖？銀河英雄傳說描寫魯道夫大帝受人民擁戴下稱帝，似乎預言了現在的民主亂象。

《超級外送員》是碩士論文改寫的書籍，作者透過實際質化研究採訪外送員，並且自己上路擔任熊貓外送，勾勒出台灣外送勞動者的面貌。不過，最令人感到震撼的並不是外送本身的考驗與困難，而是書中揭露了「原本最早進軍的台灣熊貓外送一開始是有真正聘僱外送員的」，這些外送員曾經被視為正職員工，享有勞健保，還能參加尾牙。但包括Ubereats在內的Uber系統進入台灣之後，一舉改變了外送平台的生態。

公證人在佛羅倫斯的司法訴訟領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管哪一個社會階層的百姓，都需要聘請公證人起草遺囑、財產交易、嫁妝契約以及糾紛和解的文件。他們也可以在政府機關工作，草擬法規、詳實記錄議會和法庭的活動。他們的工作雖不像擁有博士學位的律師那樣受到尊崇，訓練也沒那麼精良，但是他們仍是受過教育的人，可以讀寫拉丁文，擁有一定程度的法律知識。

大部分觀眾會驚訝於Klara這個孩子怎麼會那麼邪惡，可以這樣構陷出一個謊言，導致一個成人男子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使其好友與反目成仇，甚至撕裂了社群。但是孩子是邪惡的嗎？當我們說孩子是天真的，指的是「Innocence」，意思是無辜與無知。他們是無知的，換句話說，是無善無惡的。當孩子在探索世界用手指捏死螞蟻時、拔掉蒼蠅的翅膀時，我們說他們殘忍──意指不必要的屠戮，必然是言過其實的。畢竟只不過是以我們所有的語言去捕捉孩子世界中並不存在的現象，因為對孩子來說並沒有「必要性」的觀念可言。

無論是女主失去母親的痛苦，還是閨密弟弟被姊姊還有同齡人嘲笑的羞恥，都造成了他們尋求刺激、激發多巴胺、渴望得到群體認同的強烈動機。他們的自我高度來自他人的認可來形塑，這就是為什麼本片根本不需要去尋找某個存在古老文獻裡的魔鬼來替人類之惡背鍋，反而是藉由鬼手這個道具還有作為死者的鬼魂讓人類本身就足以形成自洽的痛苦機器，正如沙特那句名言：「他人即地獄。」

自由精神系列終曲的主調是危險，站在「在最危險的鋼索」，「站在懸堐邊跳舞」，不再向一切舒適的學說屈服。快樂的科學不是愉悅的學說，尼采更非肆無忌憚的偶像破壞者，尼采的基進來自於時代的必然，復元的可能始料未及，然而戰勝冬天卻「即將來臨、一定來臨，也許已經來臨」。大健康不是主觀的感受，也不是偶然，而是人類精神史上一個歷史性的事件，從重大的疾病中康復過來之後，接著就是偉大的健康。

有人說，臉蛋是吸引力乘法的基礎，無論怎樣性感火辣的身材，如果乘上零分甚至負分的臉孔，都無法得到正數。韓國漫畫改編的同名Netflix影集《假面女郎》就是描述這樣一個女子。以呈現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而言，《假面女郎》無疑是成功的。但若對比與原作的多處不同，則會發現影集版《假面女郎》在男性編劇兼導演的操刀之下，徹底迴避了女漫畫家雙人組合Maemi與稀世真正想要探討的主題──女性是如何活在社會和母親的雙重陰影底下痛恨著自己、同情著自己，又親手摧毀了自己。

社會大眾通常相信，道歉是為惡之人懂得悔改的第一步。然而，日本社會學家、監獄輔導者岡本茂樹認為，這種想法是錯的，犯罪者向善的第一步並非道歉。甚至，以「道歉」、「同理被害者」為核心的輔導管訓模式，其實反而有害更生。這聽起來似乎十分不合常理，要求做錯事的人道歉有什麼不對？如果加害者不道歉，我們怎麼知道他們以後不會再犯了呢？

何杉書寫死亡，卻不像海子那樣過度迷戀死亡。他對失去、消逝、死亡的關注，全然出於對生活的強烈熱愛和珍視。在何杉眼裡，世界總帶有某種傾頹的危險；世界倒向的地方，是一種巨大的、空曠的虛無，人們對死亡的恐懼正如對流芳千古的嚮往。但正是這種危機的來源，正是這種不斷革故鼎新、彼此拋棄的現代生活，帶來了新的可能性，彷彿毒物十步之內必有解藥一般，命運的啼笑總在暗中嘲弄一切。

《之前的我們》是A24又一年度北美影評人盛讚之作，日舞影展首獲好評後，便被視為A24延續去年《媽的多重宇宙》移民題材橫掃奧斯卡獎季的可能種子。不過登台以來，有些評論稱其「不就是拍得不錯的言情小說」？暫且不論部分評論為何無能（或懶得花心力）討論所謂「拍得不錯」──若拍得不錯，何不說說看哪裡不錯？以及言情小說在此為何成為一種貶義詞？──即使這部電影根本不是言情小說。

圖中的小長頸鹿跟媽媽依偎在一起，她似乎長得有些不尋常？她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隻沒有斑點的長頸鹿，誕生於田納西州布萊茲動物園，由媽媽跟動物園員工照顧，名字還沒有決定。每隻長頸鹿的斑點都獨一無二，就像指紋一樣不會重複，斑點的花紋樣式目前科學研究相信是遺傳自母親，而不是像先前假設的那樣認為純粹只是隨機或者跟環境因素有關。長頸鹿斑點底下皮膚藏著獨特的血管系統，可以從每個斑塊中心釋放熱量，讓長頸鹿在非常熱的原生環境中也能適度調節體溫。幼年長頸鹿則可以靠著斑點隱身於環境中，避免遭到獵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