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每個作家都是試圖在地球岩層上一斧一鑿刻下自己印記的人，儘管這些印記有很大的可能會隨著時間風化，用一己之力抵抗這種風化就是文學的本質。同為創作者的人們，害怕的不僅是自己有朝一日終究會遺忘了提早離開的人，更害怕的是這個世界搶在自己之前遺忘了他。害怕不管多努力在地殼上刻字，總有一天那都將不復記憶。

從某方面來說，今天我們看到的每一幅動態影像都源自埃德沃德‧邁布里奇的作品。1870年代，他發明了拍攝動物運動的方法，比如最知名的作品《運動中的馬》。1880年代，邁布里奇把研究對象延伸至人類，他的技術為電影發展邁出了重大的一步，並拍攝了電影史上的初吻。

地球上最盛大的晚宴，有一樣東西總會出現：甜點煙火秀。每年12月10日舉行的諾貝爾頒獎典禮結束時，服務生會從斯德哥爾摩市政廳的樓梯走下來，端著一盤盤甜點，旁邊點著閃閃發光的煙火。對於一個慶祝傑出科學家、藝術家與和平締造者的盛會來說，這是一個恰到好處的收尾。1901年第一場晚宴提供了一種非常特別的甜點：諾貝爾冰淇淋。晚宴籌辦者在20世紀經常提供精緻的冰涼甜品當作甜點，但在1976年至1998年間，由於諾貝爾冰淇淋反覆出現在晚宴上，它成為了諾貝爾晚宴最注目的焦點之一。

《沒有終點的戰爭》所講述的故事從華沙隔離區開始，背景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戰爭：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侵略波蘭，為的不是擊敗對手，也不是波蘭的屈服，甚至不是為了奴役波蘭人，這場戰爭的目的是徹底抹消一個民族的存在，並重新建立「新歐洲秩序」。書中的主角是一群被稱為「kashariyot」的女戰士，即希伯來語「連接者」。她們投身秘密行動的最前線，利用她們的性別身分，以及掩蓋猶太特徵的能力，組織地下網絡庇護反抗戰士、規劃潛逃路線、傳遞偽造的身份證件，甚至運送軍火，在蓋世太保的眼皮底下，進行一次次兇險無比的潛伏行動。她們的組織活動，遊走於隔離與非隔離區、勞動營與滅絕營之間的驚險行動很少被述說，出於各種偶然因素沉沒在浩若煙海的大屠殺研究中。

同樣是墮胎議題，相較於同樣傑出而專注再現女性困境內在經驗的《正發生》，由凱薩獎影后羅蕾卡拉米主演的《安妮要自由》則將女主一開始所面臨的懷孕問題在半小時內解決，那剩下還要演什麼呢？電影剩下要演的就是鏡頭拉遠，去看促成女性困境的根本原因，比如制度與觀念，還有那溶解於日常的，對女性自由的壓抑，這就是這部片的策略。

隨著COVID-19疫情持續肆虐，很多人發覺難以堅守政府的防疫政策，經歷了所謂的「疫情倦怠」。根據一項新研究指出，疫情帶來的倦怠感助長了西方民主國家人民對政治的普遍不滿。奧胡斯大學政治學教授邁克‧邦‧彼得森表示：「先前的研究發現，一小部分的人變得更激進，疫情倦怠已被證明是醫療挑戰。但我們的新研究表明，我們所面臨的挑戰遠不只是醫療或某些群體的偏激化。」

人們對阿嘉莎‧克莉絲蒂的第一個問題往往是1926年那戲劇性的11天：在寫作生涯的巔峰時期，她突然「失蹤」了，並且引起全國的大規模尋人行動。自那之後，這件事一直是書迷們爭論的謎團。那時，阿嘉莎‧克莉絲蒂已經是知名人物，她剛出版著作《羅傑謀殺案》不久，文學經紀人正催促她寫續集。她與威廉‧柯林斯簽訂一份新的出版合約，宣傳照刊登在《每日郵報》上，《褐衣男子》的連載版權預付款為500英鎊，她用這筆錢買了一輛莫里斯‧考利汽車。但到了1926年12月，她與亞契的婚姻出現裂痕。她後來寫道，自己當時「正處於精神崩潰邊緣」。這對夫婦搬到了桑寧戴爾一棟配有12間臥室的豪宅，但亞契經常不在家，而阿嘉莎住在那裡越來越不開心。她深愛的母親去世了，而亞契冷漠的反應（他甚至沒有到場參加葬禮）使得這段關係降到了冰點，亞契承認他愛上了別人——一位名叫南希‧尼爾的年輕女子——而且想跟阿嘉莎離婚。

為什麼男性要盡力強調女性很像小孩子呢？一個看起來可信的理由是：因為他們的內心並沒有當真把女性視為目的，主要還是看成僕人、要為他們做事的人。因此，他們否認女性的自主權，有很大一部分是出自於想讓女性成為工具。他們想要迫使女性作出合他們意的選擇。至於否認主體性：占據支配地位的男性可能會極力表示他們當然很在乎生命中女性的感覺和所想──但是只在某個程度內。如果她們所想的正是他同意的，而且不會威脅到他的地位。

在愛爾蘭大饑荒結束十三年之後，米德蘭區一位年僅十一歲的女孩四個月未進食卻身體無恙，此一現象在當時並未擺脫大饑荒恐懼陰影的人們心中堪稱神蹟，彼時愛爾蘭普遍認為英格蘭應該為大饑荒負起責任，儘管英格蘭當局種種的不作為導致數以百萬計愛爾蘭人移居海外，並激起本身民族意識於1922年成立愛爾蘭自由國家已屬後話，但不可否認這段長達七年的饑荒帶給愛爾蘭人民心靈極大的創傷，在民眾人心惶惶絕望沮喪之際，宗教信仰永遠都是一帖最有效的精神安定劑，政府不管不顧何不信神？宗教神蹟也最常出現在天災頻發兵荒馬亂的年代，而在神蹟事發地的村莊委員會，還為此煞有其事找了護士及修女以兩週為期調查少女禁食神蹟，這項任務除了有效集中管理村民，還讓人嗅到凌駕政治意味的利益考量。

1968年，變革的氣息彌漫在空氣之中，未來似乎一片光明。那年，史丹利‧庫柏力克發表了《2001太空漫遊》，這部關於人類演化的實驗性作品一上映便票房大賣，其高深莫測的內容也引起了熱議。當年的《花花公子》雜誌刊登了一篇對庫柏力克的長篇專訪，庫柏力克的作風一向謹慎，不願對這部諱莫如深的電影做出任何解釋，但他卻樂於談論關於上帝、生命的意義，以及外星生命存在的可能性等哲學問題。而在長達17頁的採訪中，最有意思的部分或許是庫柏力克對2001年相當前衛的想像。

沒有人記得吉米‧罕醉克斯第一次登台演出的確切日期，因為那個時候沒有人（連他自己都不認為）覺得這件事的意義重要到必須記住。我們只知道那是1959年的秋天，演出地點在西雅圖最大的猶太會堂「赫希西乃會堂」的地下室。在那場演出中，吉米罕醉克斯已經展現出「另類」的一面，仿佛他不隸屬於這個世界，而在面臨「用每個人都覺得應該的方式融入流行音樂來賺錢」的機會時，他猶豫了。赫希西乃會堂的演出從各方面來說都是不折不扣的災難，但這場災難造就了偉大：吉米正在創造自我，儘管隨之而來的是貧窮沮喪地坐在巷弄裡而不是站在舞台上，但他也鞏固了自己的音樂招牌。

《女兒是吸收媽媽情緒長大的》作者是一位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師，在組家庭養兒育女、成為心理師前有十年修道院生活經驗（曾是一位修女），書中流露從年少起對自我的探詢讓人可以理解這樣的人生歷程。此書不以個案組成篇章，而是紮紮實實寫出六章的內容。作者在第一篇開章名義地破除了多數讀者對書名的印象：本書不是認為母親對兒子沒有影響，也不是父親不重要，而是母親對待女兒的態度上明顯有著情緒界線上的失準和對待上的差異，這是作者在此書中主要指出並探討的。書名雖提到女兒和母親，不過嚴格來說此書聚焦在「母親」角色上，提到「女兒」是因為每一個母親必定同時身處在女兒的角色中，在文化、性別刻板和情緒的交纏之下，重複的生命經驗反覆出現，「母親」的模樣就這樣傳承下來，女兒承受的傷痛隨之傳承下來，引起共鳴是可預期的。更清晰地說，這本書是寫給「媽媽們」看的，女兒們對此書有共鳴可以理解，但母親們呢？

貝拉塔爾的電影就是要在電影院觀賞，因為唯有在電影院，你才可以沉浸他那絕望的黑中。《鯨魚馬戲團》講述在生活品質堪慮的小鎮上，某天來了一個帶著鯨魚標本與名為王子的侏儒，而他將引爆這個小鎮的積怨，並帶給對人類理性之光樂觀的主角還有相對復古的叔叔一場不可逆轉的浩劫。

你應該穿着正裝進入影院，端正坐姿欣賞《五星饗魘》，因為這部電影是我今年最充滿驚喜的電影體驗，讓我突然意識到平常我看到的大多數電影給我的服務是如此懶惰且漫不經心，我如同片中期盼前往要價1250美金，且限定極少數人才能參加的晚宴的顧客般興奮，與其說料理在片中是殺戮的開端，不如說殺戮是料理的一部分，如果我們理解到享用料理不只是包含食物，也包含觀賞食物製作的過程，以及知道其來由的話。

我們經常重播的幾首特定歌曲有可能洩漏我們應對感情、友誼和家庭關係的慣用模式嗎？無論播放清單上是愛黛兒還是威肯，確實可以從歌詞看出一些端倪，而這些都跟依附類型有關，也就是我們面對人際關係時慣用的想法、感受和行為。心理學家瑞文‧阿萊伊說：「我對音樂在人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很感興趣。自從人類從數萬年前開始創作音樂以來，不同文化的歌曲總是把焦點放在關係上——進入關係、維繫關係或分手——所以我好奇人們所聽的音樂，是否反映出他們如何看待關係。」

當伊隆‧馬斯克以440億美元收購推特時，他顯然不知道推特最重要的關鍵資產在7,500名員工的腦子裡。如果沒有了這些知識與人才，推特有如一間空殼公司——只剩下一棟辦公大樓、一些專利和一個品牌——沒有能力改善甚至維持原本的服務。它不太可能一下子全盤失敗，但漏洞與故障會增加，提供的產品品質也會惡化，仇恨推文會大量湧現，客戶和廣告商將會逃離。

不妨想一想下列情景。卡車司機咒罵造成交通堵塞的慢速駕駛，經理斥責員工不交報告，大國為對弱小而頑強的鄰國發動攻擊。有趣的是，儘管在這些例子中，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間存在明顯差異，但每個攻擊者都可能聲稱自己是受害者：卡車司機的去路受阻，經理遭受下屬違逆，入侵國遭到反抗。侵略者堅信自己發動攻擊的原因符合正義，堅信自己的權利受到侵犯。他們憤怒的對象，也就是真正的受害者（在公平無私的旁觀者看來），被加害者視為問題根源。好鬥、控制欲強的人，通常認為自己的資格和權利凌駕於他人之上。打著「需要生存空間」或徵用土地口號的侵略國看待弱國的反抗，與盛氣凌人的司機看待慢速駕駛的方式大致相同：對方的作為正在干涉自己的合法目的。一個人在群體當中，也會表現出在個人衝突中的偏差思維。

他們從一開始就有意識的記錄自己的足跡，無論是拍照或者是錄影，無論是寫作或是演講，他們都熱情的分享著行走於危險地帶，所盜取來的秘密，那些秘密只在各種一般人不願踏足處才有，配合當時暗潮洶湧的學生運動以及存在主義潮流，以及電視興盛的年代，人們很容易就接受他們的瘋狂行徑，並為這對神奇情侶所著迷。那既是對於學術探求的尊敬，也是人類極限的仰慕，即便穿上厚重的防護裝，即便他們如青少年般在火山上快樂走跳，但光是看著那不斷噴湧的火紅，還有聽著那不斷呼嘯的聲響，我們就隨時被提醒他們是在與死亡共舞。他們沒有子嗣，然而在他們所留下的種種資料裡，我們看到了更加偉大的創造，這不只是關於火山，而是關於愛情的偉大力量。

《情慾二重奏》裡發生的事情就像是八點檔。一邊是老公因為老婆身上的肉臭味而搞上賣奶油的人妻，後面卻發現這兩個女人搞了起來；另一邊是女強人為了滿足丈夫願望還有自己面子，去窮親戚那兒找智能障礙的女孩代孕，後面卻發現自己根本忍受不了孩子的哭聲，兩家事件的主導者都試圖讓生活變得更好，最終卻都各自迎來失望，甚至有人因此喪命，或者重傷。

學者在六世紀的宗教文本中，發現了西元前二世紀的古老恆星目錄殘片：它在寫成的幾個世紀後被後人抹去，並在上面重新書寫了其他內容。一項針對手抄本的新分析表明，被覆蓋的內容可能出自古希臘天文學家喜帕恰斯之手，長期以來他繪製的星圖被認為早已佚失。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古代科學歷史學家維克多‧吉森伯格說：「我認為這消除了人們對於喜帕恰斯的恆星目錄是否真實存在的懷疑，並證實了他曾經試著測量所有可見恆星的座標。」

史蒂芬史匹柏在半自傳性電影《法貝爾曼》把離婚擺在了最重要的位置，還有取材自他的童年與青少年時期的諸多經歷。這是他與劇作家兼編劇東尼‧庫許納的第四次合作，兩人首次共同擔任編劇完成了這部既有趣又傷感的電影。電影中的主角名為山米‧法貝爾曼，剛出場時他還是1950年代居住在紐澤西的一個孩子，父母帶他去看了西席‧地密爾的《戲王之王》，那一刻起，他就深深被電影迷住了，也找到了人生的志向。

這個鬼故事才剛開始講述，那是許多台灣人所不願意面對，也不願去理解的。在我們日常視野之外，關於我們所享有的各項建設與方便的祭品們的故事，祭品不需要名字，如同我們找不到當初是哪些人蓋了長城，他們是鬼，鬼就是存在但我們不知道該如何指出它的東西，所以當我們莫名掉髮，那叫「鬼剃頭」，我們討厭的爛得不可思議的地方我們會叫它「鬼地方」而當我們不知道一件事時，我們會說「鬼才知道」。鬼很能幹，但鬼卻需要保持未知，但《九槍》卻要讓我們重新記得，這一個鬼，或者其他跟他一樣的鬼，原本是人，或者至少在他們來台前是人。

馬丁‧史柯西斯的《最後華爾茲》是一部教科書級的經典紀錄片，我建議所有要替樂團做終演記錄的人都去看一下這部片，去看馬丁史柯西斯如何將作為導演的「我」放到最小，努力讓自己的技術與想法服務於「替樂隊合唱團留下記錄」。他天衣無縫的剪接，竟讓一些觀眾誤以為導演就是順順的將該樂團的表演記錄進行剪接而已，這實際上是天大的錯誤。

從院線票房來看，《哈勇家》絕對是今年最被低估的作品，至少我忘記在台灣上一次看到很棒的原住民電影是什麼時候？陳潔瑤的劇本不要說放在原住民電影，放在國片甚至國際來說都是很棒的，首先沒多少導演能夠寫好群戲，再來寫好群戲卻又失去電影重點那也沒意義。

精準地跟著音樂節拍律動被認為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然而，新研究表明，老鼠也有這種能力。研究發現，律動的最佳節拍取決於大腦中的時間常數（我們的大腦對某事做出反應的速度），而且這種相似性遍及所有物種。這意味著人類的聽覺和運動系統跟音樂互動並且律動的能力，在動物界可能比我們以往所想的更普遍。這項新發現不僅讓我們更進一步瞭解動物，也讓我們對人類音樂和舞蹈的起源具有更深的認識。

那些善良正直溫柔的人唯一的缺點就是活得太刻意，就像咒術迴戰裡的虎杖悠仁，他真的是那種系出名門根正苗紅的王道少年漫畫主角，正直、善良又帶有一種天然的憨傻氣，想好好遵守祖父留下來的教誨，可是我對他就是喜歡不起來。還不如他的老師五條悟，時而瘋癲時而清醒骨子裡滿滿都是呼之欲出的邪傲狂狷，我喜歡的角色必須要有人的味道，而《咒術迴戰》劇場版裡的乙骨憂太就是這樣一個人味十足的角色。

自從人類發明了音樂，我們也有了糟糕的音樂。糟糕的音樂只有一種來源：糟糕的音樂家。儘管現在降噪耳機越來越普及，但我們還是很難避開糟糕的音樂，它們可能從商場、夜市、健身房、路過的汽車等地方的音響設備傳到你的耳裡。對於如何應對糟糕的音樂家，現代的手段比過去來得少（幾乎是束手無策），或說至少比中世紀的歐洲人要少：「恥辱之笛」，一種用來懲罰「藝術犯罪者」的道具。

不過，也有像他這種其他男性。於是，重要著作先生就這樣自鳴得意地談論著這本我應該要知道的書，然後莎莉打斷了他說：「那就是她寫的。」總之她想要打斷他的話。但他還是自己講個不停，莎莉得說「那就是她寫的」三、四次，然後他才終於聽進去。接著就像十九世紀小說裡的情節一樣，他臉上沒了血色，我確實就是那本重要著作的作者，結果他根本沒讀過，只是幾個月前在《紐約時報書評》上看過，他的世界原本整理成井然有序的分類，如今顯得混亂無章，讓他驚嚇到說不出話來—但只維持了一下子，接著又是雄辯滔滔。身為女性，我們很有禮貌地走到他聽不見的地方才開始大笑，而且一笑就實在停不下來。

「以前我以為有一種鳥一開始飛就會飛到死亡的那一天才落地，其實它什麼地方也沒去過，那鳥一開始就已經死了。」在王家衛的《阿飛正傳》中，旭仔多次提及這段無腳雀鳥的獨白，即是為了反映出了他自身其實一直深處在一個缺乏安全感、迷惘的狀態中。其實，整部作品中，旭仔不停在不同女人間遊走，並認為自己是隻「無腳雀鳥」的原因，即是因為他的成長歷程。

2022年9月，伊朗庫德族女子馬哈薩‧艾米尼因為「頭巾配戴方式不符規定」遭道德警察逮捕後疑似毆打致死，隨後伊朗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行動。伊朗正經歷一些戲劇性的轉變，包括朝向世俗化邁進的渴望。調查顯示，超過60％的伊朗人現在要求一個非宗教的世俗國家（如同五十年前那樣），但問題在於當權者願不願意還給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