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育和

事實上，諫山創的選擇非常合理，因為怪誕蟲完全不是，也不應該是故事的重點，如果情節推進到解決怪誕蟲之謎，無疑會讓故事陷入一種迷思，彷彿可以透過根治某個問題，讓這個世界徹底改頭換面，但是，《進擊的巨人》不是一部烏托邦作品。艾連在陳述為何發動地鳴時說，「我確切知道的是，米卡莎的選擇所帶來的結果。全都是為了抵達那個結果，我…不斷地前進」。如果虛無的自由是這個故事的主題，那麼艾連並不需要「不斷地前進」，畢竟，他的「自由」也包括無視米卡莎的選擇，而艾連沒有選擇這樣的自由，他的選擇是不斷前進，抵達「米卡莎的選擇」。

然而我們迎來了需要表演「脆弱性」的新時代，能夠無礙的「恰當」展示自己的精神弱點，變成了受眾人喜歡的特質。凡是參加才藝比賽的歌手莫不失去親人、大病初癒、浩劫餘生、霸凌倖存，之中至少選一項標籤來讓人記住跟喜愛自己，因為僅是有才藝從來都不夠，你還要有個傷心的故事，一個無傷大雅的脆弱痛點，對陌生的人們來說，唯有當眾展示你的痛苦，你才真的成為一個人。意外的是，或許不只是選秀明星，社群媒體把一般人也變成了這樣。

皮凱提從《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之後一系列著作的核心關懷，可以用古典社會學家涂爾幹的這句話來概括：「現代民主社會，將無法長久容忍財富繼承的存在。」當皮凱提談平等，他講的不是什麼小打小鬧的文青雜感，而是真正影響每一個人命運的經濟落差：遺產繼承落差與累進稅率。無論再怎麼努力，一個人一生所能獲得的金錢，都跟父母傳承的財產有直接關係，而且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因此他提出全民「遺產重分配」，讓每個年輕人真正站在平等的起跑線上。

貝克特發現一向強健的母親居然患上帕金森症時，意識到自己步入了「中年」，一段人生當中看似連續卻不免斷裂的人生階段，在旁觀他人即將到來的死亡時，憂心的意識到自己無以迴避的終點，同時又不可免的抗拒，當貝克特看自己母親那完全無法辨識的臉龐，他感覺那像是一個面具，當注視著它時，「我頓時意識到之前我所做的一切都走錯了路。我猜你們會說這是上帝的啟示。我知道這是一個強烈的字眼，也確實如此。我於是明白了，收集資訊、豐富知識都毫無意義。」「中年」（midlife）一詞直至1895年才因人類壽命的普遍延長而出現，而直到1965年才在一篇題為〈死亡與中年危機〉的精神分析論文中，才與「危機」聯繫。然而，早在中世紀，但丁在在《神曲》開篇，就描述了「中年危機」。

某種意義上，認知作戰所採取的手法與營銷無異，需要分析受眾規模、發文頻率以及使用者參與度，以此精準定位目標受眾，然而，相較於商業性的公關與營銷，偽事件邏輯在政治意見的衝突中會更加強化，畢竟，無論大飯店的公關活動如何成功，物質性的實體設備依舊扮演了事實與真相之間的最終門檻，然而，在多元的政治輿論，主觀的情緒往往扮演了最終合理化的角色，確認的偏誤，乃至於逆火效應都進一步導致了虛幻真相效應，最終完全模糊了事實與真相、事件與偽事件之間的界線。所謂的「後真相時代」，並不是指真相的消失，而是指一個特定事實可以為完全不同真相背書的弔詭現象，「認知作戰的目的在於製造多重現實」。

當代政治哲學家艾莉斯．楊的論文集《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中文版近期重出，本書收錄了她的八篇論文，時間向度跨越27年。中文書名來自其中第二章標題。在此一章節，她提到了女孩的身體經驗如何被男性研究者觀察為拘束、受限、斷斷續續、負面／陰性的，雖然本書旨在談論女性身體經驗，但目的並非頌揚女性身體經驗的獨一無二，當艾莉斯．楊敘述女性身體經驗，尤其是通常只有生理女性才具有的「功能」，諸如月經、懷孕分娩時，她並無意把這些經驗寫得很神聖，也無意把這些經驗寫得很負面。而這兩種極端正是社會大眾討論女性身體經驗（有時候他們在意的也非身體經驗，可能只是女性身體「功能」）時容易落入的兩種極端。

米蘭昆德拉生命中有兩件事似乎定義了他的作品基調。第一件事是出於於四月一日愚人節，一個人們會在這一天顛覆嚴肅的節日，昆德拉自承，這個生日「就形而上層次來說看來並非全無意義」。1972年，捷共政府在布拉格之春展開大清洗，昆德拉被認定為「右派作家」，因而被布拉格電影學院解雇，在朋友幫助下，他自修占星學並在週刊用假名寫星座專欄，他說這個工作就是每月寫一篇愚蠢的短文分析十二星座，偶爾還會畫畫星座插圖，這段經歷被寫進《笑忘書》中。

《明室》兩個部分有著類似的簡單過去式開頭，「有一天，已是很久以前了」以及「母親去世後不久，十一月某天晚上，我著手整理相片」。然而，巴特在它們之間，刻意留下了難以填補的間隙。在《明室》第一部的最後，羅蘭巴特卻突如其來棄置了對攝影意義體系的一切表述，頹然的承認「我該推翻己見，重設觀點」。攝影的哲理對於親人的逝去毫無作用，《明室》第二部分對攝影的反思，被迫調轉視線後的反思，始於巴特的喪母之痛，始於他無法從任何一張母親的照片中「生動喚起我心愛的臉孔」，始於一張巴特不願公開的照片：母親年幼時所攝的冬園相片。

台灣與東歐有著類似的處境、經歷與命運，同樣被極權帝國視為勢力範圍、同樣經歷過「蘇維埃人」的政治工程，以及弱勢民族的邊緣命運。但「寧靜革命」的僥倖讓台灣錯失再造政治靈魂的契機，黨國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可以換上不打草稿的話術搖身一變民主鬥士。在極權帝國反撲的今天，西歐人似乎還是沒有長進，如果安愛波邦這本《鐵幕降臨》應該有什麼啟示，可能就是昆德拉當年對鬆弛西歐人的警告：所有歐洲國家都有「淪為小國、遭遇小國命運」的可能。

讀者手上迪寧的這本著作，有一個驚悚的結論：自由主義失敗了，不只如此，可能還是一敗塗地，如果希望挽救敗局，最好重新檢視這個現代以來主導世界政治社會進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診斷自由主義實踐之論不少，但如此決絕宣告其挫敗者，迪寧恐怕唯一。這個立論某種程度上切中了當前自由民主國家人民的心聲。自由民主體制似乎見證了歷史的終結，民主國家的人民並不真的擔憂集中營重臨，但他們對於建制民主卻愈來愈疏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