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曾於戰後刊載過谷崎潤一郎《細雪》的女性雜誌《婦人公論》，在邀請三浦紫苑以「女人們的故事」為題連載小說時，三浦紫苑37歲。在她筆下誕生了一名與她同齡的刺繡家牧田佐知，也有著她親生兒女般，一生做好一件事的專心致志，又時而溫吞、時而脫線的偏離了日本整齊劃一的社會人規格。雖然小說家的才能在於描寫自己以外的人物，當佐知對她一針一線安排成就的刺繡作品引以為豪，趕著截稿日，偶爾不安於無人欣賞時，同樣鎮日埋首桌前，一字一句填出多彩繪卷的三浦紫苑，也許並非未曾留心創作的相似之處。

你是否想過為何早上醒來時眼角會有一些像是沙子的東西呢？根據歐洲民俗傳說，這是「睡魔」前一晚造訪過的痕跡。睡魔揹著裝滿魔法沙子的袋子，灑向孩童的眼睛，賦予他們一夜安寢。但不是每個人都值得擁有好夢，根據丹麥作家安徒生在1841年延伸創作的童話〈Ole Lukøje〉，只有好孩子才會得到美夢。早在安徒生之前，德國恐怖小說家E·T·A·霍夫曼就曾寫過名為〈Der Sandmann〉的短篇小說，發表於1816年。在這個故事裡，霍夫曼強調了民間傳說的另一個面向──不願睡覺的小孩，眼球會被睡魔挖走，帶去月球餵給睡魔的小孩吃掉。

貧困影響近七分之一的美國兒童——約1050萬人——而且影響範圍廣泛。充分的證據證明，生活貧困的兒童會經歷更多壓力，這些壓力可能會阻礙情感和認知的健康發展，並導致教育、就業和身心健康方面等問題的明顯差異。研究貧困和逆境如何影響兒童發展的科學家，經常追蹤負面經歷——無論是貧困或父母入獄等因素——對決策、壓力程度或大腦功能各個方面的影響。但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心理學家賽斯‧波拉克指出，這些努力往往忽略掉一個非常重要但長期被忽略的部分：孩子對自身經歷的看法。如果想深入瞭解逆境的影響，就應該超越對孩子所處環境的「客觀」衡量，採取更為人類學的方法：詢問和傾聽孩子對於經歷的真實感受，他說：「畢竟，只有親身經歷過的人認定它是負面的，它才真的是『逆境』。」

在早期攝影史上，路易‧達蓋爾的專利攝影法「銀版法」在19世紀初期被廣泛使用了近20年，人們用這種方式拍攝了許多當時的照片，包括亞伯拉罕‧林肯、愛倫坡、艾蜜莉‧迪金森和約翰‧布朗的著名照片。但世界上第一張已知的照片，是達蓋爾曾經的夥伴約瑟夫‧尼塞福爾‧涅普斯所製作的錫盤照片，拍攝於1826年。

於是，你踏上了旅程，打算去屠龍、竊取王位，順便終結一兩個邪惡帝國。但你會不會也想把羊變成蝗蟲？或是變得比世界上最優秀的五十名學者還要聰明？又或許你只想要用閃電殺死家暴父親。若是如此，你可以看看那些特別神聖的宗教女性例子。的確，安條克的瑪格麗特、尼科米底亞的芭芭拉和亞歷山大的加大肋納都在受盡殘酷折磨後被謀殺，但她們並非真實人物。不過，中世紀基督徒仍然很珍惜這些「處女殉道者」的傳說，因為她們知道一件事：要當（女）英雄，就不能嫁給王子。

《媽的多重宇宙》中的「多重宇宙」只是手法，主題則是親情，也因此多重宇宙的表現方式必然地會被主題給囿限，所以即便故事設定了「多重宇宙」，也只有在電影中出現十指可數的可能性。固然在電影後段的一個小環節主角秀蓮有像翻頁一般快速地帶過那種在多重宇宙中的各個角色，但相較於秀蓮其他角色以及在主要宇宙中的角色在電影中的份量，簡直是一千比一的比例，因此不計算在前述的可數的範圍。也正是在那麼多的「有限」對比於那麼少的「無限」之下，要去體驗到那種無限的感覺，是較為困難的了，倒不如說是電影為了給所謂「多重宇宙」的設定給個交代，所以要放這一幕一般還是個比較合理的解釋。畢竟，電影的重點不是多重宇宙，而是「媽」。

對我來說，《波士頓環球報》揭示的不僅是教會拒絕保護兒童的問題，它也侵蝕了我對性的宗教敘事，將性視為壓抑的意志與恐怖的欲望之間的掙扎——這種敘事預設了性暴力的必然性。當我觀看《發條橘子》時，我看到的正是這種敘事的倒置，而不是顛覆。20年前我看《發條橘子》的時候，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生活都浸淫在保守的天主教對性的怪物語境之中，我被燈光和音樂超現實主義的相互作用、浮誇的演技，以及既嬉鬧又危險、費解的青少年俚語弄得眼花繚亂。最重要的是，我被亞曆克斯迷住了，這個黑暗又複雜的男孩是誰？對他來說，貝多芬和性暴力是共感的高級藝術？用毀滅性的性語境來說，亞曆克斯不是一個試著控制自身欲望的人，他的暴力並不是自我控制的失敗；而是拋棄了任何克制的藉口。他在性壓抑與性怪物之間做選擇，而他選擇成為怪物。

男性目前沒有任何可靠且可逆的避孕藥，女性則有許多避孕藥物、貼片、植入物可以選擇，但伴隨而來無數的副作用。現在，男性只有兩種避孕手段，而且都是非荷爾蒙的方式：保險套和輸精管結紮手術。前者有85％的有效性，但很多人不願使用；後者則是永久性手術。目前處於實驗階段的避孕凝膠，只要每天持續使用，就能有效避孕而且可逆。每個人都應該擁有一種工具，在避孕方面成為負責任的性伴侶，我們等待了這麼長的時間，安全方便的男性避孕藥終於近在咫尺了嗎？

儘管印度長久以來一直是世界最知名、最大的亞洲鑽石供應國，但它並不是唯一來源。印尼的婆羅洲島也出產鑽石，不過始終不清楚人們是從什麼時候起知道這些鑽石礦的存在。亞洲有個鑽石島的想法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在阿拉伯和歐洲均可找到這種想法的起源。馬蘇第曾在十世紀的頭幾十年寫過關於寶石的文章，他認為不是只有印度，還有更多地方生產鑽石，他提到了在「塞倫迪布」上有座山，山裡面有閃閃發光的寶石。馬蘇第指的在斯里蘭卡島上的這座山可以確認是聖足山，座落於斯里蘭卡的西南部，在佛教、印度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中皆十分重要：對基督徒和穆斯林而言，這座山的名字是亞當峰，因為一些人認為它是亞當和夏娃被趕出伊甸園後隱居的地方。

維密比其他任何標誌或文化產品，都更能定義19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的性感形象。雷蒙德的想法是說服女性為了所謂的「滿足自我」而物化自己，預示了明顯低俗、排他性與消費主義的時刻，維密讓「美」變得遙遠，同時將女性的性探索局限在男性的幻想世界裡。維密不僅塑造了美國市場，也形塑了美國文化。這可能讓我們更好奇，為何還有這麼多人願意買帳？

教皇方濟各和特斯拉執行長伊隆‧馬斯克等許多人士都擔心生育率下滑的現象，美國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訴傑克森婦女健康組織案》的裁決將迫使女性違背自己的生育意願，而近期英國的社論甚至提議對沒有小孩的人口徵稅。媒體經常指出，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不生太多胎，或者乾脆放棄為人父母。但是，有多少美國人想要孩子卻無法實現？或者還在計畫未來生小孩？又有多少人有意識地選擇一輩子不想要孩子？

珍‧奧斯丁最後一部小說《勸服》描述一位個性溫柔內斂的貴族女性安‧艾略特，19歲時被旁人勸說而放棄了家世跟財富都比較遜色的情人婚約，她之後長達八年都不再有論及婚嫁的對象，最終變成幫已婚姊妹帶小孩、長照虛榮又自以為是的父親的老小姐。時隔多年，舊情人意外再度出現，已經變成在拿破侖戰爭中名利雙收的上校，自尊使她無法向依然單身的舊情人傾訴多年未變的愛意。《勸服》是一部相當悲傷的作品，裡面有很多女性因為年齡與未婚而被貶低的悲傷，而男主角也經歷了戰爭的創傷。2022年，Netflix翻拍了這部作品卻罵聲不斷，作家艾米琳‧克萊恩的評論解釋了為什麼熱愛文學原作的人，很可能會討厭這部電影。

萊莉‧亞克利斯是一名跨性別女性，願望是外表能變得更像女生。然而，心目中可以讓她更女人的手術（臉部線條柔化、隆乳、去除喉結）全都不在醫療保險給付範圍之內，因為這些手術被視為「非必要」，而保險願意給付的是她認為根本無關緊要的手術：生殖器重建。萊莉認為在公開場合判斷一個陌生人是男或女，人們不會無禮地掀起對方裙底看下面有什麼器官，而是直接以長相與外型來判斷。因此，萊莉真正的夢想很難實現，作為替代，她只好買很多漂亮的衣服，在可疑的水療館做便宜的豐唇手術。因此，她也越來越窮。

休‧埃金的著作《畢卡索之戰》雖然標題出現了畢卡索，但他只是相對次要的角色，從序言就能清楚發現這點。戲劇性的開頭將讀者帶回1924年約翰‧奎因紐約家中所舉行的一場晚宴，奎因是一名華爾街律師，也是現代藝術和文學的先驅贊助人。咖啡端上來後，奎因帶朋友和其他現代藝術愛好者欣賞他的新收藏，埃金寫道：「他們被巨大的矩形所包圍，在夜間與之相遇既令人著迷又詭異。」如果從書名來猜，讀者可能會以為這裡說的巨大矩形是巴勃羅‧畢卡索的某幅油畫，但並非如此。

這一天可能是戴托羅電影生涯最開心的一天，即便他日後也獲得各項成功。當《羊男的迷宮》在悲傷但不失希望的結局中落幕，如雷的掌聲如降福儀式在戴托羅的耳邊響起，持續了整整二十四分鐘——至今仍是坎城影展史上起立鼓掌的最長紀錄。影評隨後也會跟上，對這部結合歷史和神話的生涯代表作大肆讚揚。在電影史裡罕見的冷門特例裡，戴托羅錯失了影展最高榮譽金棕櫚獎，輸給了肯．洛區沉鬱風格的愛爾蘭電影《吹動大麥的風》，至於導演獎則敗給了墨西哥同胞兼好友，以《火線交錯》獲獎的的阿利安卓．崗札雷．伊納利圖。不過毫無疑問，世界終於覺醒承認事實，接受戴托羅在胖男孩外表下，內心是一個藝術家。

一份瑞士研究顯示，民主與國民的快樂（幸福感）有明顯的正相關。而且對於民主傳統悠久的國家，民主對國民幸福感的影響更大；對於還在擺脫威權主義陰影的國家來說，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得到民主帶來的益處。

直男行為研究社揭露的惡形惡狀，大部分的時候都「不是」來自於這些男性不夠「社會化」，而是來自於他們自認為有權利對女性居高臨下的進行指導式發言。這些被研究的個案，不大可能會在沒有得到晉升時對自己的主管咄咄逼人，也不會死纏爛打自己的同事強迫對方跟自己交換手上的工作，但他們覺得強迫女性接受他們的「好意」沒有問題。換句話說，直男若成為女性的困擾並非因為「笨拙」，而是因為「強勢」，而且這種強勢是一種十分令人火大的，選擇性的強勢。

根據資料顯示，老歌現在佔據了美國音樂市場的70％；更糟糕的消息是：新音樂的市場其實正在萎縮，而音樂市場所有的增長都源自老歌。當今最熱門的200首新歌通常只占總播放量的不到5％，三年前這個比例還高出兩倍。消費者實際購買的歌曲更偏向老歌，目前iTunes下載次數最多的歌曲都是上個世紀的樂團。

喬治‧哈里森的第一首個人冠軍單曲〈My Sweet Lord〉在搖滾樂史上獨樹一格，因為它與世俗背道而馳，這是一首獻給造物主的情歌。當然，海灘男孩的〈God Only Knows〉和諾曼‧格林鮑姆的〈Spirit In The Sky〉都開過先例，但〈My Sweet Lord〉有所不同：歌詞中提到40次「上帝」，16次「哈利路亞」和9次「哈瑞奎師那」。就像約翰‧藍儂在1970年調侃哈里森的歌曲時所說：「每當我打開收音機，聽見的都是『哦，我的上帝』，聽到連我都開始覺得上帝真的存在。」

如果要一言以敝之高畑勳的作品宗旨，那就是「重返自然與人的和諧關係」。也因此，在高畑勳的作品裡總以一種回憶的狀態呈現給我們看，因為在他的觀念來看，二戰後的現代化導致農業社會的徹底消失，然而人類的文化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農業社會時點滴積累而來，那是神話、慶典、儀式、等人與自然互動的產物。工業革命至今其實也不過三百年，而現代化至今也不過百年，所以在其作品裡出現現代風貌時，裡頭的人類也時常處於失落與疲累的狀態。

我想應該可以問問這位幹員，如果我認識的園丁在花園裡種了鴉片罌粟花，他會給這位園丁什麼意見？「我會告訴他，這是非法行為，可能有被警方上門臨檢之虞。但是我們有優先順序與輕重緩急，如果他是華盛頓大學植物學家，而且只種植鴉片罌粟，他家可能不會被破門而入；反觀，如果這位教授割了蒴果外皮，他家可能會被警方臨檢。這是依照個別情況處理。但是我也會告訴他，既然有這麼多美麗的植物可以種，為何獨鍾這個非法的鴉片罌粟？我的建議是：盆栽或蘭花要種得好，得花費更多心力，有多少人能成功種出蘭花？所以幹麼偏要種鴉片罌粟？」

特立獨行的科學家和發明家詹姆士‧洛夫洛克於2022年7月26日在家人陪伴下高壽過世，這天正好也是他的103歲生日。洛夫洛克度過了不平凡的人生，他最知名的事蹟就是在1970年代與美國生物學家琳‧馬古利斯共同提出了「蓋亞假說」，從此改變人們對地球生命的看法。

作家安東尼‧薩默斯於1985年出版了一本瑪麗蓮夢露傳記，試圖釐清她的各種傳聞，找出更接近事實的真相：她的生活與爭議性的死因。自從這本傳記出版以來，人們對於夢露——尤其是醜聞和陰謀論——的興趣不減反增。然而，大部分流行文化中的瑪麗蓮夢露傳記電影、以她生平為靈感的小說，大多都將她描述成「只是一個身世悲傷的性感明星」，編派一些毫無根據的創傷經驗給她，而不探討她對社會與政治議題的看法，以及實際的作為。

「高畑先生的辭典裡沒有『得到教訓』一詞，對自己做出來的東西的價值深信不疑，這就是高畑勳。他完全沒有自覺『說不定我正在做一個毫無益處的東西』。」這是日本動畫界另一號大人物押井守對高畑勳的評語，他也在《暢所欲言！押井守漫談吉卜力祕辛》裡稱為高畑勳為「臭知識份子」。在這本談論吉卜力的書裡，主要篇幅都在談論宮崎駿，其次就是高畑勳，剩下的寥寥幾頁則在談談吉卜力除前兩者之外的內容，其實也反應了吉卜力這個日本國寶的危機所在。如果說宮崎駿是太陽，那麼高畑勳就是月亮，月亮與太陽同樣重要，但月亮卻不能代替太陽的工作，因為月亮有自己的工作，我們可以簡單的從吉卜力的畫風來看這件事。

這裡住的一直都是紐約最窮的一群人。從早期的愛爾蘭人、義大利人，然後是波多黎各人，以及接下來的墨西哥人，他們因為不同原因遠離家鄉，在這個全世界最富裕城市的角落奮力求生，努力尋求向上流動的可能。

在美國農場安全管理局委託記錄大蕭條的約27萬張照片中，超過三分之一被「殺死」。它們被打洞穿過，就像被子彈穿過身體死去的人一樣。農場安全管理局攝影計畫的負責人、執行這項決策的人是經濟學家羅伊‧愛默生‧斯特雷克，他熱衷於詳細規劃並穩定建立龐大的照片檔案，但對於消滅自己不想要的照片卻也十分專斷果決。儘管保留下來的許多照片後來都成為知名歷史影像，但被「殺死」的照片卻具有某種更耐人尋味的魔力，記者愛瑞卡‧愛森研究了這些照片背後的歷史和孔洞的故事。

日本在鎖國兩個世紀後，於1860年代重新向世界開放，西方人立刻著迷於日本的事物。正是在這十年間，梵谷開始收集浮世繪版畫，啟發他創作了「未來的藝術」，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先被日本的傳統文化吸引。1876年，美國教育家格里菲斯前往日本時，他對這個似乎是遊戲天堂的國家感到驚歎，他寫道：「我們不知道世界上哪個國家有這麼多玩具店，或是這麼多出售孩子們喜歡的東西的集市。」

在人生的旅程中，你可能偶爾遇見一個人，時隔半生，這個人、這樁事才在你心中抽芽滋生，怦然而現。索拉雅——她那道薄薄的美人鬚，她那雙眼線筆畫出的電眼，當她告訴我們荷蘭銀行家的性慾受到撩撥、她那發自腹胃的低沉笑聲。他一隻手就可以把她折成兩截，但他辦不到；要麼她已經折毀，要麼她就是不會。

幻想有群背地裡始終觀察人類命運的機構，在社會無法看見的角落改動事件結局，進而引發歷史性的改革，似乎是非常好萊塢式的想像，或許可溯源於艾西莫夫在1955年做過的類似嘗試：於科幻小說《永恆的終結》裡，他設想有個超越於普遍時間線外的永恆域，他們觀察所謂時代走向，確保各種巧合誤差所拼湊出來的未來合理安全，若哪個環節出了差錯，他們便會派遣執行者，以最低限度的改變手段推翻往後數十年的預定發展。聽起來令人悚然或安然，如此假設都觸及了對於歷史本質的思考：牽一髮動全身的浪漫想像有無可能？若所有細節都納歸於歷史，又是誰決定了最終更改的權限？

說到西方世界的吸血鬼文學起源，你可能會想到伯蘭‧史杜克於1897年的《德古拉》。自一百多年前出版以來，這部作品就定義了往後的吸血鬼題材。但在《德古拉》出現的20多年前，另一個吸血鬼故事在愛爾蘭寫成，恐怖小說作家約瑟夫‧謝里丹‧勒‧法努撰寫的中篇小說《卡蜜拉》堪稱是現代歐洲的吸血鬼文學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