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以來，英語書籍中「追尋你的熱情」的使用量增加了九倍，人們似乎認為只要找到讓自己熱血沸騰的志業，就完全不會再感到辛苦，而且能夠排除萬難的一直從事下去。但德威克等心理學專家認為，這種建議是錯誤的。他們指出，熱情並不是被「發現」，而是被「培養」。

選舉是極適合惡意現身的場合。政治是我們爭辯何謂公平的地方。主觀認定的不公不義，跟有人跑在我們前面，會導致我們怒火中燒，而那正是最核心的政治情緒。這也有機會觸發反支配惡意。在政治領域中，反支配惡意可以以「唯恐天下不亂」的型態現身，其後續效應具有潛在的災難屬性。政治也是我們設法跑在別人前面的地方，為此我們可能會搬出支配型惡意來達成這個目的。害怕報復通常會讓我們不敢恣意揮灑惡意，但在不記名的選舉裡，我們可以躲在簾子後面投票。隱身在名為匿名的暗處中，惡意便會掙脫枷鎖。

1922年，榮格在瑞士蘇黎世河畔蓋了一棟石屋，稱為波林根塔屋。他會定期來到這間塔屋，每天早上關在房間內專心寫作，接著冥想、散步、沉澱思維，為明日的書寫作準備。這間專屬於榮格的塔屋，只有他自己有鑰匙，除非受到邀請，其他人不得入內。榮格覺得這間塔屋對他而言有如母親或母親子宮的形象，在塔屋裡，他可以成為他「曾經的樣子、現在的樣子和未來的樣子」，塔屋給了他一種「在石頭中重生的感覺」，除此之外，他覺得身在塔屋中，他彷彿存在於所有的風景和事物之中，成為這裡的每一棵樹、每一片雲、每一道飛濺的海浪、成為季節推移往來中的每一個動植物。在這個榮格個人專屬的空間裡，他專心致志的工作，讓他感覺超越了時間、空間的限制，成為了每一個時空維度內的自己、成為了萬事萬物、成為了所有的生命與無生命，如果這不是最好的生活，那麼什麼才是最好的生活呢？

1966年9月8日，由金‧羅登貝瑞製作的科幻劇《星艦迷航記》在NBC首播，但1969年播出79集後，由於低迷的收視率和廣告收入，電視台決定在第三季結束時停播。然而，早在1967年的世界科幻大會上，就已經出現了戴著史巴克尖耳的「星艦迷」。有些事情似乎超出了電視台高層的預期，他們顯然不是敢於「勇踏前人未至之境」之人。

這是1980年代最重大的搖滾樂戰役。由迪‧史奈德、法蘭克‧札帕和約翰‧丹佛組成的音樂陣營，迎戰「美國政府」提出的審查制度。史奈德身穿緊身牛仔褲和蛇紋皮靴，眼睛塗著睫毛膏，大步走進美國參議院商務、科學和交通委員會，面對一群西裝革履的國會議員與其妻子。身為Twisted Sister的主唱，史奈德成了眾矢之的，一群厭惡搖滾樂的人準備把他撕成碎片，但問題是他們惹錯人了。

墨必斯的實力，不只是在漫畫界獨領風騷，更被許多電影導演、製片商視為瑰寶而爭相網羅，許多經典的科幻電影，都有墨必斯的參與，例如《沙丘魔堡》、《異形》、《電子世界爭霸戰》、《無底洞》、《第五元素》等影片的造型、服裝設計、布景及故事分鏡，都可以看見他的構想。墨必斯的作品風行全世界，並在各國獲得無數個漫畫大獎。他在作品中營造出如夢似幻的時空，並將自己所奉行的禪學化為意象，閱讀者從中領悟哲理。精巧準確的筆法，吸引了眾多追隨者學習模仿，而他作品中呈現的視覺意象與空靈的情境，更是激發了無數人的靈感與想像，被稱譽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漫畫大師，實不為過。2012年3月10日去世於巴黎，享年73歲。

時間在1951年的6月4日的匈牙利，那時是由拉苛西領導的共產黨所統治，國父加強是共產黨宣言所述，但凌晨卻會有秘密警察出現在家門，數千人遭到驅逐出境，是這部片開首的字幕顯示，這個情況被稱作「門鈴恐懼」。幾個黑衣人開著開車敲門找「高斯一家」，按了門鈴確認身分後沒二話地直接進入如同那不是屋主的主屋。

在里昂街道那些曾經破裂與坑窪的路面，不斷出現五顏六色的馬賽克，這都得感謝神秘的街頭藝術家「Ememem」。法國藝術家Ememem的作品大多散佈在里昂的街頭，目前約有350件，而且還在持續增加當中。在過去六年間，他擅長用不同大小、不同色調的瓷磚拼成繽紛的馬賽克修補不平整的道路（偶爾還有牆壁）。上面有些有簽名，有些是代表他的鏝刀圖案，有些則沒有。

自從亞馬遜影集《魔戒：力量之戒》採用有色人種演員，粉絲的批評便引起了媒體的關注，報導通常把這些批評定位為真正的「死忠」粉絲對所謂的「覺醒力量」的「反擊」。但也有粉絲樂見托爾金的作品和之前的改編作品的展現多樣性。種族主義者對有色人種演員的歧視，以及對《魔戒：力量之戒》的「評論轟炸」表明，托爾金的中土世界不只是粉絲之間的分歧。

「希望自己的愛人照你的願望行事，或者你希望愛人去做你認為對他好的事，這是很正常的想法，不過這一切都得順其自然。你不能干涉心愛的人的自由，正如你不能干涉素不相識的人。」這是主角荷馬的好友華力吿訴荷馬的兒子安吉的話，這句話也可以概括說是《心塵往事》的故事主軸。故事講述著不斷在探索人生，思索自己所信念價值的孤兒荷馬和經營孤兒院，將荷馬視為己出的勒奇醫生間介於父子與師徒間的情感，理念認知不同歧異，還有深刻的感情羈絆。

張徐展出身地方紙紮世家，玩模型玩到日本和德國去。又把這些展覽一次打包，帶回台灣給我們欣賞。一開始以為他做的角色就是比較有風格的動物，但你可以從動畫看到那一隻隻動物下面還有人頂著，就像舞龍舞獅那樣起起落落，那些人也離脫不了動物的皮，彷彿生來就是一體的那樣，如同總是生在某種家庭，文化，環境中的我們，總在不斷的與其碰撞中，血肉模糊的雕刻出自己的命運，金紙也好銀紙也罷，終究要皺摺成自己的形狀。

吉伯特團隊的研究成果前所未見，但在很多方面卻是科學家早已理解的一些事實，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的生態學和演化生物學教授貝絲‧夏皮羅說：「人們對滅絕的最大誤解是，它是有可能逆轉的。」致力於去滅絕行動的非營利組織「復甦與恢復」的首席科學家班‧諾瓦克說：「你永遠不可能讓已經滅絕的生物復活。」儘管如此，對諾瓦克和大多數研究去滅絕的科學家來說，創造一個替代品而非復活一模一樣的滅絕物種並不是問題——而是目標。研究去滅絕的科學家不是為了復活上古生物放進動物園供人們娛樂參觀，而是以教育與保育為目標創造替代品，比如填補生態系統中已滅絕生物所留下的空白，或是增加現代瀕危物種的數量。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晚年被痛苦包圍，1920年他的女兒蘇菲死於流感，1923年他的外孫海因茨也夭折，同年他被診斷出罹患癌症，前前後後接受了33次手術，極度的疼痛使他預先寫下遺書。儘管如此，他卻沒有注意到另一個危機正在靠近：納粹將會迫害他，燒他的書，企圖監禁他全家，他必須仰賴過去的患者，譬如波拿巴公主等人的奔走請託才能成功逃走保住性命。佛洛伊德一生深愛奧匈帝國，他完全不覺得自己是猶太人有什麼問題，而這種情況在他人生的最後幾年最為明顯。儘管其他人紛紛逃離納粹，並鼓勵佛洛伊德也這麼做，但在納粹掌權的德國與奧地利合併後，佛洛伊德依然猶豫不決，資深記者安德魯‧納哥斯基說：「為什麼佛洛伊德讓自己陷入這種極其危險的境地？逃離對他來說是相對容易的方式，他為什麼不早點離開維也納呢？」納哥斯基的著作《拯救弗洛伊德：將他帶往自由的救援者》探討了這個問題，一部分敘述了佛洛伊德人生的最後幾年；一部分記錄了1938年作為佛洛伊德「救援隊」的患者、同事和合作者的事蹟；並描繪了一座城市與世界處於災難邊緣的光景。

2004年末，就在祖克柏與帕克嘲弄紅杉資本的那時，一個身材魁梧的創投家，名叫蓋瑞．雷斯切，造訪了上海黃浦江畔一棟辦公大樓。雷斯切比大多數美國科技專家都更具國際觀，嗅得出繁榮的味道。他曾在經濟繁榮的1980年代在日本工作，也曾在狂熱的1990年代經營孫正義的矽谷創投基金。當矽谷的榮景轉趨蕭條時，他轉移焦點，回到高度成長的亞洲。如今，當他從位於47樓這間富麗堂皇的辦公室向外眺望時，呼吸停頓了一拍。舉目所見盡是建築起重機，鋼鐵與玻璃帷幕大樓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連綿數公里。在雷斯切的旅外生涯中，從未目睹過這類景象。他猛然發現自己正把黃浦江想像成一條金錢熔化而成的河流，正以財富澆灌這座城市。

在家庭裡頭的日常對話是什麼樣子？吃飽了沒？功課寫了沒？考試第幾名？為什麼還不回家？那個朋友是做什麼的？去問你媽。你真的很沒出息，將來去做工好了。你不要管我！養你要幹嘛？不然不要生下我好了。媽我沒有錢。不要打媽媽！　這些對話就算不是全部，我想也八九不離十。然而導演黃惠偵想在這部紀錄片中創造出的日常對話，是愛語：關於親情，也關於愛情。《日常對話》的敘事主軸是建立在以導演的母親為主的紀錄，關於她作為「女同性戀」這件事在她的人生下所擴散而出的波盪。拍攝的人物包括母親與兄弟姐妹、女兒們、孫女們。

如果不標示畫家的性別，你能猜出哪一幅是男性畫家的作品嗎？藝術界長久以來都存在高度的性別失衡現象，澳洲國家美術館的館藏只有25％為女性藝術家的作品。然而，這個數字卻已經比其他地方好很多，在全世界美術館的主要藏品之中，大約90％為男性藝術家的作品。此外，女性藝術家最昂貴的畫作甚至無法排進有史以來最昂貴的100幅畫作之列。為什麼女性藝術家的作品價值比男性低那麼多呢？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的經濟學家想找出答案，他們假設可能原因有二：女性畫家真的畫得比較差，因此普遍不受重視；或者，純粹是性別歧視。所以他們進行了研究，測試人們在不知道作者是誰或性別的狀態之下，是否真的偏愛男性畫家的作品。

有一個我一直想問我心中偶像，控制狂庫柏力克的問題，那就是「為何你1980年的《鬼店》一點都不恐怖？」在這部作品裡，在群山與暴雪所圍繞的飯店裡，一名疑似被飯店鬼魂所控制的父親，掄起斧頭追殺他的妻子與小孩，發誓要將他們永遠留在這裡。故事大綱聽起來很恐怖，然而電影卻有許多讓人難以控制打起哈欠的地方，更別談恐懼，至少我第一次看是這樣的。在一場令人印象深刻的飛行鏡頭以及低沈樂音，還有不斷行駛的黃色汽車持續向前的開場戲之後，我們迎來的居然是名為「面試」的一連串文戲，無論是傑克．尼克遜飾演的傑克在接受全景飯店主管面試的時候，還是不知為何幾乎詐騙性的切出全景飯店，而去拍溫蒂與丹尼這對母子所居住的場所。在這之中，除了丹尼會跟自己的手指說話外沒什麼異常的。

不曉得為什麼，在觀賞《不！》的時候，我不斷想到《法蘭西特派週報》。對於過去的美好，魏斯安德森以一家報社的記者和報導為線索，編織對往日美好的想念；而喬登皮爾圍繞著財務岌岌可危的馬場與天空中不知名狀的「東西」，說出一個關於電影娛樂產業中觀看被觀看、豢養被豢養的故事。取名為《不！》乍看之下有些唐突，但看完電影之後卻忍不住會心一笑。所有人面對無以名狀、不知為何物的飛行物時，從頭到尾一致的反應都是：「NO！」雖然如此，每個人說NO的背後卻有不同的隱含：農場主人OJ的恐懼、父親離世的陰影，妹妹Emerald捕捉龐然大物影像、另類成名的企圖心，遊樂園主人Ricky馴服的慾望與創傷。這些反應同時道出了一件事：不是每個人對不名物體都抱著「敬而遠之」的態度，有的人並不排斥向它靠攏，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利益。

美國的現狀是：合法登記的槍枝很多，但相對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學者試圖理解為什麼就地理分布而言，有些區域的人民持有更多的槍枝？分析結果發現，1860年美國一個縣的奴隸人口比例越高，今天該縣居民的擁槍率就越高；亦即，今日具有擁槍文化的地區，就是那些當年擁有更多黑奴為白人工作的地區。研究者懷疑，擁槍權被認為與白人文化高度相關或許不是偶然，槍枝可能一開始就是為了控制奴隸而存在。

在那一刻之前，我所見識到的紐約只有它示人的那一面──我就像傳說中從鄉下進城幫廚的狄克‧惠廷頓，看著眼前的大熊耍把戲目瞪口呆；也像個南部大區來的少年，對巴黎的繁華大道神魂顛倒。之前我來紐約只顧著去百老匯看表演，伍爾沃斯大廈和羅馬戰車賽橫飾的設計師、喜劇與問題劇的音樂劇製作人，他們絕對找不到比我更懂得欣賞的人，我對紐約風格與光采的推崇，甚至超越這個城市為自己打的分數。我向來不接受任何塞在學生信箱裡那些跡近來路不明的名媛舞會邀請，正因為我認為沒有任何真實舞會能比得上我心中描繪的紐約夢幻盛景。

「槍的反義詞是什麼？」這是布倫丹‧康斯坦丁根據自己的教學經驗所創作的詩《相反值遊戲》的核心問題。首先，他描述了自己如何引領學生進行一場名為「相反值遊戲」的詩詞練習。在這項練習中，他要求學生們想出19世紀著名詩人艾蜜莉‧狄金森一句詩每個單字的反義詞。「我的生命曾立著——一把上膛的槍」，學生們很快就想出了前面幾個字的反義詞：「我的」對比於「你的」；「生命」對比於「死亡」；「曾立著」對比於「將坐在」；「一」對比於「許多」；「上膛」對比於「空白」，但當他們談到「槍」時，課堂上瞬間安靜下來。

邁入30歲之後，你會開始注意到很多事情。這是一個過渡期，有很多顯著的里程碑：孩子、婚禮、房子、家庭、更多的孩子。這些新增到日常生活裡的事物，可能會讓人們覺得吵鬧與疲乏，但往往那些逐漸消失的東西卻不那麼明顯。音樂與文化作家丹尼爾‧雷也出現了這樣的感覺，他投書《衛報》寫道：「在過去幾年間，我感覺音樂從生活中不可避免地消失了。即使是那些跟我有音樂共同愛好的老朋友們，也幾乎都已經放棄了，或是讓音樂淡出了生活。」2015年一項關於人們在Spotify上聽音樂習慣的研究發現，多數人從33歲開始就不再聽新音樂；法國串流音樂平台「Deezer」於2018年發表的一份報告的數據則是30歲。我們在20幾歲或更年輕的時候，通常認為「聽新音樂的欲望會像某種水龍頭一樣被關掉」的觀點很荒謬。然而，當我們步入30歲後，卻越來越難以反駁。

1970年代，托比約恩‧貝克斯壯還是醫學系的學生，他不理解為什麼一個精神狀況看起來很好的女性會被關在精神病院。之後，貝克斯壯和同事們瞭解到，這名女子每個月都會被收進精神病院一次，因為她曾有過暴力和攻擊他人的行為，他回憶道：「這正在成為一種模式，當她被強行帶到精神病院時，她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以及為何會發生這種情況。」貝克斯壯現在是一名內分泌學家，以及瑞典于默奧大學的榮譽教授。其中兩個細節引起了貝克斯壯注意：一是她的暴力發作似乎跟月經週期一致；二是生理學教科書裡的一段，提到了經前症候群與荷爾蒙對大腦的影響。

一八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星期六，白天三點；扶桌人：查爾勒、雨果夫人。「評論」繼續與眾人分享關於文學家們的獨到見解，華格立再次交換相異的觀點，他們深刻討論了巴爾札克；喬治．桑的作品和作家本人對於女性的影響。另簡短點評了伏爾泰、泰奧菲爾．戈提耶、大仲馬、歐仁．蘇和阿爾弗雷德．德．繆塞。

《失控少年兵團》中譯切中了這部電影的主軸：失控、少年、兵團。然而電影原先的名稱是《Monos》，意思是猴子。猴子相較於人而言，是基因組序列最接近的生物種屬，唯一的差別—也是人與非人的差別，是意識。但意識是什麼時候形成的這個問題，就像生命是什麼時候形成的問題一般，並不是鐵一般的生物客觀事實，卻是文化建構而出。懷胎幾月後是墮胎？這並不是個醫學問題，這是個規範上的法律問題，癥結始終並非什麼時候有器官、心跳，而是什麼時候是作為主體的人類「應該」將那團肉塊視作主體？

「我們把科學爭論留給科學家，因為五個不同的人就有五種不同版本。我們創作音樂的方式從來不是用『我們有答案；這才是事實』的角度書寫，我們想打造一種氛圍，讓聽者感受它（在古代）的樣貌。」尤爾和瑪麗亞‧芙朗茲在維京歷史重演社團相識，並於2014年與維京紋身藝術家凱‧烏維‧福斯特共同組建了Heilung。從那時起，樂團就定下了「闡明歷史」的目標。先前發行的兩張錄音室專輯《Ofnir》和《Futha》復興了維京音樂、鐵器時代和青銅時代的文化，部分靈感源自芙朗茲收藏的大量文物與文本。

進行一兩個小時的劇烈運動會導致疲倦，這是因為肌肉消耗了大量能量，身體確實「累了」。那為什麼坐著不動，只是專心想事情也會產生很累的感覺呢？新的研究證據解釋了這點，科學家發現，當人類認真思考，譬如解很難的數學題時，會覺得精神疲憊（而不是昏昏欲睡）不完全只是想逃避而產生的心理作用。

一六七○年五月，德國神學家雅各．湯瑪斯撰文猛烈抨擊了一本匿名出版的書籍。他認為那本書是「否定上帝的文件」，應該立即在所有國家被列為禁書。他的荷蘭同事、在烏特勒支大學任教的雷尼爾．曼斯維爾德教授也堅稱，這本新出版的書籍對所有宗教來說皆有害，所以「應該永遠被埋葬並遺忘」。同一時期，一位富有哲思精神的荷蘭商人威廉．范布萊貝爾則寫道：「這本無神論的書充滿了各種令人憎惡的特質……每一位知書達理的人都會對它感到厭惡。」當時甚至還有一位不安的評論家稱此書是「地獄鍛造的魔鬼之書」。

相較於《絕美之城》的莊嚴高深，《年輕氣盛》顯得親切許多，故事主線相對明晰、也添加了許多莫可奈何的幽默。保羅索倫提諾以瑞士一處深山飯店為舞台，講述一對在此度假的年邁指揮家與電影導演好友在生命尾端分別遇到的些許困擾：英國女皇邀請前者再度指揮那首他著名的〈簡單之歌〉，而他不願；執導過數十部電影的後者帶了群青年上山，討論他告別作劇本的最後一段應該怎麼結束。

敏感性讀者是什麼？敏感性讀者會在一本書、劇本或遊戲出版以前對其進行審閱，避免作品錯誤地描繪弱勢群體或文化，包括無意間使用了刻板印象或令人不舒服的詞彙。當一個創作者不是來自作品裡描寫的群體時，就可能會邀請某個特定社群的成員審閱，並提供回饋和建議，比如一本以跨性別原住民為主角的小說，通常會找一名跨性別原住民來閱讀。支持者將敏感性讀者視為外部專家，就像經常與作者協作的編輯一樣，藉由發現不真實的細節，識別那些無論出於何種原因，都不太可能發生在其社群的場景與劇情，從而提高作品的藝術品質，使其更接近真實。不過，也有人反對引進「敏感性讀者」機制，主張這種做法可能淪為變相的言論審查。再者，當一本書的內容同時涉及不同種族、不同文化、不同性取向等等潛在政治正確地雷區……又需要聘請多少敏感性讀者才足夠？有沒有可能最後成品都變成一些不痛不癢的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