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BTQ可以單獨作為一種題材被表現，然而，在電影的媒介過程中必須面對如何讓企圖優雅隱身於幕後。在《燃》中明顯地是失敗的範例，這點尤其出現在故事中的千金與畫家互相訴說對於對方一舉一動的觀察時，這些內容並非透過畫面展演給觀眾，卻是經由編劇將此以對白的形式由演員道出，這不啻是幕後的顯形，也將會是觀眾脫戲的契機。

《嬰兒轉運站》在多重的角色交雜之下，提出的問題包括人口的轉賣若是能使小孩能有更幸福的未來仍然是不可為的嗎？又或者人本身就是不能被商品化而不得更易其從屬於母親而被固定的命運？國家對於犯罪的追查究竟是為了維護人性尊嚴（禁止人口販賣）或是達成績效？以嬰兒羽星為中心，從不同的角色投向此中心都會照映出不同的故事。

鏡頭輕巧帶過許多不人道的勞工剝削──太輕巧了，以至於觀眾能理解，原來在電影發展史上，這些小人物便是這樣被帶過的。無論是被戰場旗幟刺穿的臨演、悶死在逼仄小室的工作人員、被冷血打發的酷兒、被迫塗上碳粉的黑人......，為了蓋成這座「永垂不朽」的上帝之城，他們在鎏金時代裡彎腰屈膝。一如古老遙遠的美索不達米雅亞平原上，曾有千萬人搬磚築瓦，留下名字的，卻只有來來去去、鋪張殘忍的統治者。這是看《巴比倫》，得注意到的第一個大重點。

聽起來有點悲傷，不過《揭開自己的謊言》說穿了就是「清醒」的過程，本書作者是心理治療師，不少書中引用的諮商進行時的對話讀起來相當離奇，但說穿了，一個個用來騙自己、騙他人、騙諮商師的謊言，都只是傷痕累累的證據，離現實多遠就證明傷有多痛。

儘管沃爾夫1958年批判色彩強烈的作品《不見天日》遭到禁播，但他仍舊認同自己是一名社會主義份子，並於1965年至1982年間擔任「東德藝術學會」主席，更深入參與了政府的文化政策討論。他1965年於被稱為「文化大濫伐」的「第十一次中央黨代表大會」上為遭批判的電影創作辯護，卻在東德音樂人沃爾夫．比爾曼1976年因長期批評政府被撤銷國籍時，逆風支持政府的決定。他解釋道：「比爾曼選擇了一條反對革命的道路。」對於理想與價值的實現，沃爾夫建立了一套與許多人不同的想像，而他直到過世前都是如此堅信著。

「我不知道欸，我是這個世紀才出生的。」這種對話第一時間聽的時候讓人驚心動魄，第二次以後就只剩一種淡淡的哀傷──原來被當成老古董就是這種感覺。明明不久前，我們還是有權利抗議父母輩思想陳腐的年輕人，卻在轉瞬之間淪為被鄙視的「上世紀人」。X世代是五六年級生，Y世代是七八年級生，Z世代則是新到幾乎無法用年級歸類，出生於1997到2020年間。就連跟他們說「幾年級生」這種用詞，都會得到一種「這種詞彙比我還老，你居然還在用」的同情眼光。如果你是加拿大劇場鬼才瑞克・米勒（Rick Miller），該怎麼描繪這兩個世代？在新作《爆發年代YZ》中，他饒富深意的選擇了兩部代表性的作品，《哈利波特》與《海綿寶寶》。

T‧S‧艾略特在《老負鼠的貓經》開頭的詩中寫道：「為貓命名是件難事。」因為名字有很多種可能性：「Peter、Augustus、Alonzo或James」、希臘風格的「Plato、Admetus、Electra、Demeter」、當然還有「Munkustrap、Quaxo或Coricopat」。在中世紀，這件事肯定沒那麼複雜，那時候經常把貓取名為 Gyb，然後就完事了。凱薩琳‧沃克－梅克爾在《中世紀貓》一書解釋說：「Gyb 是男性名字 Gilbert 的縮寫形式，這是當時家貓流行的菜市場名，至少可追溯至14世紀晚期。」

性經常被認為是一種最私人的行為，但它卻同時也是受到政治影響最深的領域，很多時候完全暴露於公眾領域之中。每個社會的可幹性排行，會顯示那個社會崇拜、迷信的事物。施妮瓦桑指出，在美國，白人女性在可幹性排行榜上的高位，其次是東亞女性。必須注意的是，這兩者的高可幹性都來自於歷史悠久的歧視與迷思──白人女性的身體比有色人種更為高貴純潔，而東亞女性的身體神祕又有魅力，以遊戲的術語來說，就像是打某些種族的怪能夠得到更多經驗值，或者獲得特殊加成那樣。

野生動物不看人臉色，來去由己，不接受命令，也不接受情感的豢養與束縛；除了自然法則，牠們不向其他事物低頭。故事中的千尋，是重生後脫胎的綾，就像是領悟了野生動物之道的人類。她曾經是一名性工作者，但放下了繁華而重歸平淡，有著與凡人不同的視角，本片沒有採用一種悲情的色彩來渲染性工作者的背景，相反的，採用了一種清淡的、平常的節奏來塑造角色，處理手法予人一種輕鬆而出塵的感受。在文明框限下的人眼中，不能理解她獨特的作風。

尤其在婚前，伊利莎白女王時代的女人，絕大部分時間都與其他女人相處。五個女人之中約有一個終生未婚，這表示有相當多女人不結婚。進入二十世紀，與在莎士比亞時代一樣，單身女人睡同一個房間，甚至睡同一張床。在工人階級女人當中，當女孩離鄉背井來當學徒，擔任幫傭，或找其他工作時，沒有親屬關係的其他女孩經常取代姊妹床伴。社會不允許單身女人獨居，這可由一五六二年一項國會法案「技工法」獲得佐證。該法規定所有未婚女人必須就業，否則會被送入監牢。當然，這個極端法案並不是針對中、上層階級家庭的女孩。

1990年，Kurt Cobain在演出前接受史密斯學院校園廣播電台WOZQ的採訪，這是一個由學生營運的小電台，至今仍在運作。此份成名前的採訪多年來少人注意，卻揭露了一些十分誠摯的真心話。Kurt Cobain談到了他對油漬搖滾的想法、樂團的情況，以及被稱作「Sub Pop樂團」的感覺。

僅僅用出生世代把人分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卻經常派得上用場。曾幾何時，5年級末班到6年級生的所謂「X世代」驚恐的發現，自己年輕時鍾愛的歌曲竟然已經比職場後輩年紀還要大。曾經覺得潮到爆炸的MTV音樂電視網，年輕人邊用手機聽著Spotify狐疑地抬起頭來，渾然不知道那是什麼。加拿大劇場鬼才瑞克・米勒就是個5年級後段出生的「X世代」。

聲音是漫畫所沒有的武器，比賽中高速過人時突然爆出鼓點強烈快節奏的配樂立即讓人心跳加速，惦量敵我雙方時切換成如深海中的低沉悶響，彷彿世界只剩下自己一樣孤獨緩慢。比賽最後一分鐘那鴉雀無聲的經典場面，則像在對從二十六年前的過去到現在度過的時間與粉絲致敬。收放自如的音效中最神來一筆的莫過於宮城罰球時等待的短短數秒，場上背景音傳來安穩的風吹與蟲鳴，原來那是前晚在樹林裡遇到彩子時的回憶。

班雅明自認，假使他的德文比同輩大多數作家寫得都好的話，那是因為他長期嚴格遵循一個小小的原則，除了書信以外，永遠不用 「我」這個字。對他來說， 「我」不能隨便廉價出售。《柏林童年》是他第一部正式而明白使用了第一人稱的作品。一向藏身在城市陰影之下猶疑蹉跎、徘徊不定的羞澀文人，頭一次公開現身，親自當嚮導，帶領讀者走進了他童年時代的城市地形圖。

ChatGPT是一款能夠理解自然語言並做出相應回答的系統，自從2022年11月推出以來便引起了轟動。如果你已經試過ChatGPT，肯定會想知道它將會徹底改變哪些東西——或者，它可能會徹底破壞什麼。現在普遍觀點認為，受ChatGPT影響的第一批受害者，將會是好幾代人不斷實踐的一種寫作形式——學術論文。如果ChatGPT能立即依照任何給定主題，撰寫出一篇看似有理的學術論文，那學術論文的未來將會怎麼樣？造就今日電腦程式語言得以發展的重要語言學家之一，有時甚至被譽為現代語言學之父的諾姆‧喬姆斯基說：「多年以來，一直有協助教授檢查剽竊論文的工具。現在這件事將變得更困難，因為抄襲變得更容易。」

近年歐美出品的推理懸疑片，有很大一部分是受到西班牙導演奧瑞歐‧保羅的影響，這位導演的兩部揚名之作《屍物招領》和《佈局》在敘事角度及劇情結構上都有匠心獨運的突破，更在層層推理解謎中讓人有種好似不是不是在看推理電影而是在看恐怖片之感。為什麼《佈局》會被翻拍這麼多次？看完最新翻拍的韓國版本《局中局》，心中產生諸多疑問，於是又將西班牙原版重看一次。為了拓展並完備文章論述內容，我把印度翻拍的版本《復仇》也看了一遍，綜合原版電影及翻拍的兩部作品，我個人琢磨出關於《佈局》被多次翻拍的原因，和其影片最大優點，以及翻拍作品呈現出的不同特色如下。

號稱本世紀最具爭議電影《撒旦的情與慾》是丹麥導演與劇作家 Lars von Trier 的作品，在第62屆坎城影展首映後爆發爭議，劇情描述一對夫妻的互動充滿性、暴力、血腥與挑戰道德底線。精神分析師 Gullestad 對這部電影精闢的分析是妻子潛意識要佔有丈夫，容不下兒子的存在，間接促成兒子墜樓身亡，這沉重的罪惡感使她憂鬱；丈夫堅持擔任妻子的心理治療師，卻沒能理解她的內在世界，想要糾正她滅殺女人可怕的想法。如果，精神分析的觀點是一個探照燈，有別於 Gullestad 的角度，我想照亮丈夫與妻子的有語言和無語言的對話，向世間彼此相愛卻無法交心的伴侶致哀。

1992年，一位來自北卡羅來納州溫斯頓─撒冷各各他浸信會的宗教工作者寫了一本書，叫做《愛的語言》，這本書意外成為近三十年來最有影響力的浪漫關係心理自助書籍。按照作者巧門的理論，人們能夠感受到愛的方式有五種：肯定的言詞、精心時刻、接受禮物、服務的行動、身體的接觸，這五種方式可以視同是人類用來表達「愛的語言」。肯定的言詞是來自伴侶的讚美跟感謝，精心時刻是與伴侶共度的美好時光，接收禮物正如字面上的意思，意指餽贈物質給對方，服務的行動是為了伴侶而進行的勞動，身體的接觸當然就是表現親暱的肢體接觸。

當你聽到優美的鳥鳴聲，比如黑背鐘鵲的歌聲，你可能會認為應該是鳥類在爭奪地盤或求偶的招數。畢竟，這是鳥鳴聲通常被認定的作用——雄鳥彼此競爭的方式之一。然而，鳥鳴聲不只有這兩種功能。在一些物種中，鳥鳴聲與競爭無關，而跟社會合作密切連結。一項對群居性的斑胸草雀的研究發現，雄性斑胸草雀唱歌提高了當地種群的社會凝聚力，進而幫助牠們協調築巢、交配、繁殖和覓食。

當我們聽不到、或根本無視於身體的指令時，大部分人都會落入假同意的陷阱。這會導致我們承諾提供一些令自己悔恨的恩惠，例如在談判中接受了過低的薪資，或是說服自己接受其實不想要的接觸。你還記得這樣的互動嗎？ 你能立刻回想起那種感覺嗎？ 你的身體是如何感覺的？ 你是否曾注意到自己的直覺說了：「等等，慢點，別急著說出違心之論。」但你卻直接碾過了這個警告？尤其是女性，長久以來已被制約為總是說「好」，目的是要努力取悅人們，並滿足周圍所有人的需求，而不考慮我們自己的個人真理，或體力及精力上的限制。

專攻女性與性別研究的德雷克大學英語系副教授貝絲‧楊格在看《我的鯨魚老爸》之前，她就已經知道這是一部講述名叫查理的男子的電影，查理的體重超過600磅，因為伴侶過世而悲痛萬分，由於體重過重，他的日常生活實際上是被困在家裡。《我的鯨魚老爸》招來了大量批評，激起了人們的憤怒、厭惡和消費胖子的指責。儘管爭議不斷，布蘭登‧費雪的演技廣受好評，並且入圍了第95屆的奧斯卡最佳男主角。但楊格沒預料到的是，她看完這部電影哭了，但並非感動落淚。當她離開電影院意識到自己肥胖的身軀在停車場移動時，她冒出了一種感覺，這種感覺跟她平常從鏡子看著自己的倒影一樣：醜惡的怪物。

幾世紀以來，人類的頭髮引發了無數的文化衝突。蛋白質構成的頭髮被涵蓋在各種定義之中：文明與野蠻、謙虛與虛榮、貞潔與肉慾、有序與無序。最重要的是，頭髮被緊密地跟性取向和性別連結。生理機制讓頭髮不斷長出，但文化的問題卻是：留多長、剪多短、髮型怎麼設計、如何吸引目光與保持低調。

說到桑塔格很少人會說他沒聽過，就像對文青提到村上春樹一般，這也是書名以「桑塔格」為名的緣由，即便在書裡頭作者大衛‧里夫都以「蘇珊」稱呼他的母親。原先認為這是種消費，畢竟大家都認識桑塔格，但沒有什麼人認識桑塔格的家人。即便作者本身就是桑塔格的兒子，也跟母親一樣是位作家，但他無論在外國或台灣的境況幾乎都相對較為罕知，於我也不例外。然而，在閱讀過程中卻漸漸使我改觀，這並不是一本打著「我母親是桑塔格」的暢銷書，而是對於一位知識份子從旁側寫的報導紀實性文學，且也正因為作者具有血親的身分才能讓我們看見這些。

教養是一種社會遊戲的代名詞，特點就在於，遊戲的參與者對教養抱有很高的期望，而且也強烈地期望別人相信自己是有教養的；至於具體內容是什麼，則是不言而喻。如果能夠立即察覺到這種期望，並加以實現，堪稱是技巧嫻熟；然而，即使沒有成功，也要做到不露痕跡，才算功夫到家。所以，對教養的期望就像對愛情的期望一樣，都有些不現實，因此它們是不能被檢驗的。

這部電影裡的每一段劇情安排都讓人如鯁在喉，近乎身歷其境的對照回想自己成長時的一切經歷。我會把《窒友梅根》看做一個職業婦女養兒育女的故事，雖然一個是真人一個是機器，但機器人就相當於人類零號機，需要不停編碼更迭與無數次測試反應，才能內建各種程式確定最終表現於外的行為模式，這與教育子女根本毫無差別。只要父母肯餵小孩肯吃，那怕是諸如貓狗魚鳥之類的寵物都能存活，但教育小孩卻是千古難題。

在沒有寫作的十年結束時，布考斯基差點死於嚴重的潰瘍出血。這個事件讓他回歸了正軌，就像與死亡擦肩而過那樣：他隨後辭去了郵局的工作，重新全職寫作。但僅僅過了幾年，他迫於現實又回到郵局工作，但這次他繼續堅持寫作，在每天輪班之前在打字機前埋頭苦幹。這段期間，他持續地書寫創作，但似乎依然沒有任何成功的跡象，至少在他步入中年之前都是如此。一部影片文章的旁白說：「布考斯基花了年復一年的時間寫作，辛勤地勞動維持生計，終於找到對他有利的環境，這樣他能夠獲得關注，成為一名成功的作家。」不過，布考斯基的墓誌銘卻刻著這行字：「別試了。」

1914年9月1日，一隻名為瑪莎的旅鴿在辛辛那提動物園的籠子內死去，她自孵化以來就一直被關在這裡。以鳥類來說，29歲活得還算久：瑪莎只不過是老了。人們記得她，因為她被公認是地球上最後一隻旅鴿，旅鴿的學名「Ectopistes migratorius」，意思是「流浪的移民」。儘管在20世紀初，有一些在野外目擊旅鴿個體的報導，但這個曾經看似數量無限的物種，在瑪莎去世之前就已經功能性滅絕。

人們經常誤以為指揮存在的唯一目的，就只是讓音樂家跟隨他們揮舞的手臂。手臂確實傳達了樂曲的速度與位置，但你看過兩位指揮家用相同的方式指揮嗎？事實上，指揮的大部分工作在觀眾看見他們上台以前就已經完成。指揮家好比翻譯家，將樂譜上的小黑點演繹成聽覺上的愉悅。沒錯，指揮家在演出當天把音樂家凝聚在一起，但最重要的工作是為演奏的音樂家提供一種詮釋，刺激他們盡其所能地用旋律與節奏傳遞訊息。

有許多中文的報導提到，井上雄彥內心最認同的角色是宮城，他們的身高相近，而且都在高中時代打後衛的位置。雖然這是個十分浪漫的想法，某程度來說也很合理，但我找不到井上雄彥親口證實這件事情的證據。在井上雄彥的官方採訪中，他提到自己連載《灌籃高手》時的心境，是非常雀躍的，從23歲到29歲，畫了整整六年，主角們年輕而強大的身體、無限的可能性，深深吸引了他，他非常愛這部作品。然而26年之後，井上的價值觀經過時間歷練，已經有所改變，他了解到「人不見得擁有無限的可能性」，「我們都是與痛苦共存的」，重點已經不是夢想跟可能性，而是我們該如何與自己的痛苦和睦共處。

路修斯‧雪帕德筆下的戰火竟帶有一絲詭異之美。此等美麗並非源自於戰爭本身，而是來自熾然砲火與蓊鬱叢林之間的矛盾與失調。運用美麗與殘酷的對比，生機與死亡之拮抗，雪帕德迫使讀者面對歷史的糾結，直視自我的靈魂。這部小說歌詠的是這風雲莫測的世界，那是浪跡天涯的遊子最熟知的生命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