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會說，蔡英文不過「只是運氣好」，才能當上總統，就像是她「只是運氣好」，所以可以出國唸書，或者「只是運氣好」，所以可以成為李登輝幕僚。甚至連她的單身選擇，都可以被某些人當成「只是運氣好，所以可以不用嫁人」的負面敘事一環。蔡英文在年輕女性之間的支持度，從未反映在與她同齡的台灣女性身上。年輕女性看見蔡英文，想的是「我們女生也能當總統」，但年長女性看到蔡英文，卻可能會有「為什麼她不用侍奉公婆、帶小孩」之類的想法。說蔡英文是「非典型總統」，至少有兩個層面上的意義。

《V世代》影集巧妙地將身心問題結合在青少年主角群絢麗誇張的能力上。瑪麗·莫羅需要自殘來使用近似《魔女嘉莉》控血能力；艾瑪·邁爾依賴催吐來縮小身體，狂吃來變大身體，暗示厭食症和暴食症；能夠自由轉換性別的喬丹· 李在公眾面前遇到自我性別認同感的障礙；凱特‧鄧拉普擁有觸摸一個人就能控制其思想的能力，長期缺乏父母的關愛，因為他們拒絕與女兒親密接觸。在他們的成長經驗中，父母是長期缺席的存在，造成他們如同在汪洋大海中迷失方向的、也沒有燈塔的光指引方向的小船。

距今超過十年前的2013年，美國政治學界不約而同地出現了兩篇非常有趣的研究，分別以量化資料和實驗的方式，指出美國適婚年齡者考慮約會對象時，已出現明確的「政治先於浪漫」的現象，線上交友則讓這個現象更顯劇烈。研究顯示，在交友軟體上，如果所屬黨派相同、甚至只是大致上對於自由或保守的意識型態相近，兩人展開首次聊天、以及繼續聊天的機會都大幅上升。同時，研究已顯示，線上交友在近十年內，已取代共同朋友介紹、父母介紹、職場認識等等途徑，等等成為適婚單身男女認識對象的主要管道，因此上述現象在十年後變成了統計數據證實的「婚姻極化」落差。

平山先生無意聽從妹妹建議去探視病院的父親，因為對他而言那已經是個不互通的世界，他的生活有許多過客，然而當過客散去，他會帶著對他們的記憶，開始全新的一天。他不相信人的存在可以輕易抹去，哪怕人在時間面前無比脆弱，這就是為什麼他要與酒吧老闆娘的癌末前夫在河堤路燈下認真探討「影子疊在一起會不會更黑」的問題，他堅持肯定影子確實有變的更黑，正如乍看嚴肅的他提議跟眼前這個憂鬱之人玩起踩影子遊戲那樣。明明影子被踩時我們不會有知覺，但因為與我們有關，我們便會想躲閃了。

皮尤研究中心好奇，東亞地區的人們對於「女人有沒有生育子女的社會義務」究竟有何看法，而在香港、日本、南韓、台灣和越南進行了調查，訪談10,390 名成年人後，發現出人意料的結論──絕大多數東亞成年人「不相信」女人有義務生孩子。根據這份2023年的調查結果，日本與台灣是東亞最尊重女性生育自由意志的兩個國家，而南韓不尊重女性的程度與越南差不多。不過，如果研究人口統計細節，就會發現各國不同世代、不同性別對女性生育自主的看法其實有著很大的差異。

在四年的等待後，排球少年終於推出動畫續作《垃圾場的決戰》。原先應該是第五季的貓與烏鴉對決沒有出現在電視裡，而是以劇場版方式直接呈現在大螢幕上，自然有優點也有缺憾，但不變的仍是《排球少年》帶給大家的快樂，與那份超越輸贏的感動。劇場版和電視動畫不同，主題之外也需要核心價值來昇華故事情節，《垃圾場的決戰》是春高第三場比賽，也是少年Jump讀者票選中《排球少年》最受喜愛的一場對決。劇場版將主角從日向翔陽轉移到音駒的舉球員孤爪研磨。

複製品不是近代才出現的產物，自古以來對於藝術作品的模仿從未間斷。模仿的正當性來源於原創作品的靈光；美是從過去作品的模仿中產生，一旦藝術創作偏離了原作的脈絡他就毫無價值可言。靈光消逝不是作品的死亡，也不是藝術的死亡。藝術的「誕生」恰恰在於複製技術將靈光扼殺，為此藝術作為藝術才從諸社會功能之中分化出來。當AI能做到僅用數秒就能輸出一張完成度極高的「繪畫」或是在完全不需要「本體」的情況下合成出逼真的影片時，AI帶給人們的震驚絕不亞於攝影技術問世時給世界帶來的震撼。但我們必須在眾多現象中找出與藝術的自我再製最切身相關的問題。

有趣的是，這部電影並沒有把河狸直接代表美洲原住民，因為有其他美洲原住民形象的角色，不過這個角色在片中的戲份不大重要就是了。相比於近年討論類似議題的電影，如《花月殺手》討論原住民與殖民者的矛盾關係，或《阿凡達》全面反擊外來者，《狸太怨》的結局有些古板老套，但是在邁向滅族的過中，河狸聚落超現實地發展出科技文明的想像力依舊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泰勒‧詹金斯‧芮德繼上一本也是訪問主題的《銀幕女神的七個新郎》之後，進一步在體裁上有所突破，她採用更實驗性質的訪談對話體織就整篇小說：曾在1970到1980年代叱吒樂壇的黛西‧瓊斯與六人組為何最終倏然解散？為何這組如彗星般劃破天際的搖滾樂團會迅速消失於天際？當年在後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過境遷，讀者如同看著一段重溯樂團興衰的紀錄片，聆聽每個團員憶起當年的種種細節。

這是一個蕭條的小鎮，是一個被拋棄的小鎮，許多人沒有工作，許多小孩到處遊盪，甚至下了課也不知去哪裡而只能在街頭廝混，他們的父母可能有工作，但工作不在這個小鎮；而這些流連酒館，言行十足右翼的居民，也並非什麼特定政黨的狂熱份子，他們是全球化下的受害者，正如世界上許多因為全球化勞動產業外包而失去工作，卻又無法及時轉型的人一樣。許多酒客成天沒事做就坐在酒館裡，他們抱怨，嘲笑，對所有事情都有所不滿。一開始，提傑並不打算捲入紛爭。

《Lara》，是主角拉娜的名字，但她卻是故事中的配角。在電影的多數場景中我們都能發現音樂與鋼琴，拉娜的兒子維特即將舉辦鋼琴演奏會。從電影海報中我們就能發見端倪，處於這場演奏會中觀眾角色的拉娜，既是主角，又是配角。而這個特質正凸顯在曾經作為鋼琴家的她，面對兒子的成功所產生的矛盾心理。

當電影在此開始變調的時候，我們才突然知道「Robot dreams」是什麼意思，因為機器人此刻開始做夢，它數度夢見自己回到狗狗的公寓，卻又在美夢變成噩夢間清醒。對這部電影而言，故事不只是關於狗狗，不只是關於狗狗如何夢想成真，也是關於他的完美對象如何展開自己宛如靈薄獄的體驗。時而，它的腿被人鋸斷，時而全身被冰雪所封，時而在夢境中進入奧茲王國，與群花一同跳舞，然後被一隻狒狒拖去秤斤論兩賣掉。我們很難想像，有任何一部愛情電影，會有一幕描寫失散的另一半被如此分屍。

台灣與東歐有著類似的處境、經歷與命運，同樣被極權帝國視為勢力範圍、同樣經歷過「蘇維埃人」的政治工程，以及弱勢民族的邊緣命運。但「寧靜革命」的僥倖讓台灣錯失再造政治靈魂的契機，黨國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可以換上不打草稿的話術搖身一變民主鬥士。在極權帝國反撲的今天，西歐人似乎還是沒有長進，如果安愛波邦這本《鐵幕降臨》應該有什麼啟示，可能就是昆德拉當年對鬆弛西歐人的警告：所有歐洲國家都有「淪為小國、遭遇小國命運」的可能。

美好與醜惡是《生命之詩》很重要的兩種參照元素，以性來說，電影出現了三處相關的部分。如果以前兩者來看的話，性是醜陋且罪惡的，性傷害了少女，讓她輕生辭世，造成不可逆的滅亡，而男孩們的父親們想到的只有自己孩子的未來，一味想要和解付錢了事，對少女生命毫無一點在意珍惜；同時，對楊美子（以及許多女性）來說，性是一種反美好的指標，是侮辱詩的存在。性堪稱是殘酷的悲劇，女性深受其害，而男性又終其一生被自身的性欲求纏繞難解。

在《惠子不能輸》中，在唯二的兩次比賽片段，惠子總以一種突進的姿態，仰賴連續出拳攻擊來獲得分數，卻往往在突進之中被對手突破防禦而重擊。第一次比賽的畫面被以多種形式呈現，有拳館為她錄製的參賽影片，隨後反覆在教練與惠子面前播放；母親拍下的搖晃的照片，隨著惠子被對手擊倒，照片搖晃的幅度也越大。然而無論以多少種外在視角去觀看惠子與拳擊之間的關係，我們似乎無法透析拳擊之於惠子為何重要。於此，三宅唱透過外部形式，試圖理解惠子所進入的「無我」的狀態中。在那裡，惠子急欲表達，卻也害怕受到傷害。也因此，拳擊對惠子而言的意義，並非是在稍後她與弟弟解釋的「揍人很爽」這樣簡單，而是在這樣高張力的運動裡、不斷擲出自身的力氣，而達成自我表述，並渴求對等的鬥志作為回報。

當Netflix釋出翻拍版本的《三體》，中國網路輿論開始如骨牌般倒下。抨擊內容辱華、抨擊選角醜化、各種爭議漫天蓋地。其實，Netflix版本的《三體》已經是一個相對比較「不反人類」、「不醜化中國」的版本了。中國評論員郭松民加入批鬥《三體》的行列，寫道：「《三體》把中國表現成一個黑暗、殘暴、乃至反人類的所在。」「按照《三體》的邏輯，中國的黑暗、殘暴，已經連累了整個人類文明，使之走上了自毀的道路。」老實說，至少在這兩句話上頭，我真的無法同意他更多。

強納森·葛雷澤的目的呼之欲出，不是「納粹也可以表現的像正常人」，而是「納粹本來就是由正常人而來」。他們聽從了某些神話與故事，讓他們精神結構上在看待猶太人與常人不同，正如那些昔日的德國國民一樣，同時因為經濟利益的誘惑他們選擇繼續相信這些神話與故事，好讓他們的偷竊與搶奪能合理化，但他們的生理反應仍然出賣了他們，透過高牆隔絕的猶太人還有那些刻意的對猶太人苦難的掩蓋，正說明了此等意識型態的虛假。

當道德及司法都已下定錨，對錯分明，連一句「但是」都插不進縫隙。但是，這也是此書最讓人感到有趣的地方，它沒有要翻案，沒有要讀者原諒、甚至同情安索，因為讀者跟隨著安索的思路，你聽不到懺悔，只感覺到一大片白茫茫的困惑和匱乏。常言道，文學是危險的，的確如此，因為它會鬆動那些無疑之處，就連一位臨刑在即的死刑犯，你都沒有辦法用死來概括他的所有，這對太多人來說是如此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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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進入了他們兩個的生活，與他們既像忘年之交，又像是父親與子女，差別在於，一般的父親不會與子女做愛，而他會。不過這在片中是一種其實很自然而然的排列組合，真真與尚做愛，尚與Jay做愛，然後尚與Jay還有真真三個一起做愛，他那本來因中年而泛黃的濾鏡慢慢變成燦爛的金黃色，三個人的狂歡解決了各自的寂寞。隨著電影推進，過去卻又慢慢追殺到這三人這種獨立於時空的享樂狀態，使得這種關係戛然而止，只留下焦慮與逐漸蔓延的困惑，就像從宿醉裡吹著凌晨的風醒來的感覺。

看到這裡，觀眾只知道金智英有心理疾病，但卻不知道她到底生了什麼病。一直到春節跟丈夫回婆家，金智英盡心作個好媳婦，伺候婆家裡的每一個人，就在她和丈夫離開要回她娘家之際，大姑突然回來，婆婆要媳婦金智英伺候她那個難得回家的女兒，全然不理會金智英正要離開回娘家，金智英被困在婆家成堆的家事裡分不開身，讓她瀕臨崩潰邊緣，於是她突然一句：「親家母…」整間屋子頓成靜默，金智英用自己母親的口吻繼續說：「親家母看到自己的女兒很開心，而我也想看看我的女兒，既然你女兒回來了，就該讓我女兒離開回家，如果妳還讓她留下來照顧大姑一家，那我家智英該多傷心啊？」

愛人的渴望有可能像信念一樣同時需要並提供理由，但正常來說又無法讓人自行選擇嗎？我們都見過有人在陷入不幸時會用「所有發生的事都有理由」來應對。他們喊出這個口號時的自信很惱人，因為，大部分的事情發生時都有原因，但未必有「理由」。醫生輕敲膝蓋下方來測試你的反射神經，你的腿往前抽動，被敲是腿動的原因，但不是理由──你並沒有眞正去做這件事，這件事只是發生在你的身上。疼痛就是這種情況：假如你踩到一根釘子，你可能會痛，而且意識到原因為何，但踩到釘子並不是你感到疼痛的理由。疼痛不需要理由。或許愛也一樣。

我們都有這樣的朋友，雖然有一顆愛音樂的心，但遺憾的是五音不全，即使聽他唱完一整首新歌，依然無法參透實際旋律為何。不過，你是否有注意到，這樣的朋友未必抓不到拍子，甚至，他可能比起那些音準很好的人，擁有更好的節奏感。義大利最新的研究不僅再度說明了「旋律」與「節奏」是兩種不同的音樂能力，猴子只擁有其中一種，更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假說：「我們聆聽品味音樂的能力，有可能不是從那些非人類老祖先那裏繼承下來的。」

在大眾的眼光中，孩子是清純的，與可怕的怪物應該絲毫無關。但《怪物》講述了一個人人都可能是怪物的故事，以此作獲得坎城影展最佳劇本獎的坂元裕二在訪談中說：「希望從加害者的角度來觀看事件，因爲可能你我在不經意中，都是怪物。」的確，在《怪物》中，觀眾才發現每個人都可能是加害者，連小孩都不例外。但這篇文章並不想停留在「每個人都可能是加害者」，並把這句話當成《怪物》的詮釋終點。或許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去思考，什麼狀況會把你我一樣的普通人推往怪物的邊界？在《怪物》裡，給我們的其中一個答案是「說謊」。

當家務事成了刑案，當驚悚作家成了劇中人，當美好婚姻成了無間地獄，一場關於墜下男人的審判，不只要將一名女性向下拉，也要將雪上加霜的家庭向下拉。而當審判結果出現，真相真的會水落石出嗎？從歐洲紅到美國的《墜惡真相》一口氣入圍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影片剪輯，並奪得最佳原創劇本獎項，故事以一宗乍看沒有問題的案件開始。隨著一隻狗狗慢慢靠近，牽著狗狗的盲人小孩發現了自己的父親墜死於此。警方深入調查之後，本來聲稱丈夫山謬不會自殺也因無與人結仇的作家桑德拉發現自己居然成了謀害丈夫的頭號嫌疑犯。

《墜惡真相》看似透過解剖理解一起墜樓案件的真相，卻刀刀刺在婚姻這個不堪一擊的事物上。用法庭攻防的手法意圖呈現婚姻的實相並找出對錯並不少見，現實生活中更是時時上演，有機會到家事法庭走一趟就會瞭解這樣的案件之多、相關人員的工作量之大。就算不身處其中，旁人也可以從占盡媒體版面的名人家務事中略窺一二，兩造攻防和爭奪孩子的戲碼，總是一年上演幾次。《墜惡真相》沒有告訴觀眾真相是什麼，它用銳利的解剖刀反覆地、細微地分離婚姻中每一處骨架、肌肉和神經，探視著每一個紋理、脈絡和走向，欲求著找到答案。但是沒辦法，因為婚姻中沒有答案。

一九○○年的某張照片文字說明寫著「照顧孩子、完成洗衣、十二點整吃午餐」，畫面中女性穿著一件寬大格紋燈籠褲，佇立在她的單車旁，而她那身穿長圍裙的丈夫則是蹲下來幫她繫鞋帶。《帕克》雜誌一張插畫中，一位臉色嚴肅的肥胖女性身穿理性服飾、跨坐在單車上，一個體型不到她一半的男人則棲息在她的單車手把上，標題寫著「新女性自騎欺人」。當時的漫畫家描繪身穿理性服飾的女性背影被誤認成男性，甚至正面也被當成男人。這些人的用意已經很清楚：這些女性是對自然秩序的一大威脅，很需要導正，回歸屬於她們的位置。

由於背景設定在十九世紀，劇中人物使用包括「弱*智*」一詞在內，大量現代社會已經不能使用在他人身上的貶義詞彙，且全都是舊日用以針對身心障礙者的詞語──原始（primitive）、怪物般（monstrous）、殘缺（damaged）。這讓劇情有種異常的熟悉感，畢竟在近代醫學和科學進展的過程中，不乏人類被當成「類動物」進行研究跟實驗的事蹟，從這個觀點來看，貝拉無疑是這些扮演上帝的科學實驗的受害者，貝拉的母親，也是她寄宿身體的原主人薇多莉亞，原本已決心投水自盡，卻無端被改造成「怪物」，造成死而未亡的慘況。一個活著的貝拉，是兩個女人無故受害的證明。

《周處除三害》從第一場戲就奠定了全片基調，這場戲大概是2023年所有國片裡最棒的，從阮經天稀鬆平常的走入人群直接開槍，再到跟李李仁互相搏鬥與追逐，零冷場零廢話的生存之戰，都說明本片是簡潔直接的暴力電影，關於一個孤獨殺手最後的兩個任務。劇情很簡單，就是一個罹患絕症，死期將至的槍擊要犯，死前決定把排在他前面的兩名通緝犯都幹掉，好讓自己成為不滅的傳奇。

讀者手上迪寧的這本著作，有一個驚悚的結論：自由主義失敗了，不只如此，可能還是一敗塗地，如果希望挽救敗局，最好重新檢視這個現代以來主導世界政治社會進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診斷自由主義實踐之論不少，但如此決絕宣告其挫敗者，迪寧恐怕唯一。這個立論某種程度上切中了當前自由民主國家人民的心聲。自由民主體制似乎見證了歷史的終結，民主國家的人民並不真的擔憂集中營重臨，但他們對於建制民主卻愈來愈疏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