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色有自己一個字，紅色有自己一個字，但橙色卻是水果的名字。感覺有些蹊蹺？在葡萄牙商人把柳橙帶到歐洲之前，歐洲人其實沒有「橙色的柳橙」的概念，他們有其他柑橘類植物，但是不是紅色就是黃色或綠色，當他們第一次看到橙色的柳橙的時候很驚訝，不知道怎麼稱呼。

如果仔細觀察古埃及藝術品會發現，有些埃及人頭上戴著古怪的「錐狀頭飾」。長久以來，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考古學家，它究竟只是象徵性的符號，還是實體的頭飾。最近，一項新的考古研究在埃及古都阿肯那頓距今3300年前的古墓裡發現了兩頂頭飾，證明錐狀頭飾確實存在過。

求學時期Aaron Bruno因為無法待到最後而總是早早離開，被同儕取了一個綽號，說他不是「Aaron」而是「AWOL」，後者是「Absent Without Official Leave（擅離崗位）」的簡稱，原本來自美軍用語。作為詞曲創作歌手，Bruno的成功來得既快又猛，他原本可能只是想抱怨一下自己的「疾病」，卻在第一張正式專輯就打造出了美國有史以來最賣座的另類搖滾歌曲，恐怕也是始料未及。更有一些人說他不應該詆毀醫學跟學習障礙的診斷，不應該讓抗拒「被標籤」看起來這麼酷。

《大鼻子情聖》是於1897年12月27日在法國首次上演的舞台劇，這個年末也是歌劇院的寒冬。時間回推兩年，1895年12月28日，電影在法國誕生，同樣是一年的最後幾天，電影與舞台劇卻面臨了完全不一樣的明日。站在產業革命的交叉口，這些以舞台劇維生的人們、熱愛舞台劇的觀眾將如何看待這19世紀末的劇變？連片中主角艾德蒙羅斯丹都在看了一部電影之後直言：「再十年劇院都要關門了。」這樣的時代背景如此地具歷史感，又如此迷人。一百多年前那個舞台劇與電影看似互相競爭甚至逼近生死存亡的時刻，而本片卻是以電影呈現了《大鼻子情聖》橫空出世的過程，如此完美的結合真的十分符合人們對於法國的浪漫懷想。

過去的看法認為自欺的主要目的是要瞞過自己，如果發現自己的處境已是四面楚歌，你就會對自己說謊以自我激勵，這是社會科學家所說的「自欺欺人的潛能」。最近幾年，如羅伯特．崔弗士等科學家發現這並非自欺的主要目的，我們其實是藉由瞞過自己以瞞過他人，崔弗士指出：自然界不會設計出一種自欺的生物，除非自欺只發生在罕見、也許是生死存亡的關頭。基本上，生物體需要理解身處的環境，當他們能夠正確判斷可能的風險與酬賞，就能提升生存機會。如果機師欺騙自己壞天氣沒有風險，飛機就會失事。但是要是自欺能夠誤導其他人對我們動機的想法（很明顯這常常發生）那麼自欺就特別適用於這些情況。

歐洲藝術風格中的「巴洛克」風格原意是葡萄牙文「巨大變形珍珠」的意思，但當珍珠被稱呼為巴洛克時，還沒有人想到用這個詞形容巴哈和維瓦第的音樂、卡拉瓦喬和魯本斯的畫作，或是奢華的教堂建築。即使到了今天，人們依然用「巴洛克」形容各種奢華壯麗的事物。然而，珍珠貿易的背後卻充滿危險與不幸，哲學家蒙田在1580年寫道：「這麼多的城市被夷為平地，這麼多的國家被消滅，這麼多的人被劍殺死，世界上最富有、最美麗的地方都因為珍珠與胡椒貿易被搞得天翻地覆。」

Netflix美劇《獵魔士》是改編波蘭小說家安傑·薩普科夫斯基的奇幻小說《The Witcher》。或許大家對於這個名字更熟悉，大名鼎鼎的電玩遊戲《巫師》。作為一個龐大、史詩級故事的開幕，獵魔士第一季的責任十分重大，它得在短短八集的時間內編排、陳述這可能橫跨百年的歷史故事、並交代重要角色的背景。而在這之中很快就遇到一個重大問題。

《去年聖誕節》巧妙的縫合了當代的器官移植與反移民焦慮議題，過去我們將賽柏格定義為有機與無機物的結合生命體，彷彿有機與無機間有一層扞格，然而當有機物作為一種材料能用3D影印機列印出來，例如今年四月十五號以色列臺拉維夫大學宣布已成功用人體細胞製造出世界上首顆3D列印心臟，雖然那只是個兩公分的迷你心臟，卻彷彿是打破了有機與無機，天然與非天然間的對立，讓進入的他者能夠與原本的「身體」和諧運作，而同樣的在移民議題，俄國人逃到英國，對英國人而言其實也是一場器官移植，伴隨而來的是不一樣的人生觀、習慣、經驗、所思所想……而既然是器官移植，就必須要達成雙方的契合，否則雙方就會一起死去，消亡，然而一旦成功，新的東西會被創造出來，那不是我，也不是你，而是全新的「我們」。

雖然「悲傷垂釣」這個詞近期才出現，但很多人對這種在網路尋求他人同情的行為或許已經司空見慣，無論是看見別人這麼做，還是自己偶爾也這樣。里德對「悲傷垂釣」的定義是在網路上發表敏感、情緒化的私人內容，希望博得社群同情或關注，里德的原文並沒有譴責意味，但悲傷垂釣一詞卻逐漸變成一種貶義詞，經常被用來指責尋求關注的行為，或是批評和貶損別人的文章內容。

全新一季的《去X的世界末日》第二季裡的艾莉莎與詹姆斯剛結束末日之旅，還來不及迎接全新的人生，滿懷殺意的復仇者從半路殺出緊追不捨，原來過去不曾隨著歲月流轉而遺忘，恐懼與創傷隱藏在寂靜的日常裡，隨時都會爆炸。如何逃過末日追殺且僥倖生存呢？

楊認為「白人異性戀資產階級男性」的特權群體為什麼會與公正理想聯繫在一起，純粹是出於一組歷史偶然：因為提出並尊崇理性準則的那些人都剛好屬於特權群體範疇。特權群體使其公正理想與公共領域高度共鳴，不過事實上群體多元性並未消失，只是從公共領域被驅逐出去。原先群體用以區別彼此的利益、需求及欲望，放到公正理性的公共領域時就變為私人、特殊且主觀的。普適性公正社會強調的是抽離群體特殊性，以其抽離後所帶有的非情境式理性來衡量一切事務。

戴著羊角面具的惡魔搖著金屬鎖鏈和叮噹作響的鈴鐺，穿梭在村莊挨家挨戶地尋找不乖的小孩。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東南方約330公里的瓦拉斯卡波蘭卡村，聖誕節前夕依然能看到這個看似陰森的傳統，這其實是為了紀念四世紀的聖尼古拉：聖尼古拉身穿戲服送糖果給乖小孩，而尼古拉的隨從坎卜斯則負責處罰壞孩子。

當女主角詢問追殺他們的一家人是誰時，她只回答：「我們是美國人（United States）。」同樣都身為美國人，為什麼會有這樣生活的落差呢？對複製人而言，他們也是被創造出來的人類，而人人生而平等，於他們而言卻出現了極大的差距，例如上述所提到的飲食、生活環境、人生際遇，都因為身為複製人而產生變化，所以女主角才希望可以體驗地面本尊的生活。而United States的縮寫則是US，除了呼應片名外，住在地面下的人們，也想用行動證實，他們就是地面上的我們，並無不同。

大提琴手亞瑟‧羅素活躍於1970年代中到1990年代初，他是個充滿想像力的音樂創作者，更是堅持不懈的音樂探索者。羅素成長於愛荷華州的鄉下，從小就是個安靜的孩子，喜歡到圖書館借閱關於極簡主義與迷幻藥物的書籍。十八歲時，他帶著大提琴與好奇心搬到了舊金山，在音樂學院裡學習當代實驗作曲與印度傳統音樂。羅素的羞怯性格成為了他的力量，是他細膩內省的源泉，也因為受佛教深刻的影響，他所創作的音樂不分國界且平靜沉穩，包括失戀的民謠、後迪斯可舞曲、古典音樂，以及真摯動人的流行樂。1992年，年僅40歲的羅素因愛滋病併發症離開人世，留下許多令人驚嘆的美妙音樂，但或許是由於完美主義的個性，實際發行的作品數量很少。

對羅馬時期的馬賽克藝術家而言，描繪在迷宮中的牛頭怪形象非常重要：不只因為這是古典傳說中張力最大的圖像，這個圖像更可以帶來工藝類的工作。經過模組化的迷宮，可有無窮盡的圖紋變化。比如， 希臘回文式圖騰（Greek keydesign），圖案可作為馬賽克迷宮的一環，但單看時，也能當作迷你迷宮，自成一格。同樣的例子還有另一個古老的圖案：卍字圖紋。葡萄牙北方的柯寧布里嘉，已挖掘出的部分遺跡之中，有座「卍字府」，其中地板的鋪面優美，保存良好，其設計之精巧，後來的文明難以忽視。

「如果要問我的意見，我希望他被關到老，關到死。」這是《陽光普照》裡一位父親對不肖子的意見，也是我對《黑色聖誕節》的意見，它應該被關在倒閉百視達的地下室裡面，而不是在2019年放到大銀幕搶走其他好電影上映的機會。

羅馬尼亞藝術家阿德里安‧博達從大提琴的內部拍攝了精美迷人的照片。博達的作品是從「拿破崙時代一把非常古老的法國大提琴內部拍攝」。照片有如勝利號戰艦的內裝和沙特爾聖母主教座堂的殿堂，從f形聲孔照射下來的光線彷彿神聖的光芒。

在新的網絡戰場上，戰鬥將不再有明確的起始，在時間與空間上都會擴散，敵人也不再明晰可辨。戰鬥可能不動聲色，耗時長久，也可能瞬間結束，破壞慘重，可能發生在不知不覺之間，也可能來得迅雷不及掩耳。網絡空間成為新戰場的後果是加劇了現代戰爭的「混合戰」趨勢，一方面，衝突的性質不明導致無從區辨真正的衝突，網路世界中聲勢浩大的網軍出征，能當作現實攻擊行動的徵兆嗎？一旦誤判恐怕代價慘重，這大大提升了精確回應的成本；另一方面，衝突方的身份也變得模糊，訓練有素的網軍與跟風的網民彼此無以分別；最後是所有自由民主國家的難題，在言論自由的前提下，幾乎沒有可以收束網絡空間戰場化的政策工具與法律框架。

諾亞鮑姆巴赫以十分寫實的筆觸，細膩的勾勒一個家庭婚姻逐漸崩解的過程，在婚姻兩方的交叉辯詰之下，讓婚姻的問題逐漸浮上檯面，又在兩方難以化解的衝突裡，隱伏了曾經深愛過的情感痕跡。尤其當片末亨利透過母親手筆，學著唸出信紙上的文字時，片頭那看似平淡幸福的文字，開始在字裡行間滲出那一點一滴難以挽回的傷感。

人工神經網路正變得越來越流行，也越來越可怕。神經網路可以協助人類做些日常編寫任務，例如在電子郵件使用人工智慧產生的制式回覆，不過未來能寫小說嗎？或者說神經網路有可能達到人類的文學程度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從電影的故事背景開始著手。村上春樹的〈燒穀倉〉講的是一名窮困女孩遇上一個以燒穀倉為樂的年輕富商的故事；福克納的〈燒馬棚〉講的是一個男孩在面對因貧富差距而憤怒不已乃至燒別人馬棚的父親時，心中所作的抉擇的故事。接著，這兩則故事彷彿事先約好似的齊聚一堂，成為了這部電影的故事基底。最後，李滄東導演再以此基底做為柴薪，生出一把反映南韓社會面貌甚至世界現狀的熊熊烈火──《Burning》。

網路讓所有人可以得到所有知識，不用坐在教室被動地接受格式化；與前朝相反，這是一個「有能力推定」的時代，推定每個人都有研究、認識、批判等能力，這便是賽荷看出來全新型態的民主政治底下的公民素質，而那些只懂少數領域的專家，在新民主制度下卻是一種無能者或無知者：他們沒有能力「跨出」專業領域。如同過去的人「抗議民主無分賢愚，不論無知或受過教育的人，票票等值。」但這是不是一種理想？理論上每個人都可以透過網路得到他所想要的知識，每個人都有相等程度的全知，這在現實上可能嗎？仍然會有領域精疏，交流、連結、補足變得更加不可或缺。

法國動畫《隻手探險》在舊有的冒險故事公式上給出了新意，有別一般冒險型故事，不僅角色主體的不完整外（手分離於身體），其冒險的目的性雖明確卻也不傳統，隨著每一冒險環節的改變而即時衍生出不明確的目的與行動，緊緊對應著作品「如何去面對突如其來的命運」、「是否能翻轉既定的命運」主題。

狗為什麼演化成為人類的幫手與伴侶？是因為牠們願意服從嗎？是因為牠們聰明嗎？是因為牠們懂得察言觀色嗎？研究者指出，也許以上理由都不足以解釋為什麼狗如此特別。讓狗與其他物種有所不同的，是牠們「容易產生感情」的天性，不僅是對人類，對其他一起長大的生物也是如此。

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不只代表冷戰結束，也意味著所有的牆被推倒，所有的門隨之敞開，全球通往自由市場與共同的政治價值觀，邁向一個真正的國際社會。當時看來，這似乎是只有優點沒有缺點的事。但三十年過去了，我們擁有的與其說是一個國際社會，不如說是一片遼闊荒蕪的曠野，邪惡事物充斥在數位世界的陰暗角落，暗地裡掠奪我們和傷害政治。

如果藝術有什麼必要的犧牲，就在於它總是一點一滴的殺死生命，無論是藝術家本人，或是被取材的對象，以生命為代價，將其昇華為永恆，如果殺戮有一種形式是人道的，那就是為了藝術而殺戮，如同《創世紀》與《最後的審判》都汲取了米開朗基羅的生命，而當吉莉安‧格恩瑟以蚵殼創作她的《亞當》時，她的《亞當》也慢慢毒害著她。真正的藝術創作如同真正的狩獵，不是在庭院裡放幾隻兔子打，而是彼此在叢林裡耗盡彼此的生命，進行纏鬥，置身於外是不可能的，當你凝視火焰，火焰也凝視著妳。

導演妮雅梅杜爾細膩的用她的攝影機，勾勒出她記憶裡的這一切美好與幻滅，即便至今這段阿爾及利亞的90年代歷史仍不被鼓勵談論，她仍希望用自己的大學記憶，創造出這一個背負阿爾及利亞悲苦宿命的故事，所有的女孩在本片裡都活靈活現，我們不再需要看著一對又一對在黑袍重重封鎖之下，試圖透漏秘密的眼睛，猜測她們的夢想與慾望，而是近距離看著這一群打扮現代、活力四射的女孩們如何在那個越來越緊繃的年代，盡可能的追求自由，導演的場面調度與聲音處理是精緻的，有別於一般議題向的電影可能會在美學上較為淡薄，《女孩要革命》裡女孩的臉龐與舞蹈、沈痛與哀傷都在最好的距離被捕捉，與女孩一起肆無忌憚的攝影機彷彿感染了她們的活潑，而當意外的死亡突如其來，卻又被處理的稀鬆平常，攝影機隨著呼吸一同起伏，女主角娜吉妮沒有轉頭去看，她看著我們，而我們看到了一切，畫面緩慢的轉黑，我們與她一樣的震驚，彷彿我們第一次看到槍殺場面。

「跟蹤狂」這個詞是什麼時候開始出現在社會上的呢？請看警察廳彙整的跟蹤騷擾受害統計圖。可以看出跟蹤騷擾受害者年年呈現增加趨勢，但二○○○年的件數為零。也就是說，規範跟蹤騷擾行為的相關法律於二○○○年十一月實施之前，日本的紀錄上沒有任何跟蹤狂的案例。日本人彷彿早已等待這個詞彙許久，葛羅斯提出的「跟蹤狂」一詞立刻廣為日本民眾接受，深入普及到社會當中。從這個現象可以推測，跟蹤騷擾行為恐怕不是從這一年才開始出現，而是由於「跟蹤狂」一詞的普及，我們才開始看見這種行為。

薇奧拉‧史密斯看起來像70多歲，但其實她已經107歲了，儘管摔傷迫使她仰賴助行器行走，但她依然精力充沛地持續打鼓。班尼‧古德曼曾經邀她加入樂隊（但被她婉拒）；她曾跟艾拉‧菲茨傑羅和其他知名音樂人合作演出；1949年，她隨NBC交響樂團在哈瑞‧杜魯門的總統就職典禮上演出；她跟國家交響樂團合作、為電影錄製配樂，還分別上過五次艾德‧蘇利文秀；1966年至1970年期間，她首次為百老匯音樂劇《歌廳》演奏。

雖然有「青少年」與「非青少年」組別的區隔，但我希望大家能夠跟我一樣注意到一個事實：在賽制設計上，年齡的分界是人為而且武斷的。兩個能力一樣好的投稿者，可能只差了一個小時出生，導致一個可以投青少年組，另一個不能投青少年組，這不是他們的選擇。此外，我們不免會期待超過某一個年齡界線的人「一定非得表現得更好」，這一方面導致了沒必要的壓力，又掩蓋了一個事實：並不是在所有書寫主題上，年齡比較大的人都有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