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者有何差別？如果社會認為養家活口的男子漢喝點酒無傷大雅，誰會在乎那些半夜躺在床上，聽見爸爸醉醺醺開門回家而心驚膽戰、淚流滿面、滿腹仇恨的人？這樣的話語，在菊池真理子稍微長大一些，知道應該勸戒父親減少喝酒之後，父親的酒友（男男女女皆有）就曾說過，他們說：「你爸爸工作這麼辛苦養你們這些沒出息的女兒，喝點酒過分了嗎？」「因為（媽媽死了以後）你煮的飯太難吃他才會喝酒的！」

當你凝視疾病深淵，你的意識形態也在凝視著你。美國比較宗教學教授艾倫‧里文諾維奇撰文嚴正反對有些人主張「都是我們傷害大自然所以才會有伊波拉、SARS、武漢肺炎產生」，更嚴正反對「只要用自然療法、只要回歸自然生活就會好」等言論。他認為，瘟疫從來都不是什麼破壞自然產生的惡魔反撲。「自然性」本身就是一種曖昧模糊的空洞論述，一種毫無內容卻非常強大的密碼，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填任何東西進去，包括那些對人類非常有害的想法。

從小學音樂聽起來是很棒的事，但如果過程很痛苦那就不一定了。家長普遍存有一種浪漫想像，認為孩子從小學音樂（或是學才藝）的好處很多，不但讓孩子擁有深刻豐富的藝術體驗，還能培養創意與認知能力。然而，學音樂或許好處很多，但也可能變成創傷的根源，例如被老師強迫握東西彈琴糾正姿勢、彈錯被筆桿敲手指、譜背不起來被罰抄寫、獨自面對龐大的表演焦慮等等，學音樂的悲慘過程似乎不怎麼開心，更像是在「練習吃苦」。

黑澤清第的《X聖治》令人驚嘆，毫無疑問是一部非常優秀的作品，奉俊昊將本片列為他個人私藏的十大好片。它的科幻概念很簡單，有一個人具有一種催眠技術，而被他催眠過的人都會殺人。殺人者完全不知道自己為何會做這些事情，又或者是不知道自己做了多麼嚴重的事情，好像在他們身上曾有一股強大的力量，讓他們行平日不敢為之事，而這股力量的真貌是什麼，則激起觀眾的好奇心。《X聖治》談論的是一種真實存在於人類社會的恐怖，也就是「人性必然是邪惡的」，這種邪惡基於對他人的否定，而殺人正是對他人否定的最徹底表現。

「有一顆炸彈在中央公園，你們有三十分鐘。」李察朱威爾的臉龐在黑暗中一次又一次的吐出這句話，他本來是找到炸彈的英雄，此刻卻成為埋下炸彈的反派，他有被認為是反派的充足理由，但是老英雄克林伊威斯特要我們看的不是他是不是犯人的懸疑，而是李察朱威爾成為自己英雄的過程。

露西是位年輕的實習醫師，卻有個難以說出口的困擾：她總覺得自己處處不合格，並且深為這種病態的情緒所苦，甚至無法好好跟病患介紹自己，因為自己是個冒牌貨，更擔心有天會露出馬腳……考試成績佳，是剛好都出了自己會的題目。考上醫學系，是因為同學的筆記做得好。從來沒被當，是因為臨時抱佛腳的短期記憶。今日的成就，全都是一系列的巧合。她希望能夠擺脫這種在眾人前說謊般的自我懷疑。因緣際會下，她被分派到一間精神重症病房實習，這裡不僅顛覆了她對瘋狂的所有想像，並在以同理心聆聽病患的故事時，讓她開始慢慢找回自信……

天堂長什麼樣子？我們該如何知道？在維多利亞時代，從科學和技術角度看世界的方式變得越來越重要，天堂的問題一直縈繞在人們腦海裡，此時「靈魂攝影」提供了解答。攝影術發明後不久，所謂的「靈魂攝影師」紛紛在美國和英國出現，他們承諾提供已故者回來人間造訪的證據。靈魂照片具有一定的格式：哀傷的親屬坐在畫面中間，而逝者的靈魂從側面觀看。

蝴蝶結髮飾具有悠久歷史，從上世紀左右開始成為了女性化的象徵，在1940年代，十幾歲的少女戴蝴蝶結髮飾，暗示她們已經發育到論及婚嫁的程度。但歷史資料表明，情況並不總是如此。在18世紀的歐洲，蝴蝶結髮飾最早被歐洲上層階級的成年男性佩戴（譬如莫札特），他們以大蝴蝶結裝飾頭髮，以展現其富裕與奢華的形象

宮崎勤的父親稍微平靜下來後，在坂本面前跪坐下來。坂本透過日光燈的光線，察覺對方面色灰敗，短短一個月便形銷骨立。沉默了一會兒之後，宮崎勤的父親抬頭仰天，從口中擠出話語：「我每天如坐針氈，早知道會這麼痛苦，早點死掉不知道該有多輕鬆。死只要幾秒鐘就結束了。我好想死，好想死……」宮崎勤的母親勸戒他：「要是死了，又會成為笑柄。」

作為一部探討伊斯蘭信仰如何影響信徒心靈的電影，達頓兄弟的《少年阿罕默德》絕對是在許多同類電影裡特別突出的。既驚悚又具備喜劇成分，這部電影是關於一個男孩如何努力藉由刺殺他不虔誠的阿拉伯文老師來轉大人的故事。在周遭的人眼中，他絕對是怪咖，然而作為一介虔誠的伊斯蘭教徒，他是自己故事裡的英雄。「每個反派在他自己的故事裡都是英雄。」某本關於英雄旅程的書如是說。

美國著名哲學家瑪莎‧納思邦提出，現代的女性主義運動花費太多時間在「報復」，推動這些運動者的契機為「狂怒」。納思邦認為，狂怒並非「絕對不好」，但「只有狂怒」而沒有其他東西（例如正確的結盟策略，或合理的辨識「並非所有男性皆為敵人」的能力），這樣的運動註定使狂怒者自我變形，最終帶來自我與他人的毀滅。

1839年1月是個寒冷的星期二，查爾斯‧達爾文與大他一歲的表姊艾瑪‧威治伍德在英格蘭鄉間的聖公會小教堂裡舉行了私人婚禮。艾瑪家境富裕，個性聰明冷靜，還是個優秀的業餘鋼琴家。雖然婚禮幸福洋溢，兩人的愛情也無可動搖，但達爾文後來自責或許不該倉促結婚。因為，他們的結合可能是三個孩子死亡的原因，悲傷又反過來影響了達爾文的科學論述。

上吊的話，人會死掉，這也是成功率最高的自殺方法。綁住脖子的人，如果沒有任何奇蹟，就會靜靜地死去。我很想給這孩子一個大大的擁抱，和她們一起哭，但是擔心這樣的舉動也許會更加深她不幸深淵，所以我強忍住淚水，故做鎮定地冷靜開口告訴他們。「已經過世了，你們的爸爸、你的先生已經離開人世了。」

然而，《親愛的莎瑪》一片不輕易說愛，甚至我們能感覺到導演對於女兒滿懷的歉疚，或許也有人會想，瀰漫恐懼的戰地有何可「愛」？但在本片，我們卻能從導演一家對於城市的期盼中，感受到他們心裡的拉扯與疼痛，而這一切都源於他們愛這個城市，即便今日榮光不再，他們依舊要凝視殘破、銘刻於心。

每年情人節的代表物不外乎粉紅色、鮮花、巧克力、愛情片、葡萄酒，以及一個會射愛情之箭的小男孩。他就是現在眾所周知的邱比特，但他最早的形象是個比諸神都更具力量的美少年，這跟現代邱比特天真無邪的小男孩形象相差甚遠。那邱比特究竟是何時、以及為何，從俊美年輕男子變成胖嘟嘟不穿衣服的金髮小天使形象呢？

所以，為什麼我沒有插手干預？絕對不是出於所謂記者的公平客觀，那往往是在掩蓋背後的道德麻痺。相反地，某種新的、令人作嘔的、奴性的東西感染了我，就跟晚上下班終於能脫下衣服時，我還能從內衣上聞到的那股廚房怪味一樣。在真實生活裡，我算是有一點點勇敢，但許多勇敢的人在戰俘營裡被淘空了勇氣，而也許，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整體環境有如戰俘營的美國低薪工作場所。也許，在傑瑞餐廳待上一個月或更久之後，我可能會重獲我的十字軍精神。但也有可能在一、兩個月後，我會變成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人，說不定就是變成一個會把喬治出賣的人。

最近一項針對音樂產業的新研究調查了「創意製作人產業環境內的結構與文化差異」，他們發現女性參與藝術、音樂和文學等創意領域的比例高於男性，而且通常比男性更富有創意。研究者從1955年至2000年創作與發行的25萬首歌曲中提取數據分析，結果顯示男性和女性在創意製作的產出方面「沒有顯著差異」。然而，如果將音樂類型的性別構成與創作者的合作網路規模列入考量時，結果發現女性音樂家其實比男性音樂家創作了更多新潮的歌曲──音樂性更脫俗、也更不同以往的作品。

《華麗追隨》由攝影家蜷川實花與Netflix首度合作，除了極度蜷川實花的色彩配置之外，觀眾可能也好奇：她是否能駕馭長達九集的影集故事？畢竟，在她跨界執導電影《惡女花魁》、《人間失格》之後，大家不免有一種感覺，蜷川實花或許根本不適合拍任何比MV長的東西。

如果上帝存在，祂一定專職寫喜劇，而且一定被自己的喜劇逗得哈哈大笑。祂之所以要哈哈大笑，不是因為祂的喜劇寫得有多好，而是因為祂無論怎麼寫，喜劇都像悲劇。一切都是命中註定的災難，且裡頭的人物總是大驚小怪。這是一部關於矯揉造作的電影，關於一個愛聽黑膠與老電影的偽公子蓋茲比，長了一張過於俊美的臉，這張過於俊美的臉註定使伍迪艾倫塞給他說的所有巧言妙語都黯然失色。他帶著他的亞歷桑那女孩艾什莉要到紐約來一場浪漫之旅，他的話語裡充滿著土味，但他的姿態卻非常高貴。

往黑暗走去、或甚至是在其中漫舞，一切都是莎瑪的樂意之至。來自波希米亞的她先是如此存在，才去思考如何改變的；於是她唱，只要看過了，那還有什麼好留戀？既然未來的、未知的幸福已與自己無關，被利用又怎樣？隨著觀眾全知的眼，我們因明白看見事實而動容：這並非僅是母親的無私，而是善良的靈魂原來根本不值得世上能見的一切。

這些形式的宗教禁忌——對神的恐懼和對罪的恐懼——受到廣泛的社會和心理因素影響。但最近的行為研究強調了另一個非常重要且基本的動機，或許就隱藏在這兩種恐懼之下：噁心的感覺。

《吹哨奇案》這部電影，就像裡頭的哨語一樣，你喜不喜歡裡頭的哨語設定，就會決定你喜不喜歡這部片。說到底，「因為無時無刻不被警察監控，所以要用哨語這種不見容於都市的語言，理由不太充足。讓我們想想車水馬龍的都市如何能用這種哨音溝通，尤其是那麼遠的距離。觀眾不可能那麼短時間就學會聽懂哨語，可能導演也知道這件事，所以片中角色聽完另一個人吹完哨語，還會用口語告訴另外一個人。這群人其實都聽的懂哨語，為何需要轉述呢？

北村薰在1989年憑著出道作《空中飛馬》向世人宣告一種嶄新的推理小說形式，從那時起，推理小說將不再僅僅出現充滿密室、槍彈與血腥屍體等殺伐又超現實的元素，以解決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軼事為主的新形態創作模式逐漸在若竹七海、加納朋子、米澤穗信等作家的努力之下另成一派，踏上原本由社會派與本格派各據鰲頭的推理舞台。

販售基因檢測採樣工具包的23andMe公司日前宣佈，他們已經把一種有潛力的新型消炎藥專利權賣給了一間西班牙製藥公司。23andMe蒐集數百萬客戶的健康數據並推動醫療的進展，這是同類產品中的首例。但幾周後，該公司宣佈裁員，理由是市場萎縮，執行長將原因歸咎於公眾對隱私的擔憂。這兩種發展是具有關聯性，我們提供了自己最私密的數據（基因組成），而它們被用在我們不知道、也無法控制的層面。有些被用於製作更有效的藥物，這確實是好的部分，但有些則令人們擔心。

童話版本的《藍鬍子》眾人熟悉，講述丈夫再三叮囑妻子不得踏入那道禁鎖之門，陰影面躺了幾多具血腥屍體，這秘密是陰森的、寓意或許在於遏止人們窺探他者隱私，否則最後光景會令人難以承受。但在馮內果筆下，《藍鬍子》典故轉化成詼諧基調，那秘密轉為馬鈴薯倉中純粹的猜疑：五道厚重鎖後是一幅怎麼樣的作品？它有多少價值，在繪畫史上又是如何地位？種種臆測出自藝術，最後卻廣闊散發至歷史、戰爭、記憶以至於人生片段如煙花燦綻。

網路時代等同大虛構時代，「真實是什麼？」可能是當前所有人都想要解釋的問題。「老派」作家也許會要你踩在泥土地裡，呼吸青草味，看著碧藍如洗的晴空，說這就是真實──偏偏多數人成長於都市；且，高樓巨廈等同虛幻，這樣的指陳過度武斷。小說綜是虛構之術，如何讓讀者感到真實、感到身臨其境，是小說家最重要的功力展現處之一，而邱常婷在《新神》的五個中篇小說，製造了幻異無比的「真實」，是小說技法的極出色展演。

不同世代的女人都讀過那個時代版本的《小婦人》，四位個性各異的姊妹構成了一部流傳百年的經典文學。「如果劇中主角是女的，那結局一定要讓她結婚，不然就是死亡。」出版社老闆一句話血淋淋地揭露了當時女性的困境，「結婚」是童話故事必然的結局，是專屬於女性的Happy Ending。有別於前幾部《小婦人》電影，導演很巧妙將結尾做了一點改變，賦予了喬很大的成長。

在漫長的十年結束時，我們彷彿看見一個階段的終點線，於是開始評估已經完成什麼、還沒完成什麼、現在生活是好是壞等等。研究表明，時間是一個無可避免的動力，它能驅使我們做出重大改變，只是需要先退一步思考這些選擇是否正確。

「第一次毒氣屠殺發生在1943年10月17日，至少有150名波蘭人和20名比利時猶太人被殺害。屍體在火葬場火化或直接焚毀，有些就地埋在拆除前的猶太人區廢墟裡。死亡集中營的受害者人數估計超過21.2萬人，主要是波蘭人與數千名非波蘭人。」這段對二戰期間納粹有組織地殺害波蘭人的描述，摘自英文維基百科的「華沙集中營」。對一些波蘭人來說，這個滅絕營是波蘭受害的歷史證據，他們定期在這舉行悼念儀式，紀念在華沙西站附近毒氣室被殺害的數千名波蘭人，並豎起紀念碑與牌匾緬懷同胞。但有一個問題是：這個滅絕營不曾存在。華沙沒有毒氣室存在的歷史證據，也沒有20萬人死於滅絕營。

在《蘋果的滋味》一片中，可以清楚看到壹傳媒如何攪亂媒體生態，然而在台灣對中國的經濟越來越依賴，甚至造成中國直接與間接地影響台灣政局後，壹傳媒竟成了媒體中較為中立者。在反媒體壟斷運動時，僅有無法上架的壹電視和少數媒體到場，這個台灣媒體版圖即將重整之際，更顯現了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媒體的重要性。媒體推動了台灣民主與自由的發展，卻在這個危難關頭退縮，而攪亂台灣媒體界的壹傳媒卻一次次在台灣民主發展史上插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