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100年前，美國的「三色堇狂熱」奠定此花成為酷兒的代名詞。奧斯卡‧王爾德象徵性地把綠色康乃馨別在翻領，並且傳到了大西洋彼岸。紫羅蘭與莎芙緊密關聯，菖蒲則與華特‧惠特曼有關。在石牆暴動以前，克里斯托夫街與基耶街的轉角處有一間名為「花盆」的同志酒吧。這些植物象徵的背後故事是什麼？這些開花植物又為何被認定為酷兒之花？

「沒有一朵雪花的結晶是重複的，當雪花融化時，這獨一無二的設計也永遠消失了。」1885年，畢生居住在佛蒙特州小鎮耶利哥的20歲農民威爾遜‧班特利，拍下了世界上第一朵雪花的照片。在之後的每個冬天，直到1931年去世為止，班特利持續以膠片捕捉了5000多片雪花的模樣。雖然他很少離開耶利哥，但全美國都知道這名「雪花男」或「雪花班特利」。

孩子未上學前，就曾經問過我關於死亡的事，問題不外乎「人為什麼會死？」「妳會比我先死嗎？」《星星知我心》一開始，史黛拉就問了媽媽類似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雖未再出現，但卻緊扣著整部電影，太空只是故事的背景，代表死亡的隱喻。整部電影的節奏緩慢，從莎拉屏雀中選的那一刻開始緩緩地將觀眾帶往太空梭升空的那一刻為止，過程中身為觀眾的我們和母親莎拉與女兒史黛拉一同經歷焦慮、憤怒、不安與不捨，面對即將到來的分離。

台日共通的地名和站名絕非偶然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一九二○年台灣總督府調整行政區域統一改名的結果。但此一事實不只是日本就連台灣也少有人知。例如高雄市美濃區和岐阜縣美濃市於二○一二年締結為姐妹市。當時只舉出同名和彼此都努力繼承傳統文化之由，幾乎沒有提到從彌濃改名為美濃的歷史經過。於是不時能瞥見「造訪岐阜縣美濃市，因為擁有相同地名的地方給人一種浪漫感覺」的遊記。

美國詩人羅伯特‧佛洛斯特的詩作〈未行之路〉可謂家喻戶曉，兩個主因：一是它很短，二是它反應了人的存在焦慮，關於那些未行之路的焦慮，一個簡單又困難的二擇一困境，可以簡化為連續的是或否。而現在一部如〈未行之路〉的電影出現了，它有著詩與遊戲的的基因，它的名字反映了它的特殊性：《1917》。

1940年至1942年間，年輕的猶太裔德國藝術家夏洛特‧薩洛蒙在躲避納粹追捕期間，創作了一系列共784幅畫作。她為這個系列取了一個簡單明確的名字：《人生？如戲？》。這些連環圖像講述一個家族的歷史，圍繞在主角夏洛特‧肯身上，也就是半自傳體的薩洛蒙本人。故事記錄了夏洛特身為藝術家的發展、對抗發瘋和她的初戀，而這一切都在日趨暴力的納粹政權之下進行。

許多人相信，住在一起的女性室友或長時間相處的摯友最後生理期會同步，原因是賀爾蒙互相影響。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研究者發現有些女性相信，當一群朋友長時間相處後，她們的月經週期會跟隨某個特定女性同步，通常是群體裡佔「主導地位」的人，彷彿向日葵「自然」面向太陽那樣：「雖然在我看來這些想法很奇怪，但它也符合人們思考群體互動與社會動態的方式。我們的文化確實對於支配、階級和社會群體之類的東西想得特別多。」

香港人的生活確實不一樣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系兼任講師梁啟智觀察，在反送中運動裡，每個人好似都想做點什麼，去持續這個運動繼續下去，「或者說，每個人都努力做好自己會的以及能做的事。」舉個例吧？生活有什麼不一樣？梁啟智笑開了：「我太太開始少搭港鐵了啊！起初適應得很辛苦，現在習慣了，出門前看app，就知道巴士還要多久來。」對港人來說，這場消費經濟戰，也是一種生活態度與理念價值的選擇。

我很喜歡在停車場那場戲前，陶德海恩斯安排主角在黑暗中質詢杜邦高層們的橋段，記憶中杜邦高層抱怨整個過程達到八小時，你可以看到黑暗圍繞在背景，宛如卡拉瓦喬的繪畫，前景是一個又一個度杜邦高層，然後主角拿出一份又一份的檔案，丟出一張又一張的照片，一步步的拆穿杜邦高層的謊言。他只有一個人，卻可以孤身在黑暗中面對這一群老謀深算的老狐狸，你看不到馬克魯法洛在這壓制他們的過程中有什麼欣喜，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連他自己都要被壓垮的憤怒。

2020年初，Radiohead坦承舊官網的不足，它「令人惱火、缺少資訊也很難用」，接著，他們為樂迷打造一個完整的線上檔案資料庫「Radiohead公共圖書館」，樂迷還能自行印製獨一無二的圖書證。對樂迷來說，這肯定是一次相當好的體驗。

「這樣啊，那就離婚吧。」他說。「不過呢，到時候我會把妳和妳爸媽還有兩個小孩統統宰掉。」女兒坐在他膝上看圖畫故事書，他說完這段話，摸了摸女兒的頭，接著說：「我不是開玩笑。既然失去了一切，區區這種事當然做得出來。我絕不是那種厚著臉皮夾尾巴逃走的人！」女人止住哭聲，直視著他問說：「為什麼沒有任何理由竟能做得出那種事呢？」「理由？那種玩意等宰了以後再想就行啦！」

現實不斷的惡化，如同莎瑪的眼睛，人性的美好如燭火，在大環境裡令人動容但無濟於事。拉斯馮提爾用這樣的方式，來展現當火車不斷往懸崖下墜落時，裡頭人們越是頑強，越是充滿希望，越使得這一切令人難以直視，這樣下墜的橋段不禁讓人想起《撒旦的情與欲》開頭下墜的小孩，又如在《傑克蓋的房子》裡作惡多端終墜入地獄深淵的傑克，都是被攆出天堂墜落地面的墮落天使形象。

電影是一簡單的劇本，男人與夥伴臨時受命，限時奔赴戰地前線傳遞撤退的指令，以免我軍落入敵方陷阱。這趟任務、一場英雄旅程之初，角色和方向就定了調：主角隨身攜帶充飢的食物、對任務的可行性存疑，同袍讀著遠方捎來的音信、憂心身在前線的手足安危……自此，故事的戰爭之旅順勢發展為：支撐人們穿越戰火、度過危難的力量為何？男人本持的生存慾求和同袍象徵的信念招引、兩造衝突彼此依存，何者為要？

世界上有很多億萬富翁聲稱以「雙贏」的解決方案對抗不斷惡化的貧富差距。然而，金字塔頂端的成員或許深信這個觀點，但美國作家阿南德‧古列達拉達斯表明，所謂的「雙贏」純粹是天真的幻想：因為無論出發點多好，除非掌握權力或財富的人放棄掉一部分，否則根本不可能改善其他人的處境。

媒體或出版社總習慣使用顛峰之作來稱讚《惡人》，而我卻私心認為吉田修一真正的顛峰是2009年出版的《橫道世之介》。但即便文學如此主觀，我卻也不會否認《惡人》是吉田修一的代表作。連他本人也在2008年中文譯本的扉頁上自信十足地說：「出道十年來，這絕對可以稱得上是自己的代表作。」

曾幾何時，人們認為合成器的聲音新奇而獨特，能激起強烈的情緒反應——憤怒、恐懼、笑聲。一位德國音樂學家在1954年抱怨，合成器的聲音讓他想起「狂吠的地獄犬——這些聲音源自沒有人類、只有惡魔存在的世界」。

「就像是烹調羊肉，你不覺得應該根據時間或內容，來變化繪畫的主題嗎？就像是擺盤時，可以把羊肉放在盤子的旁邊、上面甚至底下？」費雪說道。然而，面對摯友的建議，畫家康斯塔伯僅僅回覆：「謝謝你，我心領了，但我認為繪畫主題就像是釘釘子，我只在乎釘子是否釘進對的位置。」

過去十年，美國沒有任何一個月的經濟衰退，當美國經濟發展到有史以來最富裕的時期，中產階級的人數卻減少了，壽命也縮短了：很顯然，一整個世代的人落後了。2010年代的核心經濟動態是，無論市場表現如何，無論經濟擴張持續多久，無論經濟增長多少，大部分的家庭都在苦苦掙扎。這是一個讓美國對於經濟增長能做什麼、應該做什麼而緊張的十年，因為對許多人來說，這十年的感覺糟透了。

披著傳統舞蹈的紅袍站在主考官面前的Merab，儘管扭傷的腳踝仍未痊癒，他的眼神卻比片中任何時刻都還要澄澈清亮。看著最後這支長達一分半的舞，我無法不想起那個在岩井俊二的鏡頭下用紙杯當舞鞋的愛麗絲。那些痛到出血也不停止的旋轉，主考官翻袖而去仍持續敲響地面的跳躍，是此刻最真實的Merab。離席的人不懂也罷，陪他走進試場的Mary懂就好；一直看他練習也沒有中斷伴奏的樂師也許懂，那默默看到最後的老師懂嗎？或許吧，但那都不再重要了。他只想盡情地感受一次，沒有那些枷鎖負重的自己，究竟極限在哪裡？究竟那個不用扮演既定角色的自己，會是什麼樣子？

人為何會想攀登高山？或者說，山為何如此令人著迷、吸引人不斷群聚攀登？人面向山的關係由懼怕、猶疑、排斥開始編織，最終成就於壯美、感嘆或敬畏，在此發展過程中，山成了人面向的開闊鏡面，從中看見最純粹自身：於此種種，都可以在羅伯特．麥克法倫的《心向群山》尋到痕跡斑斕。

「熊貓、猴子、香蕉，請選出其中兩個成組的項目。」有些文化的人會選熊貓跟猴子，有些文化的人會選猴子跟香蕉。不同的文化帶來不同的心理學研究結果，也產生了不同的精神疾病症狀。

結合民俗樂器與喉音唱腔的蒙古搖滾在孕育十幾年後，近年逐漸受到世人注目在國際樂壇崛起。這股風潮與鄰國「中國」形成了鮮明對比，儘管中國擁有14億人口，但至今仍沒有一個融合傳統與現代，或至少在國際上具影響力的搖滾天團。相反地，中國搖滾圈始終停滯在大量模仿其他國家的曲風，這衍伸出一個問題：為何蒙古搖滾能以自己的風格走向世界，中國搖滾卻無法？

拍攝現場如殺人般的勞動強度，讓工作者們習慣了粗暴且偏激的態度，再加上學徒制文化的影響，使得整個組織變得極為軍事化。在威權導向的職場文化中，勞工的基本人權被侵害，變成一種理所當然。忍受不了這種暴力的人，會被當成脆弱的適應不良者。反而，故意裝得一臉凶神惡煞，一天到晚辱罵同事和下屬的人，會被視為是有能力的。放任「本來就都是這樣」的合理化以及對暴力行徑的麻木，如此不公不義的氛圍，在拍攝現場不斷蔓延。

馬來西亞人是有反叛與抗議的權利的，而中國人則沒有，因此身為中國人，意味著沒有抗議甚至革命的必要，因為中國的制度是適合中國人的。而這解釋了為何電視上播的節目是中國武術神話與馬來西亞抗議，因為中國沒有抗議，正如馬來西亞沒有武術神話。女主的反叛乃是一種對自身命運的革命。

「今天不是我生日啊。」他一頭霧水地說：「離聖誕節還有好幾個月，我也沒有特別厲害，連乖都稱不上。」（他不得不承認。）「我大概不會喜歡這禮物吧，但是不知道它從哪裡來，我也沒辦法寄回去。」他仔細想了好一會兒，基於禮貌，打開了信封，上頭寫著：童叟無欺，神奇收費亭。在家安裝簡便，專供不曾去過奇想之地的人使用。「奇想之地？」米羅邊讀邊想。

幾年前的報導顯示，僅有約旦、卡達和阿聯酋三個國家的男性明顯比女性更不喜歡算數學，而其他國家的女性更可能覺得「算數學很無奈」。那麼，為何性別越不平等的國家，在科技領域擁有更多女性從業呢？在《心理科學》期刊發表的新研究認為，這或許與一個現實有關：在性別越不平等的國家，女性只能找尋一條實現財務自由最直接的途徑，而這條路通常指向理工專業。

由俄國怪才新秀，基里爾索科洛夫帶來的黑色家庭喜劇，描述一個男孩要上門殺了岳父，於是一場發生在狹小室內的腥風血雨就此展開，我不知道哪一個比較有種，是小成本拍出本片的導演，還是把這部片代理到台灣的麻吉砥加電影，簡直就像是俄羅斯版的《弒婚遊戲》，藉由赤裸裸的暴力將一個俄羅斯家庭內的問題通通攤開。

研究團隊也觀察了黑猩猩母親介入兒子愛情的行為，他們發現雖然黑猩猩母親跟倭黑猩猩母親同樣愛管閒事，但她們最好別管太多：因為與不干涉兒子愛情的母親相比，介入兒子愛情的黑猩猩母親反而使兒子的繁衍機會降低。

你為什麼喜歡我？在你眼中我是一個怎樣的人？如果不能永遠在一起，你會如何地想起我？從情人的絮語中，我們總想拼湊出自我，並且比對自我的認知與情人的捕捉是否相符。這是一齣愛情悲劇嗎？只有終生相守才是愛情唯一的成功嗎？這是一部同性戀電影嗎？一如其他所謂同性題材，我不希望把這部片分類為同性戀電影，我深知，愛情的終極目的與昇華方式是屬靈的，從來與性別，毫無關涉。

這種教主所主導的教會就算其教義謳歌同理心或神愛世人，依舊容易產生教主控制信徒、剝奪其主導權、獨善其身的情況。自由的精神、真正的創造力、自然的情愛在此都遭到壓抑與抹消。明明目標是桃花源，卻淪為集中營，這才是重蹈覆轍到令人厭惡的真相。相信各位讀者已經發現這些共通點不僅出現在邪教領袖上，也能在瘋狂的政治領袖身上一探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