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在產房裡陪伴懷孕的妻子似乎是件平常且自然的事情，大多數的準爸爸不想錯失孩子誕生的時刻，也不想錯過幫助妻子的機會。但在過去的時代裡，大多數的準爸爸卻不被允許陪產。

日本社會學家，也是監獄輔導者的岡本茂樹運用他多年的切身觀察，寫下一本：《教出殺人犯》。岡本茂樹提出一個讓人震撼的看法：囚犯寫起獄中自傳，十之八九都是以「我的家庭很正常」、「父母教我要當個好孩子」開始的。

每當和女性友人談到英國著名作家珍‧奧斯汀的時候，總是惹來少女風格的連環高音低聲尖叫與側頭合十驚嘆表情。珍‧奧斯汀 ，代表了一個清新純潔的文藝青春世界，首先裡面集齊了青春片的元素（愛情、友情、親情、夢想、煩惱⋯⋯），然後放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英國。

與科技加速論其實一體兩面的是排斥科技的懷舊論，彷彿越是遠離科技，就越能重新奪回自由。他們嘮叨年輕人在捷運上不再看書只顧著滑手機，不再寫信只傳貼圖，抱怨數位裝置取代了面對面的溝通。但是，改變交流模式，用快速的數位符碼取代實質緩慢互動的科技模式，並不代表透過交流所建立的親密感會伴隨加速體驗而消失。

《搖滾萬萬歲》正是一部極力惡搞搖滾樂、不折不扣的「邪典」。倘使你對於搖滾樂手總是抱持著崇拜的目光，這部電影無疑將毫不留情地摧毀這些憧憬。

1966年11月24日，如日中天的披頭四進到倫敦艾比路EMI錄音室裡，準備在獲得成功的革命性專輯《Revolver》後與製作人喬治‧馬丁著手下一張新專輯，而這一切都從一首未完成的歌曲起頭。

支持死刑的人或許會說，總有某些案件證據確鑿絕對不會判錯，當然理論上可以這樣假設，但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完美無缺，錯殺無辜的現實也從未消失。瑞考夫說：「既然知道那些被處死的人可能是無辜之人，你又怎能讚揚死刑呢？」

隨著好萊塢的商業化，超級英雄的傳統故事慢慢失去魔力，電影充斥著絢麗的動作和爆破場景，劇本和角色卻趨於單一而略顯空洞。Netflix系列探索不同的可能性，與其專注於塑造一個完美的英雄形象，他們以救贖為母題，描繪角色的痛苦掙扎，在看似冷漠的外表下，英雄不過是個對社會失去希望的平凡人，努力對抗自己的精神折磨，為市井小民挺身而出。

日本恐怖大師兼《咒怨》導演清水崇的新作《死小孩》，在整體敘事上以幼童作為出發點，反映了當代的部分社會現象，立意也與相關議題結合。此外，亦可看出編劇的用心，以數件當下的命案去逐漸勾勒出積埋長年的另一椿案件，並企圖將所有線索統攝於其下。

對於有神論者來說，應付惡之問題的同時，還要處理另一個雪上加霜的壓力。偉大的有神論宗教回應的是人類深刻的願望，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們在一個危險世界的終極安全願望。然而，就算知道有個全善全能的神，並不保證實現我們將會被拯救的願望。因為可能會有更高的目標，而讓一個善意的神犧牲掉我們。

最新的研究結果指出，當人們處於焦慮狀態下更容易誤解別人的情緒；焦慮時看見模糊的臉部表情，也更可能認為對方在生氣而非開心。

這部改編自法國美第奇文學大獎暢銷小說的電影，清晰刻劃生死的抉擇、家人間的羈絆、器官捐贈的客觀呈現，與醫病關係各自的難處，《交換心人生》的劇情實在很有「本錢」賺人熱淚。但導演卡黛兒基耶維黑選擇了更俐落、冷靜的視角。

將近半數知識工作者（工程師、技術寫手、行銷人員）認為他們無法控制電子郵件，害怕落後和錯過重要資訊。但是使用電郵能緩和他們的焦慮，使他們感覺自己掌控大局。很有趣，他們花越多時間用電郵，負荷不堪感就越強，可是他們接觸越多訊息，也感覺自己能應付更多。

夏哈芭努‧薩戴特的首部長片，即令人驚艷地展現探勘劇情片邊界的意味。《山塵拂過童年牧歌》取材於一系列未出版的日記，影片也確實以類日記體的方式進行，導演選取每日的標示性事件，不刻意強調因果關係，而是基於時間流逝的必然性之上，串連所有事件並且逼視山村民族的具體細節。

反社會者缺乏同情心、悔悟能力與內疚感、具侵略性與殘暴，而且對懲罰無動於衷。這究竟是怎麼造成的？是基因，還是教養？諸如此類的問題從來沒有解答。無論是天生還是後天環境，都有可能造就出反社會者。

經歷「美」的感受究竟從何而來？它與理性和思考有關嗎？性愛或飲食等感官體驗也能感受到美嗎？這個問題長久以來一直是哲學家聚焦的主題，像是康德認為：美是一種經過思考的判斷。近期的研究論文將哲學理論應用在心理學實驗上，結果全盤印證了康德的說法：美是一種經過思考的判斷。

「現在的設計主流是以人為本的自動化系統，妳這種想法不過是旁門左道。」讀書會結束後，我拖著沉重步伐前往距離最近的JR三鷹站。搭上中央線列車的當頭，斗大的淚珠不停滑落。電車駛過新宿站時，我開始從悲傷轉為憤怒。等我回到位於本鄉的東京大學，這份憤怒已一發不可收拾。我疾步奔向鈴木教授的辦公室，在盛怒中奮力敲打門板。

導演許瑞峰透過聲音與影像的再編排，展開似無邊際的漫談，中等篇幅中的資訊輸出逼近超載邊緣，敘事者卻總在時空險入混沌之際，將觀者重新導引至可辨識的、尚未塌陷的概念平面。觀看《新加坡2066》本身即是一場冒險，電影要求觀者具備相當程度的想像力與批判視野，與之對峙。

「你不會因阿茲海默症而死，而是死於失去所有熟悉的事物。但在此之前，你必須活著對抗它。」

美國一些大公司的員工最近創造了一個新詞：關開店（clopening）。這是指公司安排一名員工工作到深夜，負責替商店或咖啡店關門，然後幾個小時後，天還沒亮便要回來開店。站在公司運作的角度，安排同一名員工關開店往往是有道理的。但是，這會導致員工無法充分休息，工作時間表也將變得非常離譜。

我們或許很少想到，某些觀眾往往被迫坐在第一排，只因為輪椅席通常設在這塊最難賣的區域。既然這些身障人士的觀影需求已經如此容易受到忽視，人們又怎麼會考慮過：視障者該如何觀賞電影呢？本屆台北電影節的參展片，《光》，正是獻給這些失去光明的人們。

機器或許某天真能畫出以假亂真的圖片，但現階段經常變成讓人做惡夢的恐怖圖片。

雖然很多人認為反腐敗運動對中共是有利的，實際結果可能正好相反。出於政治目的的反腐敗更可能在菁英之間製造不安全感和仇恨，這會危害獨裁政權的政治凝聚力，讓鬥爭更激烈。

埃貢．席勒是二十世紀初期表現主義的重要畫家。除了大量的自畫像，其作品還包括許多女性畫像，其中最受爭議的是為數不少的未成年女孩裸體畫；胞妹Gerti亦為其裸畫模特兒之一。電影《席勒：死神與少女》並沒有對這位奧地利畫家的繪畫風格、藝術評價以及相關影響作太多的論述，而是透過席勒與幾位女性之間的故事，試圖更接近與了解其畫作源頭的靈魂樣貌。

「我希望有一天能變得非常、非常好。我覺得自己現在還不錯，至少已經有好的開始，但我想成為保羅‧賽門、我想成為李歐納‧柯恩、我還想成為他媽的瓊妮‧密契爾！」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金錢確實會改變人們看待周遭的方式，甚至忽視旁人及其處境。發表在《心理科學》期刊的最新研究指出，有錢人是真的比較不在意別人，而且是不自覺地忽略。

直到台北閱影展推出這支邱妙津的紀錄片，我才在戲院中發覺：自己竟從未看過她的長相。過去唯有透過邱妙津筆下的作品，以及追憶她的種種文字，在腦海中暗自揣摩作家的外貌。如今，大銀幕卻向我展示了照片中的本人：個子不高，短髮，戴著眼鏡，笑到眼睛瞇成一條線。這副過於陽光開朗的外貌卻與想像不大一樣。

我多麼渴望汩汩的血液；

石塊多麼沉寂。

我夢想著生命：生命多美好。

沒有人有此勇氣，

使我甦醒？

十七歲的凱蒂是住在新墨西哥的平凡少女，她平時在餐館擔任服務生，私底下卻迫於經濟壓力，和鎮上的成年男子進行性交易，偷偷攢下一筆前往舊金山的旅費。某日，凱蒂對初來鎮上的布魯諾一見鍾情，突如其來的愛情讓她體會到不曾經歷過的美好時光，同時也一步一步揭穿所有表面的和平。

大衛‧鮑伊不僅是超越時代的歌手和演員，還是個狂熱的藝術愛好者：除了數量龐大的藝術收藏品，他也留下不少親手繪製的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