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設計主流是以人為本的自動化系統，妳這種想法不過是旁門左道。」讀書會結束後，我拖著沉重步伐前往距離最近的JR三鷹站。搭上中央線列車的當頭，斗大的淚珠不停滑落。電車駛過新宿站時，我開始從悲傷轉為憤怒。等我回到位於本鄉的東京大學，這份憤怒已一發不可收拾。我疾步奔向鈴木教授的辦公室，在盛怒中奮力敲打門板。

導演許瑞峰透過聲音與影像的再編排，展開似無邊際的漫談，中等篇幅中的資訊輸出逼近超載邊緣，敘事者卻總在時空險入混沌之際，將觀者重新導引至可辨識的、尚未塌陷的概念平面。觀看《新加坡2066》本身即是一場冒險，電影要求觀者具備相當程度的想像力與批判視野，與之對峙。

「你不會因阿茲海默症而死，而是死於失去所有熟悉的事物。但在此之前，你必須活著對抗它。」

美國一些大公司的員工最近創造了一個新詞：關開店（clopening）。這是指公司安排一名員工工作到深夜，負責替商店或咖啡店關門，然後幾個小時後，天還沒亮便要回來開店。站在公司運作的角度，安排同一名員工關開店往往是有道理的。但是，這會導致員工無法充分休息，工作時間表也將變得非常離譜。

我們或許很少想到，某些觀眾往往被迫坐在第一排，只因為輪椅席通常設在這塊最難賣的區域。既然這些身障人士的觀影需求已經如此容易受到忽視，人們又怎麼會考慮過：視障者該如何觀賞電影呢？本屆台北電影節的參展片，《光》，正是獻給這些失去光明的人們。

機器或許某天真能畫出以假亂真的圖片，但現階段經常變成讓人做惡夢的恐怖圖片。

雖然很多人認為反腐敗運動對中共是有利的，實際結果可能正好相反。出於政治目的的反腐敗更可能在菁英之間製造不安全感和仇恨，這會危害獨裁政權的政治凝聚力，讓鬥爭更激烈。

埃貢．席勒是二十世紀初期表現主義的重要畫家。除了大量的自畫像，其作品還包括許多女性畫像，其中最受爭議的是為數不少的未成年女孩裸體畫；胞妹Gerti亦為其裸畫模特兒之一。電影《席勒：死神與少女》並沒有對這位奧地利畫家的繪畫風格、藝術評價以及相關影響作太多的論述，而是透過席勒與幾位女性之間的故事，試圖更接近與了解其畫作源頭的靈魂樣貌。

「我希望有一天能變得非常、非常好。我覺得自己現在還不錯，至少已經有好的開始，但我想成為保羅‧賽門、我想成為李歐納‧柯恩、我還想成為他媽的瓊妮‧密契爾！」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金錢確實會改變人們看待周遭的方式，甚至忽視旁人及其處境。發表在《心理科學》期刊的最新研究指出，有錢人是真的比較不在意別人，而且是不自覺地忽略。

直到台北閱影展推出這支邱妙津的紀錄片，我才在戲院中發覺：自己竟從未看過她的長相。過去唯有透過邱妙津筆下的作品，以及追憶她的種種文字，在腦海中暗自揣摩作家的外貌。如今，大銀幕卻向我展示了照片中的本人：個子不高，短髮，戴著眼鏡，笑到眼睛瞇成一條線。這副過於陽光開朗的外貌卻與想像不大一樣。

我多麼渴望汩汩的血液；

石塊多麼沉寂。

我夢想著生命：生命多美好。

沒有人有此勇氣，

使我甦醒？

十七歲的凱蒂是住在新墨西哥的平凡少女，她平時在餐館擔任服務生，私底下卻迫於經濟壓力，和鎮上的成年男子進行性交易，偷偷攢下一筆前往舊金山的旅費。某日，凱蒂對初來鎮上的布魯諾一見鍾情，突如其來的愛情讓她體會到不曾經歷過的美好時光，同時也一步一步揭穿所有表面的和平。

大衛‧鮑伊不僅是超越時代的歌手和演員，還是個狂熱的藝術愛好者：除了數量龐大的藝術收藏品，他也留下不少親手繪製的畫作。

幾世紀以前，獨角獸的角在整個歐洲的市場都是奇貨可居。商旅從歐洲北邊將其帶回：有如象牙辮的細緻圓柱，長度可達數公尺。傳說中這些角對毒藥或魔法都是強力的解藥，因此整個歐洲大陸的君主都願意以超過等重黃金的價格收購。 伊莉莎白女王一世就以一座城堡的價格購買了一只鑲了寶石的角。

家庭歷史既平庸又脆弱，不記錄下來轉瞬就被遺忘了，《鏡像之城：虛構家庭詩篇》假虛構之名，行的仍是紀錄之實，深情款款地記錄私密的家庭生活，拋開曖昧的彼╱此、虛╱實，從情感上看來其實是單純的，將時空壓縮、延展、疊加、扭曲、重塑，對於即將失去的一切，一種不捨的眷戀與招魂。

1851年，華格納在瑞士政治流亡時提出了一個「謙和的建議」，他想要在萊茵河畔創辦歌劇慶典，演出他自己的樂劇；當時任何一個德國文化場景的觀察者，可能都對此不太感興趣。事實上，我們的觀察者可能會認為，就音樂來說，萊茵河早已氾濫四溢。

笑聲不只是單純表現快樂的方式，其實它比想像中來得複雜。根據最新研究顯示，人們的笑聲是評估社會權力的有力指標，而且還會透露出自已的階級地位。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副教授克里斯多夫‧奧維斯指出：「只要聆聽一個人的笑聲，即使樣本很短暫也能聽出他在一個群體中的地位。」

這位Asbjørn來自丹麥，但卻是在德國柏林以英語流行另類創作歌手姿態發跡。他一頭天生的北歐金髮，灰藍色眼睛，會彈鋼琴與吉他。歌曲創作以《虛偽願景》為系列名，在快樂輕盈的流行樂外皮下唱著一點點脫離常軌的暈眩。

丹佛大學心理治療師史黛西‧費登塔爾不僅是心理治療師，也是精神疾病患者。她同時具備矛盾與恐懼，希望與救贖兩種對立的身份：她是一個想死的自殺治療師。

《CRSIS》暗示了真正的惡其實來自於體制內，正是他們的活躍，才讓腐敗的政治家可以繼續他們見不得人的權力遊戲，劇情不斷鋪陳他們對於這一切的不滿，他們所保護的體制縱容了姦狎少女的政壇明日之星，坐視據說出賣國家機密的科學家被邪教組織處決。

在短短31年的人生之中，德國畫家寶拉‧蒙德松－貝克挑戰了許多當時只有男性藝術家能做的禁忌：畫女人裸體，畫自己的裸體。她的作品一度被視為「小孩子的畫」。但回望藝術史，越來越多證據指出，女性搞藝術不是兒戲。

人們經常忘記西方文學的起源，包括荷馬的史詩、莎芙的愛情詩，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的悲劇，它們原本都是音樂的事實。「你可以想像從2500年前到現在倖存的音樂，披頭四的歌曲將只有部分歌詞，莫扎特和威爾第的歌劇也只剩下文字而沒有旋律。」

說起文化菁英，我們通常會想到那些喜歡高雅藝術活動的人。在想像裡，他們聽歌劇、逛畫展、看藝術電影，並且對流行文化棄如敝屣。不過英國牛津大學的一項社會學研究主張，這世界上並不存在一群「只消費高尚文化活動」的人。

歌曲〈Caruso〉述說一名病痛纏身的男子在即將死亡之際，望著深愛的女孩雙眼內心充滿無比的痛苦和渴望，運用想像力重現「一代歌王」義大利傳奇男高音恩里科‧卡羅素晚年對妻子桃樂絲的愛意。

十四歲那年，少女離家出走，從此艾拉瑪亞這個名字和馴鹿一起被留在山上；十四歲之後，艾拉瑪亞過的是自己為自己挑選的人生，他選擇下山、選擇過一個更好的生活、選擇過一個不是艾拉瑪亞的人生。一個不是薩米人的人生。

距離流浪狗萊卡為了蘇維埃太空計畫捐軀後五十年，莫斯科終於有了一座小銅像紀念牠。牠站在火箭上，堅定的神情一如當年。在萊卡跟其他許多動物死於太空計畫之後，一九六〇年貝卡與史特卡這兩隻狗狗終於能至太空一遊並幸運生還。

統計顯示在物資缺乏或天災地變等緊急情況下，童婚的狀況就會增加。儘管多數家庭都曾告訴辛克萊不願讓孩子面臨童婚，但是當他們沒有足夠食物能餵飽孩子時，家庭還是得面臨艱難的抉擇：讓孩子繼續挨餓，或是讓女兒成為童婚新娘至少有東西吃。

奇怪的是，許多人常以「拍不好」來否定一部電影，卻往往很能包容「拍得好」但故事爛的東西。就「技術上」而言，你當然可以說《台北物語》是一部粗糙的影片，甚至比學生製片的品質還要差；然而它也絕非爛片，至少它具備了一個非常重要且根本、也是現今台灣電影最欠缺的元素，就是它有一個非常好的劇本。

「女兒」在美國醫療照護體系裡扮演重要角色，但她們的付出卻幾乎沒有受到重視。醫療分析師對女性所面臨的挑戰感到驚訝，因為這些挑戰不僅只有養兒育女，也包含照顧上了年紀的長輩，而且還經常演變成一種全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