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西迪向來是文字魔法師，炫耀自己掌握文字的能力從來不手軟，雙關語諧韻詩信手拈來；他又是文化花蝴蝶，飛到西又飛到東，炫耀自己龐雜的知識系統從來不軟手，文學歷史政治時尚流行，他像埋設地雷一樣，讓「二八二八」整本書都是危險區。想像一下，做為讀者，這會是怎麼樣的閱讀經驗？那麼，再想像一下，做為譯者，這會是怎麼樣的轉化經驗？

網路作家艾琳天馬行空地想著：如果有人為狄金森建立個人檔案，人們對她會有什麼反應？如果狄金森出現在網路約會時代會發生什麼事？一個迷戀死亡和隱居的詩人能吸引現代人嗎？她會收到私訊嗎？別人能懂這個玩笑嗎？

學成結業之際，蜜雪兒輾轉得知昔日學生派屈克因殺人入獄，不禁自問：如果我未曾離開，事態是否會不一樣？她撇下一切回到赫勒拿，在七個月間重新陪著派屈克讀遍小說、詩詞、傳記，帶領他持續寫作。藉由閱讀、討論、書寫，兩人在黑暗中攜手成長，各自探尋正義、平等、生命與美的答案，緊抓文字走向光明。

人格特質不只影響你的人生觀，也影響了你感知現實的方式。澳洲研究表明，開放性改變了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而開放的人更可能體驗到特定的視覺感受。

無所不在的網路謎因已經是現代人生活的一部分，但為什麼有些謎因短暫爆紅便迅速消失，難道是人們厭倦了它？這種說法不完全錯誤，但也並非全部，因為有些謎因能持續許久長達數年。那是因為它們比其他謎因更有趣嗎？還是內容更好？如果是這樣，是什麼因素讓謎因變得更好？解答或許不在傳統謎因學中，而是從研究笑話找到。

一片無際星空，人們的頌讚與Coltrane的音樂交織，吾人彷若穿梭其中，自遠而近在宇宙間漫遊。星系的光暈令人目眩，Coltrane的〈Om〉、〈Mars〉等樂曲卻自在翱翔於巨大時空，似近若遠，似遠若近，引領聽覺和視覺至地表上空：此時，電影標題浮現，《尋找約翰柯川》的序幕由是開啟。

多年以前，媽媽告訴我，她喪母後對父親說，不想再掙扎了，死掉也無所謂。她爸說她絕對不能死，必須活下去，他說：「納粹想把我們的姓氏從這塊土地上抹去，而妳是唯一能讓這姓氏留存的人，所以妳得活過這場戰爭，保住我們的姓氏，讓每一個走在華沙街道上的人都知道。這是妳的使命。」

父親雖然被後世稱為阿根廷革命家、游擊隊領袖與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但我們其實只是一個普通家庭。作為切格瓦拉的女兒，我從不認為自己身分特殊，對我而言最特別的是生長在深愛彼此的父母懷抱下。

在朵法爾地區，尼亞德堪稱最乾燥的棲地。但這裡有一項珍寶，一種會散發獨特香氣的沙漠植物。很久以前，這獨特的寶藏讓部分閃語系的遊牧民族後裔，離開荒蕪的半島南部，前往世界各個角落。他們把芬芳的香草、薰香與香料，賣到氣候較為潮溼的地區，用香料與調味料交換乾旱的家鄉無法時時提供的糧食與貨物。這些閃語系部落早就明白，他們不應該重新改造某個地方、模仿其他部族，而是要把自己最獨一無二的貨物，和缺乏這些貨物的人交換。

如果，貓也是記錄者呢？廢棄的學校、陳舊的雜貨店、漁民滿載漁獲回航、地震那一瞬間捲起的巨浪、地震後的港口、發動攻勢俯衝而下的烏鴉、假日蜂湧到島上的觀光客⋯⋯如果貓咪們會拍片，牠們記錄下的田代島與島民們會是什麼樣子呢？

二Ｏ年代家喻戶曉的流行歌手賓‧克羅斯比碰上七Ｏ年代的「搖滾變色龍」大衛‧鮑伊時，會擦出什麼火花呢？這對看似不可能有交集的組合，卻意外地在1977年9月11日由克羅斯比主演的聖誕特別節目上，合唱了融合應景歌曲與新歌的〈Peace on Earth/Little Drummer Boy〉。

在《時代》雜誌長達90多年的歷史中，女性只有八次成為年度人物，而且其中三次還是集體登上封面。相比之下，眾多男性曾登上年度人物兩次甚至三次，而且他們之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因為他們為某人的丈夫。

我們從小就被教導搞砸事情時應該向別人道歉，例如約會遲到、穿錯衣服、吃東西太大聲等；但是，對任何小事都道歉，又是另一回事。道歉並不是萬靈丹，有時甚至太過多餘。專家表示一天到晚道歉顯示的不是歉意，而是源自焦慮或憂鬱。就像我們知道有些人雖然對每件小事都說「對不起」，但其實不是發自內心的行為，而且往往也沒有真的覺得懊悔。

《奇光下的秘密》改編自布萊恩．賽爾茲尼克的圖像小說，這個世界同樣環繞著豐富的電影史、技術奇想、博物學，以及少年少女的奇遇。《奇光下的秘密》是以聽覺的闕如作為「秘密」的核心，這樣的身心障礙主題其實十分冒險，甚至具有一定風險。

有些記者覺得自己是律師，他們認為記者的任務是要說服讀者相信他們的是非判斷，所以他們的報導中充滿了說教或強硬的語調。他們對自己的觀點深信不疑，報導中缺乏人性。他們可能以高人一等的姿態對讀者說話，或是講個沒完，但很少像講故事的人那樣與讀者交談。

現今追蹤時間最長的人格研究最近發表在《心理學與老化》期刊上，表明人的個性與身體外貌一樣「會不斷地改變」，隨著時間流逝，你與過去的自己可能已經完全不同。

阿爾貝‧卡繆，一個在阿爾及利爾貧民區長大的男孩，按照貧窮家庭的規劃，他原來應該在10歲的時候就出社會做勞動賺錢，但這位貧民出身、不被期待的小男孩卻在43歲時以法國文學家的身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法國當時第九位與最年輕的獲獎者。而在得獎前10年，他才剛剛搬到法國居住。

1921年，居禮夫人在訪談中透露她最大的心願是：「需要獲取多一點鐳，才能繼續在實驗室做研究。」於是，一場由記者瑪麗‧梅洛妮和廣大學者協助的群募計劃隨之展開。

莉莉是一隻臘腸犬，十二歲，換算人的年齡是八十四歲。喜歡紅球、冰淇淋、眼睛下雨，害怕雨水。她與主人泰德固定在星期四討論可愛的男生、星期五玩桌遊、星期六看電影。直到莉莉發出一聲嘆息。

封面有一個女生站歪歪的好像在偷笑，書裡則講著各種巨星天團八卦，但這本《I'm Not with the Band》絕非睡遍搖滾偶像的迷妹回憶錄，而是席薇雅‧帕特森身為一個雜誌記者被流行音樂「幹爆」的真實人生。

睽違二十五年，《今生情未了》以全新的姿態再現大螢幕，與早先觀影的感受截然不同的是畫質的清晰程度驚人，瞬間重返青春正盛的艾曼紐琵雅所處的時代。已逝的法國金獎導演克勞德‧梭特於片中給予的情感太細微，舉手投足、一個音節、一個回眸的眼神都是關鍵。

1905年，70歲的馬克‧吐溫開始收集一群他暱稱為「神仙魚」的青春少女，他堅稱這種令外界不舒服的喜好，只是因為自己渴望有孫輩的陪伴。當時馬克吐溫的親生女兒皆已長大成人，最疼愛的長女蘇西病逝已久，結縭逾30年的妻子也在前一年逝世，馬克吐溫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寂寞。

哲學家大衛‧利文斯通‧史密斯在著作《稱不上是人》中探討從古至今人們為何能理所當然不斷貶低、奴役和殘殺他人的心態，他寫道：「非人化是一種思維模式，『解除』我們對殘害同類的『道德禁忌』。藉由法律和習俗包裝，這種心理過程導致了奴隸制、種族滅絕和數不清的殘酷行徑。」

《春光乍現》是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1966年的作品。敘述一位玩世不恭的攝影師，無意間拍攝到凶殺現場，之後展開一連串查詢真相的活動，《春光乍現》不是部好理解的電影，導演並沒有給觀眾們一個「答案」。我認為理解整部片的關鍵在於：男主角發現兇殺案後，他的心理究竟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藝術家並不是這個時代真正的色彩創新者，19 世紀之際，化學家幾乎取代了畫家，就像形狀千變萬化的毛皮氈帽，在化學物質的幫助之下創造出來，科學貢獻了彩虹般的人造色調，能夠有無限的變化，滿足消費者的品味，結果就是男男女女的身體成為變化頻繁的調色盤。

《血觀音》是一齣由臺灣社會集體書寫的變形記。導演表明「棠真、棠寧、棠夫人三個人其實是一個進化的過程」，確實如此，從純情少女到偽善大人，從八〇年代到二〇一七，時間顯影出棠家老中青三代三人，也是一個人。

赫胥黎的用藥經歷直到1963年11月22日臨死前仍在進行，在癌症即將帶走其生命之際，他躺在床上主動向妻子要求「LSD，100微克，肌肉注射」。當天傍晚，在甘迺迪遇刺的幾小時後，赫胥黎平靜地離開人世，享年69歲。

傷心的歌似乎正在全球性地退流行：雖然從1950年至2010年間，陰鬱曲調和悲傷歌詞變得日益普遍且受歡迎，但近年這類歌曲卻變得越來越少。

1944年英格麗‧褒曼主演的電影《煤氣燈下》，敘述美麗的少女寶拉受丈夫格里高利的操弄，而陷入自我懷疑的狀態。格里高利裝神弄鬼地設計許多狀況，藉此讓寶拉以為自己瘋了，如此一來便能把她送進精神病院並繼承大筆財產。

《隱藏的大明星》以想要一圓星夢的女孩作為背景，卻能在敘述故事的過程中，將性別、階級、親情與愛情等議題和元素統攝於其中，藉此反映出印度的生活面向。導演藉由以身處中低階層且家庭不圓滿的女學生視角，一方面凸顯出主角的質樸，一方面也拉近與社會的距離，不僅讓觀眾更能感同身受，也更增進電影情節的立體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