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ovid-19疫情初期，92％表演藝術家的生活經歷了巨大變化——至少一半的人出現了憂鬱症狀。這個令人震驚的數據來自一項新的調查，對象是澳洲各地數百名的表演藝術家。疫情對表演藝術家的影響尤其嚴重，因為他們大多是透過自身實踐藝術。封城期間對現場演出的干預，導致表演藝術家必須重新評估實踐藝術的方式，無論是暫時休息或重新評估未來。

近年的自閉症診斷越來越多，公眾都在探討這個日益嚴重的「流行病」。不過，討論已經變得溫和許多，因為許多自閉症患者其實一直都在，只是他們的情況直到近期才被發現。但原因是什麼？現在的觀點認為，自閉症不是單一成因，而是多種因素導致，大致分為遺傳與環境兩大類，他們以複雜的方式相互影響。這樣的複雜性牽涉到數百種基因變異，而發育中的人類大腦便沿著許多可能途徑，抵達了自閉症譜系的某個位置。這或許有助於解釋自閉症的真實面貌：自閉症的情況因人而異。

特斯拉對女性主義的疑慮，使他成為所謂的「男權運動英雄」。儘管他承認女性擁有能力，而且未來將在各個領域與男性相匹敵，甚至比男性厲害，但他警告說：「女性在新領域的努力，以及對領導權力的逐漸篡奪，將使女性的感性變得遲鈍並最終消失，這將抑制母性本能，所以婚姻和母性可能變得可憎，人類文明也會越來越接近完美的蜜蜂文明。」

植物激發了人們的藝術靈感，然而深藏於地底世界的根部系統又是什麼樣貌呢？現在我們不需要親自挖土一探究竟，因為在瓦赫寧恩大學的線上檔案收集了1180種植物根部繪圖，從銀冷杉（今天為人所知的一種聖誕樹）乃至駝蹄瓣（生長在非洲與澳洲等乾旱或半乾旱地區的矮小灌木植物）。

在古希臘時期，演員是崇高的職業，他們必須扮演那些不朽的人物，成為他們的身體，重演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到了今日大銀幕的戲劇，有人說，只有商業片才能觸碰到大眾的心靈，藝術片只是自說自話，無病呻吟；也有人說，只有藝術片才能觸碰到人類的心靈，商業片只是出賣靈魂，腐化群眾，究竟孰對孰錯？又或者雙方根本半斤八兩？一名藥物公司大亨也想如此效法，而他決定出錢找人拍片，畢竟，還有什麼比電影更能名正言順的作為一種大家都能欣賞到，卻又能心懷敬佩的大眾藝術呢？

多年來，臨床表現變得越來越多樣，但它們始終只是相同主題的各種變化而已。把所有基於「要是」的所謂焦慮障礙症結合起來，約有三分之一的歐洲人在人生的某個階段都患有焦慮症。在全球，焦慮症是最普遍的精神疾病形式。「障礙症」一詞本身需要修正。這裡所謂的「障礙症」，指的主要是當事人被他們的「要是⋯⋯怎麼辦」所困擾。假設今天有一個人想著「要是殭屍世界末日即將到來，那該怎麼辦」，並在花園裡挖出一個避難地堡。從診斷的角度來看，只要這個人不被自身行為所困擾，那就沒有障礙可言。反之，他們甚至能透過這種行為獲得社會認可，並以此為基礎建立個人身分認同。

有些人喜歡說，愛情也不過就是一些荷爾蒙在作祟，甚至會把自己不符合一夫一妻制的行為推給生物天性。隨著科學家越來越了解「愛的荷爾蒙」催產素，他們漸漸知道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催產素會因為生物個體的社會處境（是否有穩定伴侶，是否正在育兒）而發揮不同的作用。亦即如果你真的聽從催產素的指揮，那你才不會出軌，神經學家科佐羅維茨基說：「墜入愛河是一個完整的大腦與身體經驗，具有感官元素和認知元素，而記憶也很重要。催產素是調節這些變化的眾多調節劑之一嗎？絕對是。但我們能把一切都推給催產素嗎？這也絕對是過於簡單化的說法。」

烏克蘭人不畏懼逆境，因為他們有個中世紀榜樣。她是基輔的聖奧麗哈，第二代基輔羅斯大公伊戈爾的配偶，留里克王朝的第二位統治者。當敵人謀害她的丈夫，讓她與三歲幼子陷入絕境，甚至大膽提議娶她為妻時，她把他們全部活埋跟火燒了。故事的結局是奧麗哈不僅鞏固了基輔羅斯王國的實權，還被教會封聖，與大天使米迦勒同受後世景仰崇拜。

在法律上拒絕同志育兒的權利，往往與反穆斯林的國家政策不謀而合，兩者皆支持特定的文化秩序，而這種秩序則讓異性戀規範與種族主義文化觀緊密相依。這種父系的民族主義秩序，在在遭受所謂新移民社群的親屬關係所威脅。輿論認為，這些新移民社群無法維護婚姻的父權與婚姻基礎，因而使其文化特徵變得難以理解，且無法在該文化中生產出「『知』的導引」。當然，這則批判中最唐突的點在於，郊區家庭中的父親缺席的原因，除了可以在社會主義者與其右翼仇敵身上找到之外，當代移民法律本身亦需要對此負起部分責任。畢竟，是法國政府自己把孩童與家長分離開來，讓家庭不得團聚，且不給與新移民社群適當的社會服務。某些批評家甚至指出，提供社會服務無異於閹割國家。

查寧坦圖回來啦！帶著他那仍然雄偉的肌肉，還有海派的幽默，為了他去世的愛犬，還有美國受傷退伍軍人們，他要和一隻名為露露的軍犬一同上路，前往好兄弟的葬禮。露露可不是什麼溫和小狗，而是無情的戰爭機器，一發作起來就要咬爛看到的一切東西。大腦受傷的軍人，心靈受傷的軍犬，在同樣被軍隊拋棄的狀況下，在旅程中產生衝突還有在對方身上得到慰藉，《逍遙上路》就是這樣的一部電影。

就是因為「只要出了社會，就沒有喊說要休息的資格」這種非黑即白的意識型態作祟，才會有許多分明為了工作所苦的人，不敢也不願意暫時放自己自由。撇開明白可見的收入問題不談，工作為什麼這麼重要？因為長大成人出了社會的我們通常不知道自己是誰。一張名片可以定義我們，沒有名片的人就連親戚過年跟你交談時都會不知道該對你說什麼。社會就像是一個大海，有工作的人知道自己的錨點，而不會隨著游泳圈飄出外海。

賽絲姬亞‧奧克瑪對姑婆安妮知之甚少，只知道她在猶太大屠殺中被殺害，以及她不願像兄弟姐妹一樣躲藏，在1940年5月納粹開始佔領荷蘭以後，仍繼續待在醫院做護士。幾年前，當攝影師兼編輯奧克瑪的父親告訴她，姑婆安妮曾在荷蘭北部的韋斯特博克中轉營結婚時，她嚇壞了。韋斯特博克是近10.7萬名荷蘭猶太人在被送上火車前往奧斯威辛集中營、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和中歐和東歐其他納粹集中營之前的最後一個中轉站，戰後只有5000個人生還，奧克瑪心想：「姑婆怎麼會想在這麼惡劣的地方結婚呢？」她對網路上的搜尋結果不滿意，於是開始調閱檔案，並發現從1940年9月4日至1944年9月17日，共有261對夫婦在韋斯特博克中轉營內結婚。

「做自己」大概是世界上最俗爛的話語，你幾乎可以在任何地方看見這一句話，包括你登高想跳下去前瞥見的廣告看牌，但凡是真正嘗試實踐這一乍聽正面概念的人，都會發現在做自己的過程總會造成許多負面問題。無論是對他人的損害，還是對自己的失望，最重要的是，凡是嘗試做自己的人，在嘗試後都會進入「自己」是什麼的懷疑？朱莉就是這樣的人。

談到對電影製作的要求時，施瓦策爾將北京比喻為納粹，他說：「北京的做法與美國參戰以前的納粹極為相似。當時納粹政府明確表明，將懲罰製作反納粹電影的電影公司，即使電影沒有在德國上映也是如此，這跟中國對《達賴的一生》和《西藏七年》所做的一樣，這兩部電影雖然一開始就沒打算在中國播放，但還是讓兩間電影公司吃盡了苦頭。另一件事是在前期製作階段控制電影製作方，明確表態如果電影繼續這樣拍攝，那能否上映就會是一個問題。最後是採取『殺雞儆猴』的做法，藉由公開懲罰中國政府不同意的電影題材，讓所有人都知道假如越界會發生什麼事。」

在眾多的愛情電影或小說裡，面對「愛情與麵包」的兩難抉擇，選擇愛情的主角，往往都被觀眾所喜愛與追捧，因為不被物質利誘所收買，真實追尋所愛，才符合世俗道德高尚的標準。但是在這類俗濫的愛情作品早已多不勝數的情況下，演而優則導的妮可賈西亞在《執愛不悔》裡，又能變出什麼花樣呢？

比起一般的愛情電影，妮可賈西亞的《執愛不悔》很明顯有先天劣勢，它並不適合喜歡快速吸收大量資訊的人觀看，而是適合那些願意慢下步調享受電影的人欣賞。因為它花了一百多分鐘其實只專注處理一個問題，那一個問題就是一個人能夠同時愛人又是自由的嗎？

李怡在《時代革命電影訪談錄》中說，如果當初有一百萬人上街頭上街頭反對《中英聯合聲明》，英國不會敢簽，但更多的港人選擇移民，選擇安慰自己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其實CEPA早就蠶食了「兩制」，香港今天所經歷，正在經歷的一切不過是final solution。於是所有抗爭都是遲來的醒悟，藏人、維人與港人一開始都以為自己所爭取、抗爭的是維持一國兩制的現狀，但最後都會發現，原來自己早就已經淪陷。

考古學家在溫克爾斯提格進行考古挖掘時，發現了「一個估計有2000年左右歷史的藍色玻璃碗」。它被金屬氧化物染上了醒目的顏色，做工漂亮精緻，而且保存情況意外地完整：「這個玻璃碗沒有明顯的裂痕或缺角，幾乎是毫髮無損，這是值得注意的的新發現。」

研究指出，人工智慧能夠在超過四萬名使用者的匿名手機服務中，透過我們與聯絡人的互動資訊來辨識我們的身分，而且正確率超過一半。即使在匿名化的資料庫，人工智慧還是能藉由社交模式來認出你是誰。或許，實名制在現代科技之中也只是個假議題，無論如何我們都會被認出來。

社會菁英階級對香氛的新用途，恰巧吻合了此時興起的盥洗新禮儀：個人不應使用嗅覺防護罩來掩飾自己的不良衛生習慣。相反地，應該要盡量讓大家聞得到個人身上，專屬於我的獨特氣層。只有某些經過嚴選，且明確能調和體味的植物性芳香，才會對人產生吸引力。加上鏡中我影概念的發酵，女性開始留意自己吸汲的香味並想要控制它。優雅香氛對心理與社交方面的功效，恰好可以解釋此時新興的時尚氛圍。「我們該想辦法讓自己喜歡自己，調香師戴讓在談到植物性香氛時，曾說：『香氛能讓我們在聚會中顯得活潑幽默，讓別人喜歡我們，這正是群居社會的基礎。如果很不幸的，連我們都不喜歡自己了，還有誰會喜歡我們呢？』」

即便時隔多年，在今日觀賞《花與愛麗絲》，還是讓人不禁佩服岩井俊二的大膽，在別的導演裡會是問題的結構鬆散，在岩井俊二手裡成了一種自在的舞蹈，你完全不知道這部電影會怎麼下去。即便我們知道開頭的謊言必然會被拆穿，因為這是個少女欺騙了一個撞到頭的男孩，騙他說自己是對方的女朋友，卻不慎將自己閨密捲入的故事。

藝術愛好者和哲學家普遍認為閱讀高品質的虛構作品具有教育意義，因為它們有著道德教育的功能：讓我們變得更善解人意和更好的人。但哲學家葛雷格‧柯里卻認為，雖然虛構作品提供人們各式各樣的知識，但沒有實質證據證明它能增加道德知識，也沒有證據表明它能讓我們變成更好的人。

觀賞濱口龍介的話題新作《在車上》，台灣口音的出現無疑是一個驚喜。雖然早知道台灣新生代演員袁子芸參與本片，但並不曉得片中演員大多以本國母語演出。因此聽到各國角色以各自的語言對戲，尤其是袁子芸帶有台灣腔調的華語，自然是觀影過程中的一大刺激。然而，這種「他鄉遇故知」的親切感沒有維持太久。很快地，片中的華語要素反而變成某種揮之不去的異樣感，最終成為電影裡最讓我分心的部分。

死人是死的，但死人留下來的東西，仍然能開啟我們對其想像。而當一個人開啟了想像，他便從物理空間解脫了出來，猶如投影可以將本有的空間改變為另一個模樣。《在車上》裡的車，就像這樣一個空間，瀰漫著語言構成的光，這不是用眼睛看的光，而是用耳朵聽的光，是生與死共存的空間。而故事則是召喚死者與生者交會的媒介，說故事的人將自己交給故事，交給比自己更大的存在，存在藉由說故事的人傳遞，藉由說故事的人到聽故事的人身上。故事與意義乃是競爭關係，因為意義被洞穿的故事便會成為教訓，而那些無法被洞穿的故事則會繼續生長，交付到下一個人身上，對其產生影響，並藉由下一個人傳達並且產生變動。

許多音樂書籍是憤恨不平的老搖滾明星或過氣音樂人所寫，這是音樂產業不可避免的副產品，但很少有書能像《望向強尼的男孩》那樣尖酸刻薄。這本書出版於1978年，它是《NME》記者朱莉‧伯奇爾和東尼‧帕森斯所寫，副標題為「搖滾樂的訃告」，內容狠毒地批評了龐克運動的失敗。1970年代末，The Who的團長彼特‧湯森的心境陷入了危機，他的好友兼團員凱斯‧穆恩在32歲時過世，他的婚姻破裂，他對海洛因和酒精成癮。這個在1960年代呼風喚雨的搖滾樂代言人，突然不確定自己的未來。不久後，他在報紙上讀到一篇伯奇爾和帕森斯宣傳《望向強尼的男孩》的訪談，而且這篇文章批評了穆恩，於是他決定寫歌反擊來捍衛已逝的好友。

Adalita Srsen 是澳洲相當知名且受敬重的「搖滾女王」，從九Ｏ年代開始擔任樂團 Magic Dirt 的主唱，到 2011 年單飛推出個人作品，30 年來她在當地音樂圈的地位屹立不搖，至今仍有極大的影響力。九Ｏ年代初期，受到美國獨立油漬搖滾熱潮的影響，Adalita 和好友們組了自己的樂團，以演出快節奏、刺耳吵雜和充滿實驗性質的音樂為樂。當時以女性為主唱的樂團仍算少數，Adalita 鮮明的個性和演唱風格讓他們很快就受到注意，Magic Dirt 在短時間內就嚐到走紅的滋味，隨後也受到大型唱片公司的注意。

這是一個男人從馬戲團開始，在馬戲團結束的故事，而他不是唯一的一個。當《夜路》從一開始就層層疊疊地鋪陳、緊實地敘說整個馬戲團的生態時，你幾乎就可以看見史坦是躲不掉的了。而最後的史坦也唏噓地接受自己的逃不掉，幾乎沒有掙扎。

世界上最早的文字發明發生在5000多年前的中東，隨後在中國和中美洲被重複發明。今天，幾乎所有的人類活動——從教育、政治到電腦程式碼——都依賴於文字。儘管它對日常生活影響深遠，但我們對文字早期的演化卻知之甚少。由於起源地點很少，最初的文字發展痕跡不是支離破碎就是完全缺失。馬克斯‧普朗克人類歷史科學研究所的研究團隊發表在期刊《當代人類學》的研究表明，為了有效閱讀與書寫，文字很快就會被「壓縮」。為了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望向一種罕見的非洲書寫系統，它從19世紀初發明以來就深受外國學者注意。

對現代電腦科學先驅高德納來說，創新與開發是生活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他說：「我平均每週會寫五個新程式。詩人必須寫詩，而我必須寫程式。我想繼續以我所知道的最好方式寫出優質內容，並涵蓋我原創的想法內容。我會盡我所能去寫，但不是說我必須在規定的期限內完成。我是如此幸運地駕馭著海浪，出生在一個適合我的特別時代。我現在已經實現了自己所有的人生目標，除了《電腦程式設計藝術》以外。現在的情況是，無論我找到什麼樣的故事，我都要繼續講，然後把它們傳遞下去。」

因為集中營前所未見的歷史創傷太難以接受、太過於誇張與疼痛、也因此它最好被拿來證成人類的恆久特質，是腐敗、是貪婪、是容易趨勢附利的證據；而壯觀宏大敘事的另一面是煽情、誇張，容易被取材挪用到各種載體，追求知識或娛樂都讓倖存者的面貌更加模糊──所以，到底什麼是倖存者？這是普利摩‧李維在《滅頂與生還》當中首先要釐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