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世界級滑雪教練，他的好友是法拉利車隊的賽車世界冠軍，他的父母開創了許多皮件精品店為家族事業打下基礎，而他的妹妹振興了米蘭的時尚產業。他曾替報業大亨籌備派對、他曾和賈利古伯和海明威一同喝酒……他與希特勒之間，只隔了一個將軍。他是那位將軍的司機，此前他曾是生活優渥的義大利青年，直到炸彈從空中落下。

奧地利昆蟲學家愛麗絲‧萊絲妮一直到30歲才被診斷為自閉症，她的故事跟許多成年後才知道自己為自閉症的女性故事一樣，身上貼滿了各式各樣的標籤——內向、焦慮、憂鬱、怪胎——但在診斷為自閉症以前，萊絲妮從其中一個標籤找到了歸屬感：昆蟲愛好者。萊絲妮認為自己的自閉症光譜很可能與昆蟲愛好相關，而且在詢問同行後發現，這種關聯性遠不止她一個人。由於神經多樣性群體與昆蟲愛好者群體之間的重疊性異常地高，不太可能純粹是偶然。

奈安‧蒂柯作為一位漫畫家，是位有小聰明的導演，她將這個本來是改編自己漫畫《女孩別哭》成電影的案子改成原創劇本，之後還決定自己來導演《我從來不是幽默的女生》這部她自己的第一部長片。即便如此，又編又導的她並沒有搞砸一切，反而拍出一部令人愉快的電影，也拍出了「生活遠看是喜劇，近看是悲劇」這件事。

說本片是蜘蛛人系列集大成者絕不為過，是蜘蛛人系列粉絲的舊世代來看這部片跟只看過湯姆霍蘭版蜘蛛人的故事的新生代漫威觀眾看本片感覺絕對是不同的。本片是這兩個世代的交會，從沒有一部作品敢這樣定位，但漫威跟索尼就是要賭你不敢不補全（甚至去補YouTube分分鐘電影系列也是你家的事），簡直像極了把商業片觀眾調教成藝術片觀眾，因為藝術片觀眾通常才比較會有「看不懂是我的錯」的心態。

洛夫克拉夫特筆下的克蘇魯神話，已讓當代讀者產生了明確的既定印象：來自繁星的邪神、追逐奧祕卻自尋死路的主角，與無法避免的悲劇。在這些故事中，驅使角色行動的原因，全都是企圖對某件謎團追根究柢的好奇心。對各類奇異事跡的好奇心，永遠是洛夫克拉夫特作品的核心要素。但與其他奇幻或科幻作品不同的是，洛夫克拉夫特的角色們，總會因好奇心而墮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深淵。無論是為了追尋遺忘的回憶、癡迷於禁忌知識或苦於解決平凡的怪異小問題，角色們往往會一頭栽進環環相扣的神祕事件；等到他們終於察覺事情的嚴重性時，卻已跨進了不該踏入的疆域。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中，好奇心害不死貓，卻容易害死跟在貓身後的人。

現在提到《一個巨星的誕生》我們會先想到2018年布萊德利‧庫柏與女神卡卡的電影，但這個「永恆的故事」重拍過好幾個版本：在將近一個世紀以前的1937年，佛德烈‧馬區與珍妮‧蓋諾首次把故事搬上大銀幕；1954年，茱蒂‧嘉蘭與詹姆士‧梅遜再次重拍了這部電影。1970年代，第三次的重拍正在醞釀，而芭芭拉‧史翠珊與當時的男友喬恩‧彼得斯拿到了製片版權。史翠珊本人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女主角，但該找誰擔綱男主角呢？根據紀錄表明，史翠珊心中的男主角第一人選是素有「搖滾之王」美譽的貓王。然而，為什麼最後沒有成真呢？

說到「派」你可能會聯想到兩件事：派是圓的，而且很甜。無論水蜜桃還是蘋果，奶油還是卡士達，在現代美國語境中「派」等同於甜點。然而，並非總是如此。在中世紀的英格蘭，派最早是一種菜餚。

在這個暴政扼殺想像力與生命力的後瘟疫時代，《哈利波特：神祕的魔法石4DX版》或許可以讓你重新激起對魔法的信仰，而魔法的信仰正是我們現在最需要的事物。它們既古老，卻也是關於生活另一種可能的想像，同時也是關於未來的。

平安夜，多麼美妙的日子，在漫長的準備與等待後，一家人齊聚一堂，吃吃美食，聊聊生活，有說有笑的翻攪著桌上的食物，談討著人生的話題，握手，擁抱，一起在火爐邊圍著同一條圍巾，聽著聖誕節音樂，喝著香醇的紅酒……然後一起掛掉！

每年的年末，全家團聚圍在壁爐旁喝熱可可，重溫最愛的聖誕節書籍、電影和歌曲已經成為美國人的傳統。雖然講鬼故事並非現代的聖誕節活動，而且聽起來非常不應景，但它曾經是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人盛行的聖誕節活動。

在開始介紹《長橋》之前，我們必須先回望它曾有過的名字，它的流變不僅隱約映射了作者自身的身份和觀點轉變，那同時也是歷史生根於人的進程縮影：最初，當作者裴芳詩於2002年開始記錄家庭史的時候更像一篇論文，名叫「越南與美國的裴家：循著記憶重建現場」，脫胎自很直觀卻也古老的想法，為什麼我會在這裡？為什麼家族會從越南遷移到美國？似乎是與生俱來的好奇心，這亦是大多數人曾揣想過的問題，所以回到老家時翻開舊時相簿會溢出幾道光彩魔幻，人們著迷於自我被放置在家族樹梢的安定感，知曉我們並非憑空漂浮在時光當中的轉瞬雲絲，那感覺是如此美好。

截至目前為止，作家瑪麗安‧克羅蒂幾乎所有的小說主題都關於年輕女性的愛情生活。長期以來，克羅蒂發現這是非常尷尬，而且她也無能為力改變的情況：雖然她總是書寫年輕女性的愛情生活，但她也一直暗地裡認為，這個主題不比其他傳統的男性主題那樣重要，為什麼會這樣呢？

在這樣的過程中，Tinder作為展示貨架，使用者自己不僅是評比商品的消費者，同時自己也是貨架上的商品之一，並且不斷地為自己改版更新以吸引其他消費者。我們訪問了幾位曾經或現在高度依賴交友平台拓展社交圈的Tinder使用者，他們共通提出的一個使用理由在於「隨時隨地、方便又省時」，在交友軟體上的低門檻情感交流，使現代人花費休息時間使用，投入注意力、時間及情感的同時，也正在進行一種非具體、非典型的勞動，在這樣的過程中，注意力經濟持續製造收益，而個人資料的生產也理所當然地發生著，這些資料又被使用者授權給平台，使平台得以拿來投注於演算法及廣告行銷策略中。

李歐‧卡霍無疑是世界上少數懂得「電影是一門綜合藝術」的人，他將歌劇、脫口秀、魁儡劇、新聞影像、手機影像、巨蛋表演秀……通通以音樂劇形式整合為一部電影，以最誇張、最刺眼、最煽情的方式告訴我們，一個自卑又自戀且有才華的男人可以多麼有毀滅性，表面上他看輕一切，嘲笑一切，實際上他卻懷揣恐懼活著，因為他害怕失去。

「網路暴露」——主動傳性器官照片或影片——可能很快就會在英格蘭與威爾斯變成一種犯罪行為。據調查發現，近一半的年輕成年女性曾經收過男性不請自來的屌照。在約會軟體的女性用戶，收到「屌照」的情況更是普遍。甚至還有一些案例是人們在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時，收到附近陌生人傳來的屌照。網路暴露與現實的猥褻暴露具有明顯的相似之處，而後者已經被列為性犯罪，但網路呢？倡議人士、國會議員與約會軟體「Bumble」皆呼籲修改法律，堵住這個法律漏洞，英國政界也正在討論如何將「網路暴露」納入即將推出的《網路安全法》。

安東尼‧高第設計的聖家堂從1882年修建以來至今仍未完工，最近在聖母塔塔頂安置了十二角星，並選在2021年12月8日天主教徒慶祝的「聖母無染原罪日」連同800扇窗戶點亮，照亮了巴塞隆納的夜晚。然而，聖家堂的星星卻再度引起民怨。

二〇二〇年春，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許多博物館都被迫暫時關閉，大英博物館也不例外。八月二十七日重新開張時，眼尖的參觀者和記者都發現，博物館創始人史隆的半身塑像從原本單獨擺放的位置，被搬移到一個玻璃展櫃內，而展櫃的標題是：「帝國與收集」。旁邊則標示：「第十四櫃：漢斯‧史隆爵士、帝國與奴隸制」。這看來只是短短幾公尺的移動，其實改寫了大英博物館兩百六十多年來起源敘事的基調：過去從來沒有一個策展人會從奴隸制的角度來檢視博物館的奠基者。事實上，十餘年前，當時已多少被淡忘的史隆雕像才被博物館的主事者放進新闢的啟蒙運動展示廳，以肯定他對歐洲啟蒙的貢獻。如今，史隆生平被忽略的另一面向受到關注，參觀者必須以大西洋三角貿易和黑奴勞力的角度觀察，才能瞭解他的收藏財富形成的背景。

在冰島的一個畜場中，伴著暴雪的沈重踏步聲與焦躁的羊群，燃起本片中的漫霧。後來，是兩個人的生活，主角瑪莉亞與英格瓦自力更生在島上，與牧羊犬一同照顧著一整群的羊，這包括了餵食，也包括了接生。故事分成三章，在第一章接生的其中一個羔羊在章尾中對觀眾揭示在襁褓中的軀體：是個羊頭人身的，而這是主角喚作「艾妲」的新家庭成員。

無論胎盤的作用為何，新發現的異質性強調了胎盤能夠躲避母體免疫系統的檢測與破壞，這件事非常神奇。科學家早就注意到癌症與胎盤之間的相似之處——它們如何避開免疫系統、它們的入侵策略，以及它們細胞DNA上指導著基因活動的化學標記。羅賓森表示，兩者的行為很相似：為了成功懷孕，胎盤必須侵入母體的子宮內膜，利用母體的血液供應並創造自己的血管網路——而所有癌細胞也都是這麼做的。

奈莉‧拉森的《白色通行證》探索了一種微妙的騙局——生來是被排斥歧視的種族，但為了特權、安全或權力而冒充為另一個種族。然而，《白色通行證》的意義不在於表面的事實，而在於其出色的手法：優美的文筆，細膩的人物刻畫，以及心理焦慮之強烈。

約翰葛林在《人類事評論》的序章中提到自己在2014時對於書寫評論的態度是想像自己是對一切事物隔離，不感興趣，從外側觀看一切事物的觀察者。而他也以這樣的角度書寫了幾篇，如收錄在本書中的對於健怡胡椒博士飲料=以及加拿大雁的評論。其後他將這幾篇文章寄給了自己的太太莎拉，而莎拉給他的回應是：人類史中沒有不感興趣的觀察者，而只有參與者。她進一步說，人們在寫下關於一件事的評論時，其實是書寫一種回憶錄，用以表達自己對某種體驗的經驗。

約翰尼斯‧羅勃茲這個名字當然值得記住，因為有了他，我們就知道當初創作出2002版《惡靈古堡》電影的保羅‧W‧S‧安德森到底有多神，而《惡靈古堡：拉昆市》又有多麼爛，卻又打著壞心眼，打算濫用粉絲愛心去為自己的爛作品辯護。無論就恐怖電影或者粉絲角度而言，這都是部無可救藥的爛片。

幾個世紀以來，科學家一直不明白牡蠣如何將不規則的沙粒或碎片，包覆形成極對稱且完美的圓形珍珠。現在，科學家已經證明，牡蠣、貽貝和其他軟體動物運用一種複雜的過程形成珍珠，並且遵循了自然界常見的數學規則。

《今晚來點史密斯》是一部殘酷中帶有溫柔的電影，有點懷舊，但卻不會過時，有點幼稚，但卻不會可笑，聽著史密斯的音樂，看著片中的青少年們在青春的最後一夜奔馳，你可能會想起那些羞於告訴他人的年少時代，並想起當時殘留在心裡深處的夢的碎片，以及碎片代表的真摯與純真，然後在黑暗中歡笑，在燈亮前偷偷擦掉眼角的淚水。

如果說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戰爭史，那士兵總是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所苦似乎也不足為奇。從《聖經》到古希臘與古羅馬經典，士兵飽受戰爭噩夢困擾的故事比比皆是。心理創傷的病因概念也隨著時代變遷而改變，在生理和心理原因之間搖擺不定：思鄉病、戰爭精神官能症、軍人心臟綜合症、彈震症、厭戰症，這些症狀的病因或確切症狀並不一致，但人們逐漸意識到嚴重創傷在部分受創者的內心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印記。然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診斷相對較新，直到1980年才被列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

每天都有人死去，他們可能是自然死亡、意外事故或遭到殺害。不當致死的定義是：一個人由於他人的疏忽、不當行為或故意傷害而死亡或被殺。不當致死包括醫療過失、職業風險、車禍、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死亡。不當致死的民事審判都必須有一個被告—亦即可被起訴的一方。不當致死發生時，有多種不同的損害能納入賠償的考量，包括受害者的痛苦與折磨、葬禮費用、受害人為眷屬提供財務與服務的能力消失了、配偶失去受害者的陪伴、倖存者遭受的創傷與喪親之痛、受害者失去性命等等。不過，在民事審判中，最後兩項──倖存者的悲痛與死者的性命──常被忽略，因為在美國的多數州，民法不為生命賦予金錢價值。民事審判關注的是成本—包括實際成本（例如受害者的葬禮成本）和機會成本（例如受害者原本可為家庭提供的預期收入與服務）。這導致民事判決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受害者死亡反而幫家庭節省金錢時，就不判予損害賠償金。

在一片輕柔甜美抑或高亢激昂的女聲中，低沉憂鬱的吟唱也許有時更能觸動人心，除了與眾不同外，能散發出更深層的療癒魔力。有一位非常特別的法國創作女聲，就擁有這般溫暖渾厚的低沉嗓音，她用自己獨樹一格的嗓音和氣質，唱著傷感、浪漫又不失個性的英文歌曲，不論是晴空萬里的早晨，還是陰雨綿綿的夜晚，她的音樂都很適合陪伴著獨處的靈魂。這位來自巴黎的獨立創作女歌手叫做 Swann（本名 Chloé Lenique），從小因父母的關係深受英美經典搖滾樂的薰陶，很自然地自己也踏上音樂之路，開始彈奏樂器並以英文創作演唱。

每天都是漫長的一天：早起通勤到公司，會議一個接著一個，好不容易離開了辦公室準備慶祝下班，你可能會出門走走，或是用網路聊天聊到淩晨，但不知為何這些方法好像都沒幫助，因為你真正需要的是紓壓放鬆。於是，你開始好奇有哪些紓壓放鬆的方法，然後在網路搜尋到流行的北歐生活方式——Lagom與Hygge，但它們真的有效嗎？或許你該試試芬蘭人的幸福方法「Kalsarikänni」，它的字面意思是「獨自在家、穿著內褲、癱在沙發上喝酒」。

大約在十年前，兩位巴西研究員向巴西國家檔案館索取司法部關於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的資料，並取得巴西獨裁政權所建立的情報機關國家情報院整理的傅柯檔案。檔案顯示，1975年傅柯在聖保羅的學生集會上參與了抗議活動，因此成為巴西國家情報院的目標。這件事情引起了獨立學者、作家馬塞洛‧霍夫曼的興趣，他好奇美國聯邦調查局是否也曾經調查或監視過傅柯？這個問題一點都不奇怪，畢竟在1970至1980年代期間，以「基進左派份子」身份聞名的傅柯頻繁造訪美國。

如果說要從這三段裡下結論《偶然與想像》魅力何在，那就是本片中濱口竜介承先啟後，有意識地處理「說到心坎裡」的「私人言語對話」，指出日常幸福「幻覺」，讓觀眾窺見角色「真相」。而且因為他做得很成功，儘管充滿許多「偶然」，觀眾卻不會覺得一切過於虛假或者生硬。因為這些「偶然」是濱口竜介精心塑造的，讓角色更加認識自己的情節，而這之中具有某種真誠，提醒了我們去凝視、去傾聽、去思考電影的必要性。也提醒了我們電影並非僅是一種把不在場的東西帶到眼前的娛樂，更是讓人從眼前的娛樂，去召喚不在場的想像的，具有自返性的一門藝術。在公共的語言中，聽見私人的言語，才可能認為電影是為我們而拍，才會高高興興的拿出鈔票，前往支持，而非基於一種為了產業興亡而含淚買票的悲壯卻不偉大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