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尼‧凱克》是一個講「距離」的電影，嚴格來說並沒有太過完整的起承轉合，沒有特別高潮，更沒有清楚結局，反而是以平淡的訴說在台北城市內孤單的靈魂。

卡士鐵路奇在採訪中，鄭重澄清他創作本劇並非受到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影響。這並不僅是一個有尊嚴的藝術家排斥被大眾誤會跟風時事，而是，美國民主的雙面性，原本就是一個存在已久而且結構複雜的問題。從19世紀的托克維爾觀察，到今日白人種族主義再度興起，川普絕非一切厄運的「源頭」，而僅是種種痛苦與不幸交錯所導致的「結果」。

200多年前，13歲的英國少年理查‧貝爾算數學隨手畫了一隻穿褲子的雞，近日變成網路瘋傳的圖片。

1975年10月24日，冰島女性發起大罷工「女人暫離一天」拒絕做任何有償或無償的工作。這一天，冰島全國上下陷入停擺：商店關門、學校停課、航班取消、沒有新聞報導或電信服務。迷惘的父親只能把孩子帶到辦公室，因為沒有一間托兒所開門，母親也不帶孩子罷工遊行去了。一年後，冰島議會通過了一項平等權利法案。五年後，民眾將選票投給芬博阿多蒂爾，產生了全世界首位民選的女性國家領導人。冰島的性別平等指數從2009年開始一直位居榜首，靠的不是溫良恭儉讓或在電視嘴砲，而是全體女性團結罷工。

母親的反骨是拒絕改變，我的反骨則是堅持要改變自己。「有名女子⋯⋯想變成另一個人」，我以義大利文寫的第一篇故事「換衣記」，開頭就是這麼一句，其實並非偶然。我這輩子都在拼命逃離自身根源的虛無。令我受盡煎熬、我想逃離的，就是那片虛無。所以我永遠都對自己不滿意。改變，似乎是唯一的解決之道。

如果那些舉足輕重的導演一個個被殺死，這個社會會陷入怎麼樣的恐慌？導演之死將會帶來兩種恐懼，一個當然是對於兇殺這樣的惡行所產生的恐懼，另一個則是他所扮演的傳遞思想的角色被剝奪所延伸出的虛無恐懼。伊朗電影《豬》即以一位導演被分屍作為開場，帶出了伊朗政府對於電影產業的限制與控制，以及爾後一個個導演兇殺案。

《芝麻街》從1969年開播以來共製作了48季節目，陪伴全球140多個國家超過一億兒童共同成長。節目中的孩子和角色曾接待過許多明星名人，而最為有趣且搖滾的當屬1973年4月12日史提夫‧汪達受邀至節目亮相演出。節目中扮演瑪麗亞一角長達數十年的索尼婭‧曼薩諾回憶：「當我們開始製作這個節目時，我們相信它會結束種族歧視，並縮小教育差距……我們的夢想非常巨大！而史提夫在節目中那樣的時刻讓我們看見一線曙光，表明夢想確實有機會成真。」

這是片中最好的設計之一：每當電影情節進展到悲傷的情緒，主角就會打開iTunes播一首悲傷的抒情歌，完全就是自帶BGM效果。在電腦螢幕上，這種「自帶BGM」的舉動被推到了前景，以致主角的悲傷情緒成為了一種造作的表演。更有時候觀眾好不容易入戲，跟著這種「前景音樂」進入了情緒，但音樂卻忽然被跳出來的訊息給打斷。

你擁有的書比愛沙尼亞的青少年還多嗎？澳洲國立大學與美國內華達大學的新研究不但揭示了哪些國家是擁有最多書的書蟲，他們還發現在成長過程中家庭藏書越多（即使你不一定會去讀），教育成果也會提升。

《太空漫步》講述兩位太空人帕威爾和阿列克謝登上太空的故事。從冷戰架構下俯視航太發展及太空人的冒險過程，將個人理想與國家利益緊緊扣合。1960年代，美蘇競逐從地面、海洋纏鬥到了天空，蘇聯為了早一步進入太空，取得實力及宣傳上的優勢，硬是將人類在太空活動的計畫時辰大大提前，而在此之前蘇聯早已以太空犬萊卡做實驗，並先後成功的讓第一位太空人尤里‧加加林及第一位女太空人瓦蓮京娜‧捷列什科娃完成太空飛行，因此當然不能讓美國快速趕上他的領先地位。

自從一九四七年以來，共有一百零五人躲在飛機的輪艙，企圖偷渡，每一案例都可說是不智之舉。如果你還在猶豫要不要買機位，我們把躲在輪艙的優缺點羅列如下。優點：一、便宜。二、你可以不用吃安眠藥。待飛機抵達巡航高度，你就會缺氧昏厥，接下來的飛行時間都不會有意識。三、以某些航空公司的情況來說，你的伸腳空間說不定比在客艙裡大。

你可能看過這張前陣子爆紅的「分心男友」照片，它是今年網路上最熱門的謎因之一。它原本是西班牙攝影師所拍攝的圖庫照片，後來被土耳其前衛搖滾樂迷拿到Facebook社團使用逐漸流傳開來，並成為評論青少年的意識形態、Netflix的喜好，乃至嘲諷流行文化的網路謎因。然而，一間公司最近因為拿這張照片當廣告使用，而被瑞典廣告監督機構認定為性別歧視。

1985年，弗農‧麥迪遜涉嫌開槍殺害了坐在車內的便衣警察，多年經過三次審判法官最後判他死刑（而陪審團的建議是終身監禁），33年來他都單獨監禁在死刑犯牢房內。但現在，麥迪遜已經不記得自己犯過什麼罪，也不記得被謀殺的警察名字——他幾乎忘了所有事情。

我們和台上的這個家，都活在同一座島嶼上，在同樣不知所措的日子裡活過一天又一天。家裡的每個人都對於現實有自己的想像，而不願意面對真正的現實，可以說是正常，也可以說是自欺欺人。只是當活生生的人在離你不到五公尺的地方演戲的時候，你會覺得這些人就是我們，於是更能夠清楚地看見我們在別人眼中的樣子。

1939年的紐約世界博覽會上，機器人Elektro這樣自我介紹：「女士先生們，我很榮幸述說我的故事。我是個聰明的傢伙，因為我有很棒的大腦，由48個繼電器組成。」它身高210公分，體重118公斤，還能表演26種不同的戲法，包括走路、說話、計算和唱歌。Elektro的經典口頭禪是：「我的大腦比你大。」確實，它的大腦重達25公斤。

與沮喪失意、陷入谷底的蒙古人相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現， 讓中國人變得充滿自信。他們變得比以前更看不起蒙古人，認為蒙古人是文明低下的民族。如果是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國人還有自覺， 知道自己是向蒙古人借土地生活的外來者，但現在成了「站起來的中國人民」之後，不僅在蒙古人的故鄉享受與蒙古人同等的權利，甚至態度一變，覺得自己更優異。對於烏蘭夫而言，身邊的中國人幹部， 他們蠻橫的行為簡直讓人無法忍受。

《紅盒子》除了揭露陳錫煌師傅欲脫離父親國度的掙扎外，也迎來布袋戲的遲暮。布袋戲本是某些人們的生活工具，但它在台灣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偶被高高舉起，偶被棄於暗室，被尊為傳統藝術，也代表著它於這個現代的殘喘之姿。

權力如果是一種藥物，它會造成一連串已知的副作用：它能使人沉醉、腐敗，甚至讓人相信自己很有性魅力。但它會造成大腦損傷嗎？各種研究表明：會。

十六歲的麥卡蓉因為同性情誼的曖昧舉止，被阿姨送進名為「上帝有約」的團體去治療，團體裡的主要領導者，牧師瑞克和心理師莉蒂亞，看起來笑臉迎人，關心孩子，卻在一次次的交談和互動中讓人感到困惑和不安，團體內的改造活動看起來是為了大家好，但隱含著暴力、輕蔑與不屑，麥卡蓉最終為自己做出選擇和行動，成就自我價值的保衛。

「多數決與民主是合理的社會結構，但是那個社會並沒有讓我們得到幸福，所謂的多數決不就是通過拋棄少數來完成的嗎？而我們不就是那些少數嗎？我們在那個認為正統的社會中被孤立、不被人理解、孤獨的死亡。」

根據統計美國67％的孩子由雙親照顧，25％是單親媽媽帶大，只有8％是單親爸爸撫養（其中幾乎一半的單親爸爸都與他們的新伴侶同居）。換句話說，電影院上演的單親父親形象不僅是幻想，而且還與現實世界完全相反。為什麼現實世界只有母親沒有父親的家庭那麼多，卻還是有那麼多兒童動畫電影仍把父親視為唯一家長呢？

無論是全民基本收入或全民就業保障，最重要的是它們對多數人有益（特別是女性和少數群體），並提供社會團結的力量和個人就業的尊嚴。當然，優點也可能被視為缺點，因為有些人並不希望活在一個財富能重新分配的世界。

人的價值究竟是什麼？人究竟是什麼？拉佛提自稱寫下這本小說，是為了回應希臘的古典問題「忒修斯之船」。一條船換了一根木頭，不改變它是同一條船，但兩根木頭、三根木頭、乃至全部都換新了呢？它還是同一條船嗎？那麼人呢？換掉一顆腎臟，你還是原來那個人，摘掉一條手臂，你還是原來那個人，那如果整個身體都換掉了呢？是什麼讓你成為你？

走在那不勒斯街頭，不論是哪一個方向，總瀰漫著文藝復興的風情，百年前人們對於美的追思與再生，流傳至今日，成為戀人相遇的起點。阿德瑞娜在某天宴會上與安德烈相遇，他自信與神秘的感覺攫住了阿德瑞娜，經過一夜激情，他們約好在博物館再見，安德烈卻失約了，她獨自看著眼前的名畫、雕像，不論是體態亦或色彩，都深深勾引著她體內對於安德烈的渴望與眷戀，但他們下次的見面，已是在驗屍間。

走路應該是人類日常行動中最自然的動作，同時也是個很重要的動作。而走路這行為有沒有目的，應該也是個重點。透過《走路的人》，我做了一個實驗。為故事發展設定一個規則，摸索繪畫的陳述力能被延展到什麼程度。而且盡可能省略感嘆詞或形容詞等表現情感的語彙。

人們總將真實置於謊言的對立面，來向自我證明愛情的真、時間的真，但電影透過各種訴說情感的姿態啟示謊言及其本身不可否認的真實性：因為遮掩，我們的身體、情感得以另一方式赤裸的暴露於彼此面前，我們才可能同時望見一個世界燃起的幽幽光火。

人會因為被環境擊垮喪失求生意志而死亡，這個現象在臨床上被稱為「精神死亡」。精神死亡真實存在，它不是自殺也跟憂鬱症無關，而是放棄生命並在幾天內死去，經常在集中營或戰俘營等絕境中發生。

搞丟諾貝爾獎肯定比獲得諾貝爾獎容易，這些珍貴的獎牌在諾貝爾獎100多年歷史中，以各種瘋狂、悲慘或壯觀的方式遺失。

我曾看過一段影片。一個小女孩和小男孩轉到了新學校，自我介紹時老師向大家說他們的媽媽都是外國人，並要他們向同學介紹自己的媽媽。當小男孩向同學說她的媽媽是越南人時，底下的同學竟然說，要離他們遠一點，不然會變得又黑又笨。接著小女孩向同學說:「我的媽媽是日本人。」這個時候從台下得到了一片歡呼。但其實她撒了謊，她的媽媽是印尼人。

我個人在自己的想法建構上，認為第三電影和臺灣新電影的同質性很高。臺灣雖不算是第三世界國家，也極少與第三電影來往，然而臺灣新電影時期，我們那些所熟知的電影是傳達了本土情懷、深刻地描寫了臺灣歷史、兼具了現代主義以及寫實主義，擺脫過去政府方面灌輸意識形態的咒縛，這些或許可以說是和第三電影有很大的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