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巧藝意外發現學校裡有隻會講話的孔雀，更驚人的是，這隻孔雀表示可以解決巧藝的問題，實現他的願望，代價只要「一點點」。就這樣，圍繞著孔雀，巧藝的家人們以及同學發生一連串詭譎離奇的事件……。

三個小小超能者正在長大，桀驁不馴、挫折煩惱、不受控制，鮑伯照顧家庭後的困窘在本片以詼諧逗趣的手法呈現，不論在外頭如何呼風喚雨、管你擁有什麼超能力都派不上用場，就算可以舉起地球，也得臣服在小孩手中。

英國女性主義學者朱莉‧賓德爾日前投書《衛報》抨擊，在這個滿街都是「思想領袖」的年代，真的需要那麼多自命不凡的講者告訴我們世界長什麼樣子嗎？賓德爾認為，全球蔓延的TED演講在自訂的標準化格式之下，已經不僅是知識的傳達，更大程度上是一種劇場表演，而且是很爛的那種。

「我能記得自己在哪裡讀完哪本書、這本書的排版和封面長怎樣，以及在哪裡購買或是誰送我的。但是，我經常不會記得（也是最糟糕的一點）書的其他部分。」我們對閱讀的記憶往往不是文字本身，更多時候是關於體驗。當然，有些人在讀完書或看完電影後還是清楚記得情節。不過對多數人而言，消費文化帶來的體驗就像在浴缸泡澡，當下沉浸在故事之中，但泡完澡後記憶也像水一樣緩緩流走。

《柏格曼：大師狂想》作為大師百歲冥誕的紀念，這部紀錄片講述了柏格曼的生命故事，透露了這位大導演不為人知的一面。而那正是柏格曼一路走來的黑暗面，諸如父親的施虐、愛情的瘋狂、家庭的疏離……尤有甚者，正當巔峰時期的柏格曼產出了一部部經典作品，他卻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有著幾個孩子！

規範澳洲全體39所大學的組織「澳洲大學」正式提出一份稱為《尊重監督關係原則》的綱領，宣布無論是授課、指導或其他評估工作，教授與學生之間只要存在著上下監督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就不得同時是戀人或者性伴侶。

你還記得你高中畢業時，代表全體畢業生領證書的那位功課優異同學是誰嗎？他或她去了哪裡？做了什麼？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是否跟你的人生有很大的不同？

作家借主人公之口說道，「我們這代人是檀君以來最有學問、最聰明的一代。我們精通外語，像搭積木似的擺弄尖端電子產品。不是嗎？我們幾乎都是大學畢業，托福成績達到世界最高水準，沒有字幕也能看懂好萊塢動作片。每分鐘打字可以達到三百個，平均身高也很高，普遍會演奏一兩種樂器。對了，你也會彈鋼琴吧？閱讀量也比我們的上一代多得多。我們父母那代人，只要做好其中的一樣，不，只要能把其中的一樣做得差不多，就可以一輩子衣食無憂了。現在呢，我們為什麼都賦閑在家？我們為什麼淪落為失業者？我們究竟做錯了什麼啊？」

藤太、秋雄和伊純從兒時起就是青梅竹馬，伊純也是藤太和秋雄的初戀，三人飽受家暴折磨，只能相互扶持。然而，國中後卻不再聯繫，因為在最後一個暑假，他們各自擁有了無法告訴彼此的巨大祕密。

根據亞里斯多德的理論，世界以五種元素構成，即火、水、土、氣和以太。美食學教授喬爾戈斯‧帕利西迪斯以希臘北部（亞里斯多德家鄉）的食物和食材複製出古希臘時期的「亞里斯多德菜單」。

在這個高峰會上，拉丁美洲的元首各懷鬼胎，他們都希望在這場會議獲得最大的利益，其中更不乏隔壁鄰居「美國」也來參一腳。墨西哥希望會議上可以通過讓私人企業也加入「南方石油聯盟」的決議，墨西哥總統的提議正是美國政府所期待的，如此一來美國便能藉由私人企業將勢力再深入拉丁美洲。

在19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運動潮流橫掃西方之前，刺青行為多半是一種叛逆的標記、對於愛國主義的支持、隸屬於某個團體的團結性象徵，或是一種賺錢維生的手段。但當時序進入1970年代後，社會的變遷為刺青開拓出截然不同的活路。

無論是皮諾可或者黑傑克，都過著非常孤獨的生活。不受同業理解的黑傑克，就像是手塚自己的化身。手術刀與畫筆，其實都是精密的機器。剖開的無論是人體，或者是世界的表象，都只能濺射出唯有自己理解的孤獨。

詹姆斯‧喬伊斯所寫的《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靈夜》不僅晦澀難懂，創作過程也十分艱辛。「他手持藍色鉛筆、身穿白色外套蜷縮著躺在床上，用蠟筆在硬紙板創作出大部分的《芬尼根的守靈夜》，大支的蠟筆幫助他看清楚所寫的東西，而白色外套在夜晚則將光線反射到書頁上。」喬伊斯完成最後一部小說時，困擾終生的眼疾幾乎使他失明。

大約三分之一的重度憂鬱症患者未能從現有治療中得到緩解，光是美國就有320萬人飽受憂鬱症所苦，科學家迫切希望從大腦中找到與憂鬱症相關的分子以研製新藥。最近，科學家發現了一種具有潛力的生物標記——乙醯左旋肉鹼。

跪拜於彌勒之前的韓國人，把擺脫痛苦的希望寄託於未來，而非當下。而對彌勒的信仰，則是《與神同行：最終審判》最好的註解，只相信眼前現實的人不會在眾多神明裡挑出56億年以後才會成佛的那位來崇拜，脫離苦難的烏托邦終將來臨，但不是現在。

《她不知道那些鳥的名字》交纏不清的落寞及回憶之所以撼動，正因為我們深知所有對過去的留連不捨，其實遙遙接往一個再三被憧憬的未來。將之名為當下的時光，是「以前」和「以後」辯證的倖存。沒有以前，我無法體會何謂此刻。沒有以後，我不曉得還可再把握些什麼。我們用以思念過去的姿態，影響了當下開出的花朵。

《命帶追逐》是蕭雅全導演2000年的作品，得到許多國際大獎，但就像片中主角的掌紋一樣，這部電影莫名奇妙的消失了，直到十八年後才又再次搬上大銀幕。

1961年，一個單親媽媽生下了三胞胎兄弟，兒童精神學家彼得‧紐鮑爾策劃了一項秘密實驗，將三兄弟分開安置在不同經濟階層的家庭成長，希望瞭解遺傳基因和後天養成對性格的影響：他們分別是大衛‧科爾曼、羅伯特‧巴比‧沙夫蘭和艾迪‧格蘭德。他們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也不知道自己被當成實驗對象，一直到1980年他們才偶然發現了這個殘酷真相。

美國人平均每週洗澡五次，超過了中國人、英國人和日本人，但還是輸給平均每天都洗澡的巴西和哥倫比亞人。大多數國家不是每次洗澡都用洗髮精洗頭，只有墨西哥人和日本人幾乎是每次。整體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常洗澡，只有瑞典的男性比女性更常洗澡。

在多倫多大學珊卓拉‧崔赫伯的團隊所做的另一項實驗中，他們在媽媽對六個月大的寶寶唱歌前後，監測了小嬰兒唾液中的可體松濃度，並因而有了意外的發現。人們體液中的可體松濃度，是受到刺激與壓力程度有多高的一項指標。這些多倫多科學家期望媽媽唱兒歌的聲音，能夠降低寶寶體內的可體松濃度，而當寶寶受到過度刺激，一開始可體松濃度就很高時，這樣做的確就能將濃度降低。

如果說，由於歇斯底里驅使，我們當下就希望受到注目，因而維繫我們的社交；由於強迫症驅使，我們期待在未來受到注目，因而編造出某種社會秩序；恐懼症則讓我們看到，我們對信仰懷抱著不可思議的渴慕，需要創造一個想像出來的決策者，他可能會認可我們，並賦予我們生命的意義。

約瑟芬是個不被看好的女演員，棕色長髮、身材微胖且不擅打扮。約瑟芬在學校裡灰暗如塵，在朋友眼裡是溫和可欺的處女，在家裡始終是優拉的姐姐，正常、聽話且善良，每天偷偷地觀察對面的鄰居而不敢真正相見，沒有人認為約瑟芬有存在感，更別提在她舞台上的樣子了。但是，當劇場導演在試鏡時選上了約瑟芬，讓她成為劇目「卡蜜兒」的主演，一切事物、情感如暴雨般落在她身上。

2017年成軍的Superorganism當時一張專輯都還沒發行，便憑藉三首熱門單曲入圍BBC的潛力新秀指標名單「Sound of 2018」。除了樂團界罕見的多人配置，八名團員還分別來自不同的國家（日本、韓國、澳洲、英國和紐西蘭），他們的作品彷彿一幅又一幅的拼貼畫，充滿奇怪的素材、聲音效果、人聲和樂器，結果卻十分和諧悅耳。

對歐洲早期的印刷商來說，製作一個木刻印刷板的成本昂貴且費力，為了不浪費他們會將木板回收再利用，繼續描述其他內容完全不同的歌謠詩歌。相同的圖案擁有截然不同的含義，這種具重複性和依靠文字賦予意義的相互作用，有如現代的謎因文化。

韓國兩任總統李明博與朴槿惠以政治力干預新聞編播，促使KBS和MBC兩家公共電視台記者為爭取新聞自由大舉抗爭。一個一個主播起身離開播報台，寧可放棄光鮮亮麗的工作也不屈就現實。抗爭的參與者、身為MBC工會宣傳局長的李容馬記者寫下他二十年來見證的南韓政治文化弊病，但他相信「世界可以改變」。

家庭是個看似很簡單、也複雜的組成，通常只要有血緣關係、更廣來說有法律關係，就組成一個家庭，但用這樣一劃為二的定義，將一群人綁在一起，是否就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家庭？是枝裕和挑戰「家庭」的定義與界限，帶給我們《小偷家族》。

狼是很社會化的群居動物，他們不僅照顧彼此，也懂得如何化解內部衝突。最新研究發現狗其實比狼更不懂得社交，狼在衝突過後很快就會和解，但狗則不會。

「他們不是怪物或禽獸，而是活生生的人類。把他們比喻為其他物種，只是淡化他們犯下的罪行。一名男子強暴了我，另一名男子企圖強暴我，我走路的姿勢、出門的時間點和穿著打扮，都與他們做出的行為毫無任何關聯。」

看似無止盡的蠻荒地景上，人所構築的一切，從稀疏的平房、牛仔群集的酒吧、到塵土飛揚的露天法庭，在殺人的陽光下有如臨時佈景；不是電影劇組不夠認真，而是走到文明的邊緣，法律、正義、自由、乃至歌聲中那個家園和「甜蜜國度」，愈是追尋、逼近，就愈讓人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