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數位詐騙問題日益嚴重的同時，台灣卻頻頻被貼上「詐騙王國」的標籤。這真的是事實，還是社會焦慮的反映？本篇文章比較台灣、美國、瑞典、新加坡等地的詐欺損失與媒體敘事，進一步揭示高齡金融剝削的結構性問題，並提出「意定監護制度」作為重建自主與尊嚴的可能出路。從數據到情感、從迷思到制度，這是一場對國家敘事與個人命運的深刻辯證。

哈佛大學2025年畢業典禮上，一名中國紅二代學生以「人類命運共同體」式語言發表致詞，引發國際關注與爭議。本文從事件出發，回顧中國資金如何影響美國高等教育，並探討大學自治、學術自由與教育公共性之間的矛盾與盲點。當蔣雨融站上講台，我們是否該重新問一句：這世界上，真的有「私立大學」嗎？

在2025年的歐洲歌曲大賽上，觀眾與評審的審美落差再度浮現。本篇文章從小國選手的創作策略、語言使用趨勢、大國形象工程，到評審制度的政治性與遺珠藝術家的文化價值，提供深度觀察與另類解讀。今年奧地利代表 JJ 以〈Wasted Love〉奪得冠軍，延續了去年 Nemo 的模式：高技巧、高音域、高表演密度。但這首歌曲在許多觀眾耳中顯得做作、疲憊，歐洲歌曲大賽官方社群媒體上湧入「按怒」、「負面留言」。這似乎是連續兩年的趨勢，2024 年的大獎得主 Nemo 同樣是評審票選中高居第一，但觀眾票敗給 Baby Lasagna 而引發賽制爭議。

英國最高法院判決，事實上是為這21年的空缺做出艱難的註腳。自Goodwin v. UK案以來，性別平等的道路變得日漸分歧且更為坎坷，面對這份複雜，並且誠實的考慮「性別非二元」這句話，後者雖然揭示著崇高的理念，但究竟「在法律上是什麼意思」？畢竟，法律不是一篇抒情散文，性別身分必須可執行且邏輯一致，行政與司法機關才能運作。

近來台灣社會出現了一些奇特的聲音，把台灣防衛自己與巴勒斯坦遭受壓迫相提並論，甚至高喊「台灣愧對巴勒斯坦」。但當我們仔細推敲這些論述的結構，會發現其中充滿了道德勒索、威脅層級倒置，以及刻意忽略中國因素的操作。在這篇文章中，嘗試拆解這種看似進步、實則自我矛盾的挺巴言論，並討論台灣在國際孤立中的真實處境──如果我們不想被情緒操控，就需要更誠實地面對世界的複雜。

2025 年三月，一本回憶錄意外登上了國際政治與媒體科技交界的舞台。它既非預言未來，也非回顧科技成就，而是由臉書前全球政策總監莎拉‧溫恩─威廉斯所撰寫的《Careless People》。此書甫出版即引發風暴，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緊急提告，試圖中止出版與宣傳，並聲稱作者違反保密條款與誹謗規定。在這本書與隨後於美國國會的證言中，莎拉‧溫恩─威廉斯親自證實了祖克伯長期刻意「配合中國政府」，在香港與台灣啟用特定審查工具，並交由共黨官員先行試用審閱。該言論工具的核心設計，正是出自祖克柏「本人」。

這波反駁龍應台投書的聲浪中，很少有人討論《紐約時報》的角色為何，似乎直接假設這是一個透明中立的新聞媒體，但事實顯非如此。像這種抒情左統氣味的文章不太可能出現在《華盛頓郵報》、不可能出現在《大西洋月刊》、更不可能出現在真正政治相關菁英閱讀的《Politico》與《Foreign Affairs》。在眾多所謂「自由派菁英媒體」中，《紐時》踩著一個特殊的戰略角度，導致他們把龍應台這種人當「好用的資源」。部分美國自由派媒體至今仍未認清現實，遲鈍程度彷彿炸彈在旁邊已經爆炸，卻仍未回神。尤其是拜登任內，已完全轉向美中戰略對抗格局，尤其在科技圍堵、地緣結盟上非常堅定。但許多媒體並未完全隨之調整敘事框架，使得拜登政府對中國的強硬政策，在主流媒體敘事中常顯得「不夠有激情」。

佩特曼早在1988年就揭發了代理孕母的醜惡剝削真相，她的觀點即使放在今天也沒有任何過時。全球代孕市場利基龐大的人工生殖與代孕產業37年來做的不過就是想盡辦法更細緻的鑽漏洞，造福「消費者」，譬如用「妊娠代孕」（孕母不可以提供卵子）取代「傳統代孕」（由孕母同時提供卵子），以「健康因素」、「科技發展」為幌子，來對抗孕母對嬰兒的任何法律或道德上的親權主張。恕我直言，這種服務細緻的程度與它是否應該存在於這世界上沒有任何關連，並不是青樓全都裝潢成帝寶就能改變裡面發生事情的本質。「妊娠代孕」只不過就是把《使女的故事》中的生殖強暴場景或者民間怪譚裡「老爺借丫環肚子生子傳宗接代皆大歡喜」發展成用科學跟話術美化一番，然後說那都是「自我選擇」。

「戀童」、「戀女童」、「戀少女」不見得是一種「性癖」，當整個社會的「慾望運作」其實就是「權力運作」時，治療個體的「不正常行為」註定事倍功半。近二十年來，精神醫學與心理學試圖研究「戀童」作為一種「性傾向」是否有可能改變。但光是問這個問題，就是一種對人性來說很大的冒犯──如果戀童是一種天生性向，那它難道不應該跟「喜歡同性」一樣，跟「喜歡異性」，甚至跟「喜歡個子高的人」，跟「喜歡胸部大的女生」一樣，被當成性向自由與基本人權來保障嗎？在性與浪漫關係中，權力與支配始終佔了重大角色。但我們談論慾望是否值得被救贖時，卻總是好像假設人類只是動物，需要被上嘴套跟牽繩，而很少討論這些事情背後明顯的不得了的象徵意義。

約翰‧辛普森在《衛報》的評論中指出，這本書雖然不像一部完整的學術專著，更像是一篇擴充的政論文章，但仍然提供了寶貴的洞察。辛普森表示安愛波邦一直是先知等級的人物，只是未必人人都跟得上她的想法。他回憶道：「我記得在1990年代初的編輯會議上，我曾禮貌地與她意見相左，當時她寫的論點是，『在葉爾欽卸任後，後共產主義的俄羅斯將迎來內爆崩塌，總有一天會給西方帶來莫大危險』。她甚至當時就談到北約需要加強防禦，以防俄羅斯復興；而我，在經歷了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經濟災難之後，認為西方保護自己的最佳方式是對俄羅斯更加慷慨和熱情。事實已經證明我們當中只有一個人是對的，而那個人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