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納森·葛雷澤的目的呼之欲出，不是「納粹也可以表現的像正常人」，而是「納粹本來就是由正常人而來」。他們聽從了某些神話與故事，讓他們精神結構上在看待猶太人與常人不同，正如那些昔日的德國國民一樣，同時因為經濟利益的誘惑他們選擇繼續相信這些神話與故事，好讓他們的偷竊與搶奪能合理化，但他們的生理反應仍然出賣了他們，透過高牆隔絕的猶太人還有那些刻意的對猶太人苦難的掩蓋，正說明了此等意識型態的虛假。

賽絲姬亞‧奧克瑪對姑婆安妮知之甚少，只知道她在猶太大屠殺中被殺害，以及她不願像兄弟姐妹一樣躲藏，在1940年5月納粹開始佔領荷蘭以後，仍繼續待在醫院做護士。幾年前，當攝影師兼編輯奧克瑪的父親告訴她，姑婆安妮曾在荷蘭北部的韋斯特博克中轉營結婚時，她嚇壞了。韋斯特博克是近10.7萬名荷蘭猶太人在被送上火車前往奧斯威辛集中營、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和中歐和東歐其他納粹集中營之前的最後一個中轉站，戰後只有5000個人生還，奧克瑪心想：「姑婆怎麼會想在這麼惡劣的地方結婚呢？」她對網路上的搜尋結果不滿意，於是開始調閱檔案，並發現從1940年9月4日至1944年9月17日，共有261對夫婦在韋斯特博克中轉營內結婚。

談到對電影製作的要求時，施瓦策爾將北京比喻為納粹，他說：「北京的做法與美國參戰以前的納粹極為相似。當時納粹政府明確表明，將懲罰製作反納粹電影的電影公司，即使電影沒有在德國上映也是如此，這跟中國對《達賴的一生》和《西藏七年》所做的一樣，這兩部電影雖然一開始就沒打算在中國播放，但還是讓兩間電影公司吃盡了苦頭。另一件事是在前期製作階段控制電影製作方，明確表態如果電影繼續這樣拍攝，那能否上映就會是一個問題。最後是採取『殺雞儆猴』的做法，藉由公開懲罰中國政府不同意的電影題材，讓所有人都知道假如越界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集中營前所未見的歷史創傷太難以接受、太過於誇張與疼痛、也因此它最好被拿來證成人類的恆久特質，是腐敗、是貪婪、是容易趨勢附利的證據；而壯觀宏大敘事的另一面是煽情、誇張，容易被取材挪用到各種載體，追求知識或娛樂都讓倖存者的面貌更加模糊──所以，到底什麼是倖存者？這是普利摩‧李維在《滅頂與生還》當中首先要釐清的問題。

教堂執事莫舍被納粹帶走九死一生回來只為了警告村民說：「猶太人，聽我說！這是我對你們所做的唯一請求，我不要錢也不要憐憫，我只要你們聽我說！」但沒有人願意，執事被當成瘋子。於是納粹來了。這裡的猶太人天真到還認為德軍彬彬有禮，有著親切的微笑，於是納粹的殘忍被懷疑到底所從何來？

「第一次毒氣屠殺發生在1943年10月17日，至少有150名波蘭人和20名比利時猶太人被殺害。屍體在火葬場火化或直接焚毀，有些就地埋在拆除前的猶太人區廢墟裡。死亡集中營的受害者人數估計超過21.2萬人，主要是波蘭人與數千名非波蘭人。」這段對二戰期間納粹有組織地殺害波蘭人的描述，摘自英文維基百科的「華沙集中營」。對一些波蘭人來說，這個滅絕營是波蘭受害的歷史證據，他們定期在這舉行悼念儀式，紀念在華沙西站附近毒氣室被殺害的數千名波蘭人，並豎起紀念碑與牌匾緬懷同胞。但有一個問題是：這個滅絕營不曾存在。華沙沒有毒氣室存在的歷史證據，也沒有20萬人死於滅絕營。

在二戰期間，一名希臘猶太人加入了納粹那方，幫助追捕了許多難民，導致家破人亡。但基於某些原因，這個男人的名字不再受人討論。對於猶太建國神話來說，這種無法以種族跟文化認同來解釋的叛徒，是太難以面對的真實。

1940年至1942年間，年輕的猶太裔德國藝術家夏洛特‧薩洛蒙在躲避納粹追捕期間，創作了一系列共784幅畫作。她為這個系列取了一個簡單明確的名字：《人生？如戲？》。這些連環圖像講述一個家族的歷史，圍繞在主角夏洛特‧肯身上，也就是半自傳體的薩洛蒙本人。故事記錄了夏洛特身為藝術家的發展、對抗發瘋和她的初戀，而這一切都在日趨暴力的納粹政權之下進行。

對於德國人來講，猶太人與疾病之間的關聯可說是其來有自，讓人想起他們曾把黑死病稱為「猶太熱病」（Judenfieber），一種從東方邊界傳入德國的外來疾病。在所有的現代黑死病裡面，最令人害怕的一種就是由蝨子引起的斑疹傷寒，因為它總是突如其來，死亡率甚高，即便是到了一九○○年，斑疹傷寒「已經幾乎絕跡」的時候，那種威脅感還是非常明顯，而且也的確有病例存在：在猶太人、羅姆人、斯拉夫人，還有其他與「東方」有關的低等族群身上都還可以找到。

好些以前追隨海德格的仰慕者現在離他而去，他以往與納粹的關係以及他後期哲學的性質，都令人敬而遠之。鄂蘭一九四九年從美國寫信給雅斯培，形容海德格在「轉向」後所講的尼采哲學，是「相當糟糕」的「胡言亂語」。對於海德格躲在托德瑙堡卻對現代文明說三道四，她也很不以為然，因為他讓自己遠離潛在批評者，人家懶得為了訓斥他而爬過一座山。她說：「沒有人會攀過一千二百公尺去表示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