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嬰兒的頭腦與成熟的婦人的美是最具誘惑性的聯合。」這句距今80年前的小說台詞，無論表面的意思或弦外之音都意外適合《可憐的東西》。在〈紅玫瑰與白玫瑰〉中，庸俗不堪的留洋男主角振保用上面這句話來形容即將與他偷情的美艷少婦王嬌蕊，然而結局卻證明，故事中具有嬰兒頭腦的人，絕非嬌蕊。

　　《可憐的東西》入圍十一項奧斯卡獎，狂放大膽的劇情與極度刺激感官的視覺設計，讓這部題材黑暗的科幻電影意外成為商業成功之作，甚至被某些人認為是女性賦權電影──但它真的是嗎？

　　劇情設定在虛構的十九世紀英國倫敦，自稱是上帝的無良科學家哥德溫·巴克斯特（Godwin "God" Baxter）從泰晤士河中撈起一具即將臨盆孕婦的屍體，基於改造動物的變態興趣，哥德溫將胎兒取出，將胎兒的大腦移植至孕婦的頭蓋骨裡，於是一個具有「嬰兒頭腦」與「婦人美貌」的改造人就這麼誕生了，哥德溫將這個「實驗動物」冠上了自己的姓氏，稱為「貝拉‧巴克斯特」，字面意義就是「美女‧巴克斯特」。

　　哥德溫觀察、研究、記錄貝拉，甚至想讓醫學生麥斯‧麥坎德利斯做她的丈夫。而麥斯第一次見到貝拉時，脫口而出的是：「真是個美麗的弱*智*！」麥斯當時並不了解貝拉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他見到的不過就是一個智力有缺損的女子，而且反應竟然是想娶她為妻。

　　由於背景設定在十九世紀，劇中人物使用包括「弱*智*」一詞在內，大量現代社會已經不能使用在他人身上的貶義詞彙，且全都是舊日用以針對身心障礙者的詞語──原始（primitive）、怪物般（monstrous）、殘缺（damaged）。這讓劇情有種異常的熟悉感，畢竟在近代醫學和科學進展的過程中，不乏人類被當成「類動物」進行研究跟實驗的事蹟，從這個觀點來看，貝拉無疑是這些扮演上帝的科學實驗的受害者，貝拉的母親，也是她寄宿身體的原主人薇多莉亞，原本已決心投水自盡，卻無端被改造成「怪物」，造成死而未亡的慘況。一個活著的貝拉，是兩個女人無故受害的證明。

　　嚴格來說，貝拉並不是一個「弱智」，她是個真正的「兒童」，只是剛好具有性成熟的身體，並且對於自己的身體快感發展出異常的好奇。如果沒有這份好奇，貝拉的經歷將顯得更可怕。一個從嬰孩的智力起步的女性，任誰都會覺得與她展開「性冒險」是不道德的，就像跟兒童展開性冒險是不道德的一樣。但正是因為《可憐的東西》凸顯了貝拉覺察自身的性慾，並且用十分藝術性的方式呈現貝拉承受的感官刺激，才讓人有機會認為這是一部重點在女性自主，而非僅是描繪身心障礙女性遭到成年男子虐待的電影。

　　劇中人物幾乎不曾以正確的年齡看待貝拉，沒有人注意或者打從心底在意這是一個困在成年人身體裡高速催熟的兒童。或許這在十九世紀本來就是司空見慣，但過程確實讓人困擾。《可憐的東西》原作者是蘇格蘭小說家阿拉斯代爾‧格雷（Alasdair Gray），出版於1992年。小說《可憐的東西》處處與瑪麗‧雪萊《科學怪人》映照，並且帶出格雷對社會與身分的看法。

　　這麼說或許流於二分，但我相信男作家格雷當初在寫下這個女科學怪人時，並沒有特別考慮什麼女性自主的問題，他確實刻意讓貝拉基於「教育和馴化的欠缺」而突破社會的限制、違反性道德、逃脫母親的婚姻，但事實上十九世紀女性活著要對抗的東西可多了，性道德只是其中一環而已。事實上，在經濟與政治條件保持不變的狀況下，唯獨逃脫性道德究竟整體而言對女性有利，還是對男性有利，也是很難說。

　　我無意陳述《可憐的東西》沒有價值，與此相反，這部電影確實有獨特之處。但與此同時，女性觀眾仍必須記得，《可憐的東西》導演尤格‧藍西莫、編劇托尼‧麥克納馬拉、原作阿拉斯代爾‧格雷除了都十分優秀，是業界中的佼佼者之外，還有另一個共通特色：都具有Ｙ染色體。

　　「可憐的東西」不只是一部小說標題，一部奇觀電影的名字，更是人們看到身心障礙者時會感嘆的話語：「Poor thing!」根據澳洲統計，身心障礙女性有三分之一在年滿十五歲之前至少會被侵犯一次。電影最後，貝拉從障礙中「痊癒」，決定成為醫生，但絕大多數的障礙者不會有這樣擺脫自身不便處境的機會。這正是何以我們必須以後設的批判眼光，嚴格看待一部視覺上乘佳作的原因。

電影資訊

《可憐的東西》（Poor Things）─Yorgos Lanthimos，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