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放什麼音樂來跳雙人舞?《邁向柏林之路》

 

每個東歐社群都小到所有人知道所有人的事,然一旦塵埃落定,檔案、照片、備忘錄、報告都歸檔之後,還存在另一個世界,一個更為虛構、但也更易理解的,由信件、日記、回憶錄和詩構成的世界,小說的真相,顛覆性想像與反抗的最後庇護所。

 

1988年東德名為「Juwel」的煙盒。

 

文|賽斯‧諾特博姆(Cees Nooteboom)

譯|李佳純

 

1990年,三月九日 

 

  我醒來的時候,聽到一名女子的聲音在廣播裡焦急地問:「要是依照第二十三條款加入西德,墮胎會變怎樣?」「嗯,根據西德憲法,我們所知的墮胎在這裡會變非法。」與她對話的男人說。他接著列出其他會一併被丟掉的:日間照護、保障、女權。真實、嚴酷的資本主義社會就要來了,她只能學著共處。他的語氣近乎恐嚇,她覺得難以接受。「對,但……」她開口,兩難的困境和速度不斷加快的改變就包含在這兩個簡單的單字裡。一列疾駛停不下來的火車的比喻,這幾個禮拜經常被提到,但事實上有兩列火車:還有一列慢速火車由東往西開。十一月九日愛與團結的氣氛已經消失,東邊的人說西邊的人想廉價買下他們的國家,西邊的人則說東邊是個無底洞,他們辛苦掙來的馬克掉進去就不見。

 

  實際上正在發生的事當然非比尋常。威廉二世時期的德國快速邁向一次世界大戰,血腥敗戰後,受到殘酷又短視的懲罰。接著,受壓迫的勞動階級有了短暫的機會:威瑪(Weimar),良好的立意、混亂、通貨膨脹、算計政治家傲慢拒絕知識分子的獻策、法西斯主義崛起、希特勒、另一場戰爭。雖然第一次統一是在俾斯麥掌權之後才有的,但這裡一直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分裂是後來的事。然後一個變富有,一個變貧窮,一個接受幫助,一個被剝削,一個被迫背負過去的心理負擔,另一個是物質負擔,許多的相互憎恨因而產生。幾乎算是一個人民(但也不太算)的兩國人民,應該放什麼音樂來跳雙人舞?在新統一的激動華爾滋音樂巨大音量之下,另外一種音樂還在放,速度慢得多,那是四十年分離歲月的配樂,無論用金錢或法令都沒有人能忘,這音樂的舞步是另外一種的,不相容的,讓高傲的舞蹈教師的動作看起來不再那麼有威嚴。歷史是由自身構成的物質。如果不去看斷奏似的(Staccato)報紙頭條,而是仔細聽,你可以聽到巨輪以無比慢的速度在碾軋,歷史的穀子連一顆都跑不掉。

 

  東部海濱度假勝地塞林(Ostseebad Sellin),東部海濱度假勝地賓茲(Ostseebad Binz)。我看著阿曼多熱切觀察度假別墅的垂死掙扎,其礦泉浴場看起來像沒錢買化妝品的老女人。「親愛的年金請領者,不要讓恐懼製造者有任何機會!接納自由和繁榮!」基督教民主黨聯盟(C.D.U.)用黑、紅、黃色字體大喊。「樂觀邁向未來:德國社會民主黨(S.P.D.)週日獲得百分之四十四支持率。」德國社會民主黨大聲反擊。身為外來者的我們,在風雨中開車尋找德國藝術的一個神秘地點,呂根島施圖本卡莫岬(Stubbenkammer)的科尼史圖白堊懸崖(Königsstuhl),一八一八年,卡斯巴.大衛.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畫了《呂根島的白堊懸崖》:三個人物,兩男一女,一個坐著,一個靠著,另一個四肢著地,都背對觀者,左右是高大的白堊懸崖,畫面望向無盡的大海。歌德做了一件刁鑽的事:他把畫放顛倒,創造了一個陰森的冰窟,三個人物像蝙蝠攀附著鋸齒狀的洞頂。我想到就頭暈,我可不要去想像現在這個場景上下顛倒,因為西蒙娜在場,我們剛好就是三個人的組合,可以擺出一模一樣的姿勢。

 

  我一定是演那個往深淵貼近的好奇傻瓜;背後不以為然的德語叫我退回去:你不能那樣,規定不可以。我該怎麼解釋?我應該說這些欄杆當年不存在嗎?他們難道沒看見我的高帽子就在我身旁草地上嗎?不,他們看不到,一如他們看不到我的畫家友人銳利的視線,或是我妻子的紅色洋裝,以及海上的兩艘帆船,曾經,在一八一八年的那一天,在另一個德國,海在帆船的對照之下看起來大得多。

 

《呂根島的白堊懸崖》。

 

  於是我們的Winterreise(冬日旅行)繼續:廣播裡的丹麥語及瑞典語、燈塔、倒扣在海灘上塗了黑焦油的漁船。我漫步離開其他人,走到一條小路盡頭,站在一個有紅星的鐵門旁。我看不懂標誌,但沒必要看懂。我已經知道這是什麼:這是一個崗哨,裡頭有一個俄國士兵。他的遮蔽所的窗戶已被風吹走,只剩一塊不斷飄動的塑膠布為他遮擋刺骨寒風。他戴的冬帽上也有一顆星,他正看著我。我感覺得出來兩人都想說些什麼,但決定不說,一個守衛和一個漫遊者,兩個外來者在第三者的領土。

 

  萊比錫,三月十三日。《萊比錫人民報》(Leipziger Volkszeitung)的短文:「匈牙利:蘇聯士兵返鄉。蘇聯自週一起從匈牙利撤軍,機槍隊遣返回國。」有些東西不斷返回,直到遇上自己的回音。我曾經談過這個概念,它似乎不願意離開我的系統。一九五六年,我去了布達佩斯。是巧合,也是為了探險,倒不是因為什麼明確的信念:有個攝影師打電話問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他聽說那邊發生暴動。我在幾天之後離開布達佩斯,比俄國軍隊早一步。我聞到戰爭的味道,發現那還是我熟悉的燃燒臭味。夜裡放在窗邊的蠟燭:為死者守靈。被吊起的拉科西(Rákosi)胸像和史達林胸像。三十多年後,我在喬治.康拉德(György Konrád)的小說《輸家》(The Loser)又遇上這個影像,在小說中與現實重逢——證實了我沒記錯。路邊橫屍,人們在其上吐口水。屍體嘴裡塞著鈔票,這些人是秘密警察的密探。之後,我看到他們行刑的照片,不堪描述的表情,手舉起來企圖擋住子彈的一瞬間。這個世界背後的世界,重現在彼得.納達斯(Péter Nádas)謎樣的小說《家庭史的結束》(The End of a Family Story),透過一個孩子的眼睛來看史達林主義的世界:背叛和死亡交織成的妄想,扭曲了成人的世界,無情地暴露其令人無法忍受的真相。

 

  他們得留在那裡,而我可以回家。人們問我們何時再來,何時能幫忙,這些問題沒有答案,因為唯一的答案讓人說不出口。我們不會再來。我寫了生平第一篇報導,大概很差勁。我用這句話作結:「俄國人,回家。」暴力和羞恥心為我上了一課。從此之後,除了東柏林之外,我沒有再去過東方集團國家;我辦不到。回到荷蘭,一片歇斯底里的氣氛,真相的組成遭到攻擊,那一類的事。我才剛加入的筆會(PEN Club)討論要驅逐共產黨成員。這彷彿是我才剛經歷過的事,只是規模比較小,而我反對。當驅逐還是發生了,我離開筆會。我才剛從那邊返家的中歐開始石化,那顆石頭一直到最近才粉碎。

 

  在未來的幾十年裡,將會出現那個年代的記錄—其中的屈辱、荒唐、背叛、卑鄙、恐懼和驕傲。但唯有在康拉德、海恩(Hein)、莫妮科娃(Moníková)、昆德拉、納達斯等人的筆下,才能被留存得如此富悲劇性、憤世嫉俗、諷刺、嚴肅又滑稽。宿怨會解決,如同在每一次戰後,投機者和依附者會曝光。光鮮的新政黨創立者,是昨日史塔西(Stasi)的線人;留下的人會攻擊離開的人,反之亦然。東德作家工會代表大會在電視上的畫面就是預告:先前的特權人士,迷惘地看著自己的房子、津貼及海邊避居處消失,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嫉妒地看著那些已經以才華或政治勇氣在西德佔有一席之地的人。

 

  每個東歐社群都小到所有人知道所有人的事,然一旦塵埃落定,檔案、照片、備忘錄、報告都歸檔之後,還存在另一個世界,一個更為虛構、但也更易理解的,由信件、日記、回憶錄和詩構成的世界,小說的真相,顛覆性想像與反抗的最後庇護所。

 

 

(本文為《邁向柏林之路:德國土地與歷史的迂迴與謎團》部分書摘)

 

 

《邁向柏林之路》中文版書封。

 

 

書籍資訊

書名:《邁向柏林之路:德國土地與歷史的迂迴與謎團》 Roads to Berlin: Detours & Riddles in the Lands & History of Germany

作者: 賽斯‧諾特博姆(Cees Nooteboom)

出版:蔚藍文化

日期: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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