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人

入選柏林影展特別單元的科幻電影《浪潮》所欲傳達的並不是某種奠基於地球毀滅後的反烏托邦故事——如多數的媒體所介紹的那般——而是一個奠基於女性主義思想的科幻類型電影，只不過這個概念非常模糊。

從電影開始，我們便能猜測到David因為自己過人的琴藝而得以進入音樂學院就讀。然而，David的琴藝並沒有在電影裡被強調或表現出來。David在首次遇見教授時，教授問起：「這些曲子，哪幾首你已經彈過了？」David面無表情地回答：「全部。」

當我們最後看見Jack出現在那張照片上時，我們或許會有些疑惑──為什麼Jack出現在故事發生的1980年代之外，也出現在過去的照片裡？而這些疑惑與出現於《噩夢現形記》中的照片相同，皆將我們引領向一個更大的問題：歷史是否會不斷重演？

《恍惚間聽見你愛我》的Márta自大學時期，即因為其豐富的研究經驗與成果，往後求學過程中無往不利，甚至得以到美國進行長期的腦神經科學研究。起初，我們看見Márta在布達佩斯自由橋上走動著，彷彿在等待著什麼；然而，那人始終未曾出現。待Márta離開橋上並在大樓轉角看見一個人的身影後，便追了上去，並告訴對方自己的來歷：「János，你怎麼沒有出現？」這或許正是Márta最初在橋上等待的人。可是，對於Márta突如其來的問話，János一臉堅定地表示Márta認錯人並離開之後，Márta隨即感到暈眩，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令人悲傷的或許不是複製人僅有短暫二十餘年的生命，或是其被製造出來的目的是為了延長人類的壽命，而是他們在明白自己的命運之後，卻仍無法愛自己的命運。對人類／我們而言，我們生命始於「絕望的彼岸」──當我們意識到自己的有限性與無法避免的死亡時，我們將能竭盡所能地去愛、恨與感受，擁抱生命所帶予自己的一切。

伊朗裔德國導演法拉茲‧沙里亞特的首部劇情長片《未來的我們》讓人想起同樣擁有移民背景的法提‧阿金在《天堂邊緣》中所安排的情節：土耳其社運份子Ayten為了尋求庇護而逃到了德國漢堡，同樣在等待庇護申請結果出來前，以政治難民的身份居住於難民中心。如今，若我們回過頭來將《未來的我們》與當年的《天堂邊緣》相比較，或許可以從德國這樣長久以來無解的移民議題裡，看到不同的面向。

「或許我們唯一找到的，就是我們什麼都沒有找到。」《沉默的天使》中的精神科醫師Laszlo Kreizler在追查殘忍肢解及虐待多位男童妓的兇手時如此說道。兇手Japheth被殺害後，角色們理當迎來大快人心的結局，可Laszlo卻說道：「我們以為我們在追查一位惡魔，一位殘忍的殺人犯，但是我們最終看到的，卻只是一位受傷的孩子。」與開頭的話相比，兩者所處的情境雖不相同，卻意外地有所映照。

相較於多數的（後）二戰電影刻畫了黑暗的時代裡所閃現的人性光輝或美德，以及底層人物在無盡幽暗裡的掙扎，直到終於迎來了最後一刻——也許是迎來了二戰的結束、柏林圍牆的倒塌、蘇聯的解體——而所有先前的苦難也將於焉結束，《巴比倫柏林》講述的則是此黑暗時代裡的永恆掙扎。恐怖的命運或許仍未到來，但是我們仍能看見它的輪廓、看見它正在前來的路上、看見它巨大無邊的陰影籠罩在我們上頭，而我們無處可逃。

《神棄之地》中的角色在這個層面上與《現代啟示錄》是相似的：Arvin的父親Willard在二次大戰與日本的太平洋戰場上見證了戰友遭受日軍的折磨而被釘在十字架上後，他也從此「斷裂」了──當自己深愛的妻子Charlotte命在旦夕時，他所做的並非尋求其他醫生的幫助，而是不斷地祈禱，甚至最後殺了Arvin的狗。

對賓斯汪格而言，夢並不單純僅是一種視覺影像或是敘事——並非某件潛抑到潛意識中的禁忌想像或念頭——的再現，而是而是一種存有學的提問。身處夢中的人，同樣存在著其醒時的死亡驅力與力比多，儘管這些驅力在夢中以有別於清醒時的方式呈現。雖然《怵目驚魂28天》透過「飛機引擎的墜落」造成不同宇宙之間的裂隙，使得Donnie在平行宇宙中得以藉由此時空事件明白了宇宙的規律、甚至看似能操控命運，然我們同樣可以將此平行宇宙視為Donnie因夢而產生的「私人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