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意發問者,都還在旅途之中:《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

 以道德判斷而論,書寫一個具有爭議的死刑犯的終極用意為何?

 

  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標題看似平凡,卻暗藏著對於人情常理叛逆的探究,上溯其源,或許可從〈血是怎麼冷卻的〉一文開始理解。

 

  作者胡慕情當年寫了這篇文章引起眾聲討論,它聚焦於2012年12月所發生的湯姆熊隨機殺人案,拆解被媒體冠上「人魔」稱號的殺人犯曾文欽,試圖釐到底他的生命旅程是怎麼走到這個地方的?沿途所經的家庭歷史、情感及工作經驗,是否都是一點一點導致傾圮的無形孔隙?無論讀者是否贊同惡可以被結構給稀釋掉,〈血〉一文都造成廣大回響,從非死不可的輿論中逃出另一種訴求。

 

  而隨著環境議題的書寫走到一個段落,捷運隨機殺人案的鄭捷卻讓胡慕情重新轉向社會案件的思考,這是結構化難以處理的鐵板一塊,於焉她也開始思考,解釋惡魔誕生的徑路已走到窮途,疲乏成一種套路,「因對抗標籤的同時可能亦反覆標籤、使人扁平。」若人們需要更新的、愈加深刻與明晰的詮釋,或者危險的說,是更加正確的處置,那對很多人來說勢必會是囂張挑釁:殺人償命不夠正確,結構性拆解和病理、社會學多方詮釋略顯不足,那我們究竟還要走到哪裡,才算抵達?

 

  可議,我想確實是大部分讀者發現內容時的冒出的警戒鈴聲:記者到獄中訪問當年「謀弒」母親、婆婆與丈夫的女性死刑犯,究竟為了什麼?這是不是另外一隻追逐腥羶熱區的狗仔隊,或者是藉由駭人懸案來博取聲量,消費他人悲劇來滿足自我需求?此可議不僅是收益上的值得商榷,更多是對於道德狀態的思量揣度,無論此渴望來自於金錢收入、將奇珍故事收攏成冊的獵奇心態,或者甚至是左派的自我滿足,讀者可能都會感受到成書脈絡的殊異性。

 

  猶豫的主旋律

 

  不同於多數報導文學,寫作者會隱匿於事件背後,盡量在敘事上影薄無跡、不佔有情緒空間,本書的作者反倒成為整段報導中突出的紀實人物,她寫下和受訪者林于如交涉的種種紀錄,包括因牢獄規則而不斷被干擾的訪視、那些和對方在信件往返中的斡旋,以及林于如提出結婚要求,配偶關係便能更加方便互動的條件交換……凡此種種,讀來是極其生動的越肩視角,那些刺探和攻防充盈著文學性,一方是在牢獄中等待刑期、舉止冷漠、心緒難知的死刑犯,另一方是想要剝除媒體所加諸的外殼、破除所謂「驚世媳婦」的腥羶稱號的記者。

 

  這段經歷讓閱讀前半很是過癮,問題是,這並不是什麼虛構的社會寫實小說,它就是一段非虛構的社會事實,讓它這麼赤裸裸的精彩跌宕,是一件毫無代價的事情嗎?這也構成了這部分作者書寫時字裡行間瀰漫著的自我懷疑,我真的可以這麼做嗎?

 

  以寫作倫理而論,我替受訪者的生命代言,其真實程度的上限值是哪裡?我如何能夠確保哪一處是真實,而哪一部分可能摻有不懷好意的欺瞞?作為報導者,我要如何從眾多田野資料中翻找出真確無疑的說法,而不被輿論壓力給牽著走?

 

  以道德判斷而論,書寫一個具有爭議的死刑犯的終極用意為何?是為了重新解構惡性來源,還是僅只讓她再一次曝光在媒體大眾的口誅筆伐之下?而被事件漣漪波及到的受害者們,又該如何避免讓他們受到二次傷害?

 

  以利益獲取而論,我記錄一位具有爭議性的社會案件受刑者,固然有它的價值存在,隨著書籍出版之後,也會在創作經驗和社會聲量等領域有正面影響。可問題在於,我和受訪者的利益是一樣的嗎?在非虛構報導的創作的過程中,我是將對方割裂為一塊塊的寫作素材待價而沽?還是最後仍舊可以將掇拾那些拼圖,將其拼成完好的一位個體?

 

  如作者所陳,「核心的問題是,當文字弱化、視聽起飛,作為企圖透過傳播溝通的寫作者,究竟如何評估與拿捏此間的距離。直無法採集確實是一問題,但當可以採集時,雙方的利益是否能放在同一天秤上較量?這是雙方合意即可無礙的嗎?我對田野遲滯不前的焦慮是否也受到了這個社會角色的壓力影響?而若真收集到了素材,我應該說一個怎麼樣的故事?」(頁116)

 

  處在敏感界域的風口浪尖,此書注定充滿了問號,也不存在一個對所有讀者都美好的切入角度。如果書中盡是寫作者的猶疑和困惑,我們選擇讀下這些問號的原因是什麼?在此,猶豫反倒成為一件勇敢的事情,正是因為對於給定的論述有所疑慮,人才會有發問的舉動,冒天下之大不韙,彷彿中世紀時問神存不存在的無畏,在關於此事的報導都將蓋棺論定時,跳出來說,再等一下,再等一下。

 

  敘述的不可靠

 

  在作者和受訪者林于如書信往返數次後,林于如終於答應配合,盡管裡頭的敘述彎彎繞繞,然透過編輯在最小程度刪改、保留其內容與書寫口吻的前提之下,讀者可以在書中的第二部分讀到她在此之前的自傳。就如每人都曾聽聞過的親族八卦,裡頭充滿了上個世代崩落的原因:父輩強硬、夫婿賭博、家族爭產、黑道糾葛……越看越不像紀錄片,反而像是混雜各種狗血元素的俗濫八點檔,沒辦法分辨出孰真孰假,即使書寫者都是同一位林于如。

 

  這也提醒了我們關於惡的認知模型,我們現在大多相信,惡性可以被析分,每個人的生命經驗裡都包含著為惡的理由或因素,有時便是這些不可測的渾沌效應導致了一個人最終的墮落。就像電影裡最後自白的大反派,最後十五分鐘通常會留給他自白,拿下面具,露出他被燒傷的顱顏,說說那些悲慘的童年經驗,至少觀眾會比較理解這個角色前面為什麼一直拿火烤別人。

 

  但這個「述說過往經驗以獲得更多理解可能」的公式也可能存在盲點,如同林于如的案例,若你無法完全信任對方所言,那些糟糕經驗是否真的曾經發生在她身上,或者只是為了己身利益而捏造拚湊的惺惺作態。你無法確認,也就連帶沒辦法給予對方更多理解或共感。

 

  我們在第一關就動彈不得:不可靠的敘述者,不僅僅意味著受訪者因為各種主被動因素而說出無法採用的證言,作者本身所做出的採訪也無法「純然真實」,不可靠並非蓄意如此,它受制於各種可見不可見的因素。惡,比我們想像中更狡詐,只有在奇蹟式的滿足多項條件,包括受害者全然的坦蕩和配合、輿論風氣的願意接納、社會制度的協力云者,它才能被攤在陽光下被談論,我們也才勉強獲得與惡對話的入場卷。

 

  溝通的邊界

 

  一如前述,《一位女性殺人的素描》是本充滿疑惑的書,但它並非使讀者懸於一處晃蕩不安,相反地,讀者可以透過作者那些踏實的紀載理解到一件事,就算是被媒體包裝成泯滅人性的死囚,仍有人在監所外為了那些未宣諸於世的經歷而奔走。先不論答案正確與否、後續回饋是正是反,單就此事,讀者看到的是陌生的人與人之間,去嘗試對話的最大努力,這毋寧使人還能相信一些什麼。

 

  盡管這還是有其上限,如同Openbook閱讀誌的專訪,作家張娟芬對此的回應是:「讀完以後,我們對林于如存在一定程度的問號。可是我們應該接受,世界就是這樣,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其實只能到某個程度,沒辦法再跨越了。這本書在可能的範圍之內,幾乎窮盡了。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各式各樣的努力,至少我自己覺得,應該也沒有人能夠超越那份努力了。」

 

  如此結論也非煽情指稱,稱這個寫作工程最後一定要跨越心防,取得林于如的關鍵口供、以至於有什麼重大突破。它也不是一場審判,帶有道德立場的去評斷受刑犯是否該當其罪。它只是讓我們看到了溝通的邊界,難以跨越,但那更像是付出努力登高後所看見的地平線,遙不可及,充滿未知,但我們知道它在那裏,如其所言,「死亡不是句點,而是問號。問號勾連人的起伏與選擇,若願意沿這條蜿蜒的曲徑探詢,往往能看見命運與自我的高度糾葛。」(頁44)

 

  願意提問者,都還在旅途之中。

 

 

書籍資訊

書籍資訊:《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她如何謀弒母親、婆婆與丈夫》

作者: 胡慕情

出版:鏡文學

日期: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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