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劇《內政保鏢》（又譯《貼身保鏢》）從一名專業保鏢的視角切入，帶領觀眾進入一座各方政治勢力斡旋的肉食世界。主角大衛·伯德從英國陸軍退伍後，現任職於倫敦員警廳警備指揮科的要員保護組。大衛在阻止火車自殺式襲擊案中發揮專業的表現，上司指派他作為雄心勃勃的內政大臣茱莉亞·蒙提格的私人隨扈。

　　矛盾的是，貼身保鏢與被保護對象出現相左的政治理念。茱莉亞支援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並積極推動侵犯公民自由的《調查權規範法案》來實現政治訴求；而大衛曾經在阿富汗戰爭中服役，親眼目睹戰袍犧牲、人民喪命的慘劇，致使他有厭戰，不信任政治人物的傾向。

　　那段他在陸軍生涯的經歷，令他退伍後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更是造成他人生撕裂感的主要來源。他擔心他的病症會讓他失去唯一擅長的保安工作，因此他選擇隱藏自己的病歷，用工作來麻木自己。

　　然而在那層嚴肅木訥的外表底下，他就像是一個擔驚受怕的小男孩，不時被過去的回憶造訪半夜的夢裡，狠狠揭開從未痊愈的傷疤。因此他在執行任務和私人生活的模式切換之間都會有很大的困擾，工作和生活儼然被切割得支離破碎。

　　資訊碎片化的時代，如何辨別真正的事實

　　在聖馬修大學禮堂爆炸案事件上，警方質疑大衛判斷錯誤，未能及時識破嫌犯手裡裝有炸彈的公事包。警方在他的手機瀏覽網路記錄中，發現他曾經搜索茱莉亞的政治支持率。這種行為被視作牴觸保鏢的職業道德，因此警方懷疑他是案件的共犯之一。

　　在劇集的開端，我們很清楚看到大衛和茱莉亞有政治觀點上的分歧，他不斷重播後者在一次公開演講上某段帶有挑釁性質的說詞，並為此流露出讓人不安的表情。另外，大衛也在家中的暗格裡收藏一支疑似沒被註冊過的手槍。以上種種的情節，讓疑心重的觀眾會懷疑大衛是否有隱藏的意圖。

　　直到爆炸案發生，我們才發現大衛從始至終都秉著自己的良心。那支被他刻意藏起來的手槍，不是他等待時機行兇的兇器，而是他隨時可以尋求自我了斷的刑具。引發爆炸的炸藥根本就不存在那個公事包裡，只是礙於閉路電視的角度，無法為大衛佐證。

　　閉路電視是《內政保鏢》隱喻的象徵物之一。作為不說話的目擊證人，閉路電視能夠通過錄影的畫面還原案發的經過，從中建構事實的真相。然而，影集裡的閉路電視不是為了證明事物的「存在」，而是為了證明事物的不存在。

　　我們從閉路電視裡看到大衛攔截嫌犯，查看手裡的公事包，但礙於拍攝角度，未能釐清大衛究竟看到公事包裡面的東西為何物。這也是警方懷疑大衛與嫌犯是共犯的疑點之處。另外，大衛想調查在案發前一天會面茱莉亞的神秘人士身分，赫然發現酒店所有相關的閉路電視被消除了某個時段的紀錄。由此，本來證明某人曾經存在的證據，反而倒向成為了某人「不在場」的確鑿證據。

　　以上幾個事件很好地詮釋了認知偏差。同樣的行為、事實、證據，放在不同的話語和思考脈絡之下，就會產出迥異相離的判斷結果。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人們傾向以偏概全，從碎片化的資訊中推匯出符合「事實」的真相，就好像盲人摸象的故事。

　　這種危險的思維模式，我們很難以偏見、懶惰、無知等因素來籠統歸納這種所謂不理性的行為。自從社會文明建立以來，我們認為人的理性是這個社會立基的支柱，而一旦我們懷疑人的判斷是不理性的，那麼我們賴以維繫的社會文明體系的本質究竟是什麼？

　　《內政保鏢》中關於人的判斷是否理性這個討論，也延伸到人們對《調查權規範法案》的看法。代表保守派的茱莉亞認為政府大規模監控政策是最有效保護公民安全的方法，而反對者認為法案侵犯公民自由，並且賦予政府隨時發動戰爭的權力。從雙方的訴求來看，兩者在核心道德價值上並無實質的差異，因為他們都主張愛人，尊重生而為人的權益。讓兩邊起爭議的地方在於道德價值的執行，前者通過侵略的方式來實行和平，而後者希望能以不侵犯人權的前提下式達成和平。

　　那我們能說他們都是不理性的，或者無理取鬧嗎？無論是保守派或者是反對者，他們都有一套嚴謹慎密的論述支持他們的主張，不是無的放矢地情緒抒發。造成兩者的差異只有認知偏差，被有心人士或有誤差的情報所引導。回看爆炸案，大衛被列為嫌犯，我們也不能說警方的判斷不理性的。保守派、反對者、警方和觀眾面臨的都是同一個困境，也就是資訊不足所引發的認知偏差。

影劇資訊

《內政保鏢》（Bodyguard）─ITV，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