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費絲‧梅里諾（Faith Merino）

　　讓我為你打開一個時間膠囊：那是2001年，我，天主教徒，16歲的高中輟學生，走進百視達租了一卷《發條橘子》（A Clockwork Orange）錄影帶。我在樓上的電視觀看這部電影，樓下的電視上播放著福斯新聞。我完全不知道它被美國天主教電影辦公室（National Catholic Office for Motion Pictures，簡稱NCOMP）評定為「C」（譴責），這意味我看這部電影是滔天大罪──由於我不知道這件事，所以我在告解的時候並不會提到。

　　還有一件事當時我也不知道：《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正在調查天主教會系統性地掩蓋神父性侵兒童事件，他們的報導將在世界各地引起類似的調查，而這些報導的其中一個發現是，以往教會處理戀童癖神父的機制只是悄悄地把他們送到勒戒所，然後再重新分派他們，因為教會高層深信性侵害是「性成癮」，而不是虐待和創傷；它是欲望的失控與意志力的不堅定。對於那些成長於告解環境的人來說，這種敘述並不陌生，從小你就被灌輸「人生下來就有原罪」的觀念，而你註定要用一生與你的怪物本性進行薛西弗斯式的抵抗。你會犯錯，沒關係，因為這就是告解的功用。你還是可以從頭來過，重新開始，試著讓自己變更好（或者試著不再做一個性侵加害者）。

　　但對我來說，《波士頓環球報》揭示的不僅是教會拒絕保護兒童的問題，它未來也將侵蝕我對宗教敘事中關於性的看法，教會將性視為壓抑的意志與恐怖的欲望之間的掙扎──這種敘事預設了性暴力是「無可避免的」。當我觀看《發條橘子》時，我看到的正是這種敘事的倒置，而不是顛覆。

　　20年前我看《發條橘子》的時候，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生活都浸淫在保守天主教把性「怪物化」的語境之中，我被燈光和音樂超現實主義的相互作用、浮誇的演技，以及既嬉鬧又危險、費解的青少年俚語弄得眼花繚亂。最重要的是，我被亞曆克斯迷住了，這個黑暗又複雜的男孩是誰？對他來說，貝多芬和性暴力是共感的高級藝術？用毀滅性的性語境來說，亞曆克斯不是一個試著控制自身欲望的人，他的暴力並不是自我控制的失敗；而是拋棄了任何克制的藉口。他在性壓抑與性怪物之間做選擇，而他選擇成為怪物。

　　這個時期我也在AIM和ICQ上面跟成年男性聊天。從14歲起，我就不斷收到男人傳來的訊息，我以為他們是因為看過我的個人資料，發現我的心智跟他們不相上下才找我聊天，我甚至跟他們開了一個玩笑：當他們告訴我年齡時（34歲／男性、36歲／男性、39歲／男性），我都一律回答「你跟我媽一樣大」，無論他們給的數字是多少。我讓自己相信他們想跟我聊天是因為我很聰明，他們也會傳照片給我，有些長得還不錯，但有時也會出現像恐怖片的片段：緩慢載入的圖片先是出現了光禿的頭皮，然後是灰白的眉毛，最後是滿臉鬍鬚的下巴。他們偶爾會跟我要照片，但我沒有，因為我沒有掃描機。還有人會提出「網愛」的要求，對此我總是欣然接受。（我從不覺得這違反了13歲時簽署的純潔誓言，因為這又不是真的性愛，所以我也從未在告解時提到。）這些聊天給予我一個秘密管道，透過它我能探索性、欲望和權力。當這些男人不顧我開玩笑說他們跟我媽一樣大還繼續追求我時，便應證了他們在面對巨大欲望（我編造的敘事）時的意志不堅定：他們無法控制自身欲望，成為了怪物。我陶醉於這種賦予我的力量，同時也辨認了那些未能堅持走在正義之路上的人。

　　《發條橘子》提供了另一種敘事方式，並不是自我控制的失敗，而是一種能動性：一種變成怪物的選擇。在辨認我在網路交談過的那些男人的同時，我也認出了那種嘗試當好人卻失敗的挫折感。選擇做壞事的概念令人感到興奮，我閱讀了《發條橘子》的小說，以及我能找到的每一件瑣事，我瞭解到作者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也成長在天主教環境中，他是一名極端的政治保守派，他為了避免繳交巨額財產稅而逃離英國。對伯吉斯來說，亞曆克斯和後資本主義英俄近未來的故事，正是國家對決自由意志的故事，正如他在1986年小說的序言所寫：

　　「根據定義，一個人被賦予了自由意志。他可以藉此在善惡之間做出選擇。如果他只能行善或只能行惡，那麼他就是發條橘子──意思是他的外表是一個有機體，顏色和汁液都很可愛，但實際上只是一個發條玩具，被上帝或魔鬼──或者越來越全能的國家──上發條。完全善良和完全邪惡同樣不人道，重要的是道德選擇。」

　　史丹利‧庫柏力克（Stanley Kubrick）在概括這部改編電影時，較少關注故事的道德含義，而更多地聚焦在政治含義，他解釋說：「這是一部社會諷刺作品，主軸是探討行為心理學和心理條件反射，是否會成為極權政府用來對其公民施加巨大控制、將他們變成機器人的新型危險武器。」是這樣嗎？看電影的時候，你可能會留意到導演選擇把約束衣和撐眼針聚焦為真正的反烏托邦驚悚──眼淚順著亞曆克斯的臉頰流下，電線和電極從他頭上的光暈中流出，這是故事中「真正的暴力」。但這些發生在我們剛看完幾個恐怖又嬉鬧、芭蕾舞般的性暴力場景之後──暗示亞曆克斯的受害者所遭遇的痛苦很糟糕，但「他在國家手上所承受的痛苦更糟糕」。庫柏力克強調，伯吉斯在整個故事追求的問題是，如果一個人（尤其是一個男人）沒有選擇，他是否能真心向「善」。

　　換句話說：個人靈魂走向道德正義的旅程，比一個能讓女性免受性暴力侵害的正常社會更重要。藝術因素也在這個等式之中，如同亞曆克斯忍受的治療方法「盧多維科技術」（Ludovico Technique）凸顯了貝多芬的音樂。國家在扼殺亞曆克斯的暴力衝動的同時，也扼殺了他的藝術衝動。伯吉斯和庫柏力克提出的論點似乎是，女性的苦難對於男性靈魂在道德和藝術上的勝利都是必要的。

　　我第一次看《發條橘子》時，在約束衣和撐眼針的片段感覺到了不誠實。如果庫柏力克要讓我和他一起欣賞暴力侵害女性的戲謔場景，我不明白他怎麼還有辦法期待我對國家暴力感到恐懼。但當我在福斯新聞喋喋不休的環境下閱讀小說時，我理解了他們這種人對國家的恐懼從何而來。我當時和今天的理解都是，他們覺得國家是敵人；集體主義是敵人；社會福利政策是敵人。早在我開始撰寫關於自己如何成為第四個惡棍的同人小說之前，我已經被灌注了《發條橘子》零和世界的邏輯。在一稿又一稿中，我設計了一個女孩可以選擇加入一個超暴力的世界，只因為她跟其他女孩「不同」。那時我的寫作遵循同樣的零和邏輯，亞曆克斯直接從暴力的加害者變成了暴力的受害者，沒有任何中間地帶──因為在他的世界和我的世界裡，並沒有第三種選擇，一個人的一美元等於從另一個人的口袋裡掏出一美元，也是相同的零和邏輯；在這裡善與惡涇渭分明、平起平坐；我可以在網路上成為掠食者的目標，也可以把一切當成笑話加入他們。

　　在我第一次租《發條橘子》的隔年，我最好朋友的媽媽發現丈夫在網路上跟十幾歲的年輕女孩聊色。他們離婚了，我也不再回覆陌生男人的訊息。也許就是在那一刻，我意識到自己從來都沒有辦法「開個玩笑」加入他們。又或許是第二年，在我18歲生日那天，65歲的老闆開始對我職場性騷擾。也可能是有個男人跟蹤我下班回家。或者有天一個男人跟蹤我到墓園，當我叫他離我遠點時又惱羞成怒。某個時間點之後，我發現自己永遠不可能成為第四個惡棍。在靈魂命運是善是惡的史詩戰鬥中，我從來都不是那個靈魂本身；我是別人旅途中的絆腳石。

　　我不知道假如我沒有意識到《發條橘子》講述的是道德控制與性怪物之間的掙扎，它是否還會吸引我。我不確定假如我不知道天主教會基於相同的二元論而掩蓋性侵事實，我是否還會真正認知到這種敘事超級有問題。但《發條橘子》和性侵醜聞都採取了一樣的智性上不誠實，揭露了他們背後的性敘事邏輯一樣有問題。在《發條橘子》中，約束衣是軸心，撐眼針是真正的暴力；在天主教會的性侵醜聞中，則是把戀童癖當成一種癮來處理。在這兩種情況中，都暗示了性暴力受害者的痛苦完全不是他們敘事的重點。

　　我祖父母的牆上掛著一幅畫，畫中是一位備受敬愛的家族牧師，他為祖父母的幾個孩子和孫子孫女（包括我）施洗。他早在1980年代末去世，但幾年前我的母親得知，他曾經在1960年代被指控猥褻一名五歲女孩。祖父母牆上的這張照片中，牧師坐在沙發上，我的阿姨──當時有六、七個阿姨──坐在他的腿上。我看著這張照片，似乎能夠想像他可能看見了什麼：一個貌似道德高尚的人正控制著內心的邪惡，如同理智控制著慾望，超我控制本我，而我好奇是否有人發現那些小女孩正處在危險之中。

原文出處：Electric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