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香港末日想像後的歷史真實

 

獨立電影《十年》獲得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引爆爭議,旋遭中國當局封殺。

 

  在第35屆香港金像獎頒獎典禮上,當金像獎主席爾冬陞宣布由《十年》獲得最佳電影,現場觀眾爆出熱烈掌聲,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前排影業大老的慍怒臉孔。《十年》因何造成如此兩極反應?將這部片放在香港電影史脈絡裡觀察,也許能看得更清楚。

 

褪去金光的東方好萊塢

 

  香港電影發展本身,即體現了它獨特的歷史情境。1945年二戰結束,緊接著國共內戰,大量中國電影從業人員移居香港,重起爐灶。七○年代後香港經濟起飛,大眾娛樂需求暴增,開啟了香港電影作為「東方好萊塢」的黃金時代。八○至九○年代初期,香港影視產業突飛猛進,發展出警匪、三級情色片與古惑仔等具本土特色的電影類型。然而在繁盛榮景下,九七回歸大限始終是揮之不去的陰影。九○年代電影如王家衛、陳可辛等導演作品,因而充滿時間的偪促,與對國族身分的迷惘。

 

  九七過後,中港合拍片成為主流,為因應中國官方電影審查諸多限制,並配合大陸觀眾口味,勢必避開敏感題材,放棄過去香港專擅的黑道警匪元素,港味盡失,與香港觀眾產生隔閡,加上許多專業人才北上出走,東方好萊塢風光不再。

 

消音不了,敢於直言

 

  在此脈絡下再看《十年》,影片由五位年輕導演創作的五部短片《浮瓜》、《冬蟬》、《方言》、《自焚者》、《本地蛋》組成,時間設定在2025年,即2015十年之後,片中呈現出對未來「反烏托邦」(dysopian)的陰鬱想像,指涉言論自由更加緊縮的現狀。

 

影片由五位年輕導演創作的五部短片《浮瓜》、《冬蟬》、《方言》、《自焚者》、《本地蛋》組成,時間設定在2025年。

 

  五部短片中,《方言》與《本地蛋》以寫實手法,描繪中共當局打壓粵語,控制香港物資與思想流通的現象。《冬蟬》屬於香港少見的實驗電影類型,講述一對男女標本師感於日常事物消逝之急驟,將每樣東西製成標本。《浮瓜》是一則政治寓言,描述一場政治人物出席的節日活動上,親中政治人物、警界高層與黑幫大佬在後台商議,欲借混混之手槍擊議員,引發騷動,推動「國安法」加速通過,背後層級更高的中國勢力卻扭轉了密謀的方向。《自焚者》導演採用仿紀錄片形式,敘述一名年輕社運領袖因主張香港獨立,違反基本法23條入獄,絕食身亡,其後一名身分不明的人士,為表示對青年領袖的支持,在英國駐香港領事館前自焚。如此直白宣洩港人回歸後醞釀已久的不滿情緒,使《十年》獲得群眾共鳴,成為去年港產片票房黑馬,卻也遭受中國封殺。

 

 

《方言》藉由計程車司機不會北京話而遭到分類、取締,慢慢失去舊有語彙的過程,揭露粵語「被消失」的現下危機。

 

 

踩著歷史的跫音走進未來

 

  這些年輕導演們接續香港電影輝煌的過去,試圖在當今香港主體意識被剝奪的困境中突圍。《浮瓜》承繼古惑仔電影類型,但片中混混已非鄭伊健之類與體制拼搏的豪情青年,而是迫於生計的中年打手與南亞裔小嘍嘍。導演安排兩人拋擲錢幣決定開槍人選,而這枚硬幣正是1997年鑄造的,成為巧妙的政治隱喻。

 

  1997是大限,五十年維持現狀不變是懷柔的承諾。港人對回歸中國未來的想像反映在電影上,從97年王家衛《春光乍洩》「不如我們重新開始」的試探,到《2046》前往永遠維持事物現狀的2046室尋覓記憶的徒勞,直到2015年,在《十年》發酵為恐懼與憤怒。《本地蛋》中兒童被編組為少年軍洗腦,檢舉街坊的情節令人聯想起文革;《自焚者》除了影射雨傘革命,大規模警民濺血衝突更喚起港人的六四情結。儘管中國政府不斷抹消改寫香港歷史,當這批年輕導演踩過禁區,記憶仍發出回聲,折射為對未來的反烏托邦想像,衝擊觀眾心理。

 

《本地蛋》中兒童被編組為少年軍洗腦,檢舉街坊的情節令人聯想起文革。

 

  片末最後打出「覺得為時已晚的時候,恰恰是最早的時候」文字,將一般被視為線性前進的時間,轉化為意識催化行動的概念,激勵香港民眾面對極權政府有所警醒。然而,近來何韻詩遭蘭蔻(Lancôme)公司打壓事件揭露,在全球化資本主義大纛下,香港不只在政治上受到孤立,經濟也受中國龐大市場牽制。港人面對茫茫前程,會如《自焚者》的社運青年選擇邁向港獨,抑或如同《浮瓜》的兩名混混,盤算各種立場利弊後,發現其實在大中國政經佈局下,幾無抉擇餘地?

 

  無論如何,《十年》援引香港曾經最引以為傲的電影養分,為今日慘淡的香港電影產業注入新血,揭櫫電影在娛樂之外的抗爭性質。時代艱難,歷史卻未完,因而為時未晚。

 

 

 

 

電影資訊

十年》(Ten Years)-郭臻、黃飛鵬、歐文傑、周冠威、伍嘉良,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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