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鷺與少年》:你想要的,是怎樣的國家?

 《蒼鷺與少年》劇照。

 

  比起早期作品更著重於歌頌盛育又摧毀萬物的大自然,在日本防災越來越謹慎,以及宮崎駿越是探尋「一切尚未毀壞之前」的此刻,身為日本創作者的他,必然面對的問題是,這是一個怎樣的國家。

 

  不難想見,宮崎駿對少年少女們寄予厚望,不僅因他厭惡只帶來死傷的戰爭,更是因為,他總在毀壞一切與施力改變之間,試圖取得平衡。這種矛盾源自於他始終對愚蠢的怒意與良善的執著,創作者卻又要求自己儘量客觀——於是,一個符碼可以成為一個世界,但戰爭依然火紅得模糊了人臉,沒有異議。

 

  來自無謬之神的家國與國家

 

  同樣容不下異議的,是 1930 年代幾乎為軍方控制的日本政治環境。明治維新以後,「國體」被用以指稱為日本國當今的政體,以及現存政治秩序所特有之物。學者鶴見俊輔便認為,根據日本現存最古老的文字紀錄《古事記》,「國體」可解釋為以眾神之後綿延不絕的天皇家系為中心,並以其為信仰核心的概念。

 

  翻閱《古事記》實可發現,天皇及其祖神們曾犯下許多錯誤,然而在明治政府的文明設計圖與國家宗教改寫中,「神道」扮演了極似西方基督教的角色,甚至帶有濃厚的一神教性質──天皇是永不犯錯的,「現人神」因而足推動比西方更高效的文明,具有建國神話與國家宗教之意。

 

  從此,萬世一系、從天而降的天皇家族,成為明治政府所謂「家族國家」之源。社會創造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也重構了社會秩序。福澤諭吉曾於 1870 年代提出,「日本有政府但沒有國民」;於是,新國家建造者除了欲解決日本鎖國以降的困境,亦盡最大可能地延續了明治之前,家族制度與村落制度的強大結合。

 

  在《蒼鷺與少年》中,儘管舅公的故事未在開頭言明,但依然不減使人將其聯想至天皇的興味:被神化而神祕的家長,因天賦異稟而遠離人類所處的上界,統治著與其漸漸離心的族類。舅公管理世界的方式,是閉門不斷地平衡一組積木,而非傾聽除了後繼無人之外的煩惱。

 

  這不禁使人如好奇天皇心態般,不聞人間煙火又想維持世界「和平」的舅公,心中的理想世界究竟為何?他對和平的底線,因無人知曉而能被隨意詮釋。在以愛國主義與社會和諧減弱潛在不安的國土上,所有日本人因而能在明治時期成為「國民」,凝聚屬於順從政治神話的穩定意識。帝國日本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也便是在其後的 1930 年代,退出華盛頓體系後的日本備受孤立,廣田內閣儘管對軍部的冒險行動有所不滿,但也只能不斷縱容且尋求與納粹德國相憐。

 

  直到 1937 年近衛文麿組閣前,軍方要求政治改革,以坐大自身的呼聲越來越大。即便近衛出身高貴(「近衛」本即有護衛天皇之意,其更是天皇後陽城之後代)、在眾所期待下出任了首相,卻依然無法阻止於任內一個月後,七七事變的發生,以及日本走向總體戰爭。

 

《蒼鷺與少年》劇照。

 

  以矛盾的惡意守護自己

 

  戰爭,是宮崎駿從來不避諱的主題,他也未掩飾過自己對精緻軍機的迷戀;但同時他也不解,父親如何無感於自己供應軍用品而成加害者。在戰爭之後,由於活著本身即是一種對亡者的虧欠,故隨著戰爭倖存者特權而來的,便是一種罪惡感:「被這些長輩養育的自己,是不是也是一種錯誤的產物呢?」大學時期的宮崎,開始了如此自我否定的日子,甚至如評論家杉田俊介所言,那罪惡感乃來自於身為日本人的加害感。

 

  因此,觀者經常在他的作品中看見角色「非面對不可,但不想面對」的情節,不論其為真實或虛構。體認戰爭帶來的殘酷是一回事,但在戰後,與罪惡感共存又是另一回事,這也是為何兒童文學,足以為宮崎駿帶來了「世界很糟,但活下去也很好」的洗禮。

 

  在宮崎駿的作品中,不得異議的尚有母親/愛。而不論後現代世界多不願承認,這個命題是孩子得以生存、成為,以及脫離童年的關鍵。《蒼鷺與少年》言明,緊密的母子聯繫正是因絕對的分離(死亡)而生,無能選擇且被留下的孩子,必須獨自面對看似充滿惡意的世界──即使他本身即能為惡。

 

  因多麼希望媽媽還活著,所以真人跟隨著蒼鷺。那種不願除魅的心情,正代表著真人所希望的一切,都是假的:母親已死、阿姨成母,並且有孕。不知是否為巧合,上述提及的近衛文麿儘管年少自負,但其在成年後才發現,母親竟原是阿姨——他出生不久後生母便去世,父親於一年後娶了母親的妹妹;而多年來,近衛總感「母親」與自己之間的隔閡,原來過往的生活是謊。

 

  真人隨父親與新母親一同生活,在感受到阿姨腹中胎兒之際,他開始面對與過往以及親生母親分離的必要,又受家族古老故事可能帶來母親生機的吸引。處理分離課題的方式繁多,而真人選擇的,是承認自己也與帶走媽媽的世界,同樣懷抱難以理解的惡意:排斥父親、同時是阿姨的繼母,甚至違背周遭只願他完好的善意,而傷害自己。

 

  孩子們的記憶

 

  在承認之前的抵抗,當然也是算數的。戰爭伊始,十幾歲的真人結束原先生活,抵達奉行戰爭教育的鄉下小學第一天,便發現自己的格格不入。蓄髮華服先不說,那早已非一個費盡心力讓孩子無憂的社會了。1941 年由官方發佈、成為小學理想教育的《戰陣訓》與《臣民之道》與明治的軍人敕諭或教育敕語不同,絕對服從天皇的意識,成為一種被大肆讚揚的德目。這也是為什麼,在日本戰敗前宛如軍隊上級的小學老師,其在玉音播送後「叛離」目標、傳授佔領軍科學理念的作為,讓當時的孩子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舊秩序瓦解,同樣的孩子們開始讀起美軍禁止字眼被塗黑的新課本。宮崎駿曾直指,他認為「孩子們在本能上察覺自己是不被祝福的」。學者鶴見俊輔亦認為,至少對現今四十歲以上的日本人們而言,戰爭期間總是苦澀的回憶,甚至在日本投降時,六至十五歲的兒童與少年大都不信任成年領導者,包含以美軍為首的佔領軍在內。於是,姑且不論表述與解釋的方式,僅憑如何記憶或置換,便能理解日本文化。

 

  大人們的不幸

 

  對於 1931 年至 45 年進行的戰爭,鶴見之所以提議名為「十五年戰爭」,則是因個別事變的狀態在當下看來皆是短暫,也凸顯了這場戰爭背後實際上並無真正的策劃者。儘管如今我們已接受人類邪惡的平庸性,但似乎仍無法解釋,身為人而有種期待悲劇發生的衝動。

 

  鴿子大王何嘗不明白政變多可能失敗?但他明白自己的目標很明確:拯救越來越不幸的同族類,然這執著若非導向政權輪替,即為戰爭添柴。根據加藤陽子《徵兵制和近代日本》,二戰時期的日本即是一個「不幸的均霑」──與其活在和平但存在階級不平等的時代,不如活在因戰爭而所有人皆不幸的日本。

 

  通常,士兵需參軍兩年,然當時軍方為求增加接受早期軍事訓練之軍人,以補上被免除兵役的軍需工廠工人,與鞏固以在鄉軍人為中心的村里秩序(可見《慾蟲》),便向農民子弟「保證」未接受高等教育者,也可以「均霑」縮短參軍年限的紅利。

 

  即便部分地區將徵兵視為一種成人禮,亦無法抹去戰爭本身是不幸的事實。這不只是因戰爭帶來傷亡,更是因「生而有用」的動物性,在戰爭狀態下更易成為問題──為了有效維持社會普遍的滿意,國家傾向於無視人們對行為不端者與無工作能力者的不滿。人們將重點轉向「生而無用地活著有何意義」,而在戰爭之下,這挑戰對弱者而言更形嚴峻。反過來說,探究國家究竟保護著誰,則具深刻意義。

 

《蒼鷺與少年》劇照。

 

  未必非誰不可的命運

 

  真人為何放棄繼承這本可萬世一系的下/世界?由於幼年喪母、體認了常倫顛倒又正常,他很早明白,拒絕承認而保護自己並不是面對世界的方式。當舅公詢問真人的意願,這便是他第一次直面權力階級,其赤裸的程度是「若非我,則這個世界將玉碎」,由此,真人的選擇彰顯了作品中最重要的元素——個人與國家的對決。

 

  對決二字,難免給人一種雙方勢均力敵的印象,電影中的血緣設定亦有如此意味。然而在歷史中,被迫與國家站在對立面的,是無數由元千歲唱、坂本龍一編曲的〈死去的女孩〉:「把門打開,無所畏懼地把門打開,敲門的人是我;我想要甜甜的糖吃,僅僅想要一個能含塊糖吃的社會。」在這樣的環境中,為了「不想說出孩子們被生下皆是枉然」,即便懷抱著對世界的怒意,宮崎駿仍想告訴所有孩子的,便是火美的坦然:「對我來說,生下你是最美好的事。」

 

  於是母與子的坦白,不只象徵著他們已然接受世界帶來的現實(死亡與復得),更是無人要成為任何人的救世主──誠如杉田所謂,倫理上的自我犧牲,有時會成為一種暴力,因為對「獲救」的人而言,僅是倖存便使人有感於虧欠了所謂的救世主。

 

  真人不依任何人期望所做出的選擇,反而使上下界歸ㄧ、所有人自由,且能夠持續自身的命運。宮崎駿終於此,是與其自獲取之處感受意義,不如對自認擁有和不想失去之處思考。《蒼鷺與少年》不再傳達「即將變成風」的期待與欣喜,而是慎重交付一種體認:在強風勁吹的世界,屹立的自己儘管有時搖擺,但無論如何都因此確認了想不被撼動的渴望。

 

 

 

電影資訊

蒼鷺與少年》(君たちはどう生きるかThe Boy and the Heron)─宮崎駿,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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