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笛手作為一強大隱喻——《意外的春天》

《意外的春天》劇照。

 

  改編自班克斯(Russell Banks)的同名小說,艾騰伊格言所執導的《意外的春天》 (The Sweet Hereafter)除了保留小說的多重敘事軸線,以不同的立場觀點描述同一件事,另外更令人為之驚豔的,則是加入童話寓言——漢姆林吹笛手的故事。

 

  故事始於一場交通意外,司機桃樂絲(Delores Driscoll)引領小鎮兒童,開著那台滿載純真笑容的校車,翻山越嶺後卻自高速公路翻覆,最終任由皚皚白雪與冷冽湖水吞噬的意外(如同吹笛手引領著兒童往山中邁進)。

 

  律師史蒂芬斯(Mitchell Stephens)千里迢迢自紐約趕來,企圖說服痛失子女的家長們,對有關單位或企業提起訴訟來獲得賠償金。純樸的小鎮居民正經歷一場錐心刺骨的悲痛,而史蒂芬斯則試圖喚醒藏匿在他們心中深處的憤怒(抑或是史蒂芬斯自己的憤怒),聯合對抗層層包庇的科層組織或黑心企業。

 

  表面上鎮民的確是意外下的慘烈受害者,不過如果繼續深入追究,才驚覺這樁意外拉扯出的不僅僅是居民的醜陋瘡疤,還有人性中永無止盡的慾望貪念。如同律師史蒂芬斯在說服鎮民的過程中,竟發現沒有一人可以提供有利的訪談證詞,原因無他,在這貌似純樸的小鎮底下,盡是如酗酒、偷情、家暴、偷竊、亂倫諸如此類的猥瑣,令人咋舌。

 

  而吹笛手引領兒童進入山洞,或者該說在童話中作為一種懲罰,不僅是剝奪了小鎮居民的骨肉,更除去了整座小鎮的純真。這樣警醒式的童話故事,嵌進多重觀點的電影文本,產生一組有趣的對照互涉,而且還在意外的前一天由後來唯一的生還者妮可(Nicole Burnell)朗讀——令人分不清究竟是寓言,還是預言?

 

《意外的春天》劇照。

 

  寓言/預言之後,電影開始指向貪婪人性與無窮盡的慾望,如同童話故事中吹笛手與鎮民的金錢協議,律師史蒂芬斯也與居民訂定賠償金合約,盤算事後也可分一杯羹。而選擇參與冗長訴訟的受害者們,在欲求賠償背後,必將耽溺於持續的悲淒中,宛若尖銳無情的刀刃,無歇止地割裂著同一道傷口,也加深了小鎮對立。因而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也都是引領小鎮分崩離析的吹笛手(除了唯一親眼目睹意外發生但卻拒絕加入訴訟行列的比利)。

 

  妮可的爸爸山姆(Sam)更是具象鮮明的吹笛人,在意外發生前,始終吹著一首畸形扭曲的搖滾夢(將妮可打造成自己心目中的搖滾明星),並以此在無數個寂靜暗夜引領親生女兒,朝森林裡、被遺棄了的穀倉前進。而某次妮可止步於穀倉外,鏡頭帶到她因迷惘而露出的短暫猶疑時,同步與她親口敘述童話的畫外音(兒童受到笛聲誘惑,手舞足蹈朝山中前進),嫁接成了反差極大的諷刺畫面,似乎是預言著荒謬的寓言將持續不斷輪迴。當穀倉內的燭光亮起,光亮透析著溫煦,妮可慢慢挪動嬌弱的身軀,自然地與山姆接吻剎那,也揭示了一段絢麗的亂倫泡沫,無限增殖。

 

  漢姆林的吹笛手童話作為一強大隱喻,滲透在電影文本的幽微暗處,不管是選擇參與訴訟的鎮民、律師史蒂芬斯、妮可的爸爸,吹笛手都以幽靈般的形式,藏匿在他們的一念與抉擇。而整個吹笛手的童話隱喻,更是把矛頭指向——交通意外後,人性的貪念、慾望終將會瓦解小鎮原來建立起的某種連結,鎮民也將陷落在無止盡的哀傷,舔舐記憶深處的傷口。

 

《意外的春天》劇照。

 

  吹笛手的童話是隱喻,伊格言將隱喻任意變形,脫離了原本以大人觀點的故事結構,反轉了童話原本的意涵,賦予它一種新意義。除了吹笛手的多樣性隱喻外,與原本童話故事最大的不同,即是落單的那個跛腳小孩,在童話裡是僥倖存活但日後卻會孤單的;但在新的詮釋下,跛腳小孩(生還但半身不遂的妮可)成為了讓小鎮避免分崩離析的關鍵。

 

  當妮可透過假證詞摧毀鎮民與律師覬覦賠償金的計畫時,其實也使小鎮脫離了彼此對立的命運。妮可作為電影裡最關鍵的角色,不只左右著小鎮的未來命運,她代表的更是某種良知意識的覺醒。影片多處是由她類似囈語的口吻,朗讀童話故事段落以引導敘事前進,或是藉此聯繫電影與童話故事,當兩種文本(電影/童話)的界線逐漸模糊不清,也意味著妮可(或是作為觀看的我們),開始意識到整起意外訴訟宛如寓言,直至影片最後,妮可內心的良知被喚醒,才改寫了童話故事,也為小鎮迎來新的春天。(如此具有後設性質的故事,如同俄羅斯娃娃的繁複精工,外層形體之下是更多類似的小娃娃,層層堆疊但又不失同一性。)

 

  我想起那種只要是會下雪的都市都會賣的紀念品,一顆玻璃球裏藏著一座都市或是小鎮,只要輕輕搖動,隔著玻璃像薄霧般的雪花漫漫飛舞,瞬間就掩蓋了小鎮的本來樣貌,如夢似幻,無法看清。

 

電影資訊

《意外的春天》 (The Sweet Hereafter)-Atom Egoyan,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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