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花花銀兩與大國經濟的毀滅:《白銀帝國》

《白銀帝國》書封。

 

文|徐瑾

 

「得智慧勝似得金子;選聰明強如選銀子。」──《聖經》箴 16:16

 

「國家作為經濟史學家們所關注的重點,以收入和支出的形式組織其經濟活動……難道經濟史就不能圍繞著貨幣制度的演變而最有效地編寫出來嗎?」──美國金融史學家金德爾伯格(C. P. Kindleberger, 1910-2003)

 

  「銀,白金也。」《說文解字》中如是說。白銀是價值僅次於金的貴金屬。

 

  對比西方人對於黃金的迷戀,中國人對於白銀可謂念念不忘。從古至今,中國歷史上對於白銀的偏好幾乎隨著時間日益加深,而白銀成為中國本位貨幣的艱難歷程,恰恰也隱藏著中國歷史大變遷的隱祕緯線。

 

  白銀在中國上古時代已有出沒,從考古來看殷商時期就用銀貝等物,「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這裡的「白」,也就是銀。銀在春秋戰國已經具備貨幣部分職能,目前能夠找到當時的各類銀貝等貨幣出土。即使如此,五代之前銀更多作為裝飾賞賜,在秦漢之間銀並不作為主要支付手段,「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

 

  從「不為幣」到最終的法定貨幣,白銀在中國的貨幣化歷程不無曲折。中國戰國秦漢時期,更多用金與錢,進入六朝、隋、唐是錢帛並行,宋、金、元至明初是錢鈔流通。五代後白銀才開始逐漸用作支付,兩宋後白銀逐步進入民間,與錢並行使用,直到明代中晚期,白銀正式完成在中國的貨幣化。從此之後直到二十世紀三○年代,這五百多年間,中國經歷了大小戰爭,浩劫無數,始終固守白銀,其間銀兩和銀元通用。

 

  對比中西貨幣史,從一開始中國與西方的貨幣制度就呈現出不一樣的特點。古代西方小國林立、國際貿易發達,雖然一國之內國王可以規定何為貨幣、價值幾何,這些規定卻無法在其他國家疆域內使用,真正能夠被國際市場接受的流通物,從很早開始就被鎖定為貴金屬鑄幣。早在西元前七世紀,小亞細亞的希臘小國呂底亞就已經開始鑄造固定總量、標明價值的金銀合金鑄幣(而中國遲至清朝末年才開始白銀鑄幣),從此塑造了西方貨幣史注重貴金屬鑄幣的路徑。

 

  相比之下,在明朝中期之前,大部分時間內各種賤金屬鑄幣(銅錢、鐵錢)構成中國貨幣的主要形態,中間間雜著貨幣史上的早熟傳奇,即北宋到明初四百餘年最終失敗的紙幣試驗。回顧貨幣史,通膨和通貨緊縮在中國歷史上交疊出現,政府不時地受到誘惑,以虛值大幣或者輕薄惡濫鑄幣方式大肆搜刮,民間則以私鑄、停用惡幣等方式反擊,雖嚴刑峻法亦難禁絕。最終而言,其結果則是,即使帝王意志亦須接受市場檢驗,從半兩錢、五銖錢到開元錢再到宋代銅錢、鐵錢、紙幣,中國錢幣命運難以與王朝興衰相隔離。

 

  即使白銀在明中期得以貨幣化之後,白銀在中國大部分情況之下作為稱量貨幣使用,而非西方早已習慣的鑄幣方式。從古代銀兩形態來看,隋唐以前稱銀兩為銀鋌、銀餅或銀笏,最早可以追溯到漢代。古代「鋌」通「錠」,從宋代開始一般稱呼銀鋌為銀錠,而把銀錠叫作「元寶」始自元朝,據說元朝至元三年(一二六六年)以平準庫的白銀熔鑄成「錠」,重量達五十兩者叫元寶,即「元朝之寶」的意思。剛開始元寶不單用於銀錠,也出現在銅錢上,但後來成為銀錠的通稱。大體而言,從漢朝到明清,銀錠開始由圓餅形逐漸向長條形發展,隨後是束腰形,最後發展成元寶形。這種發展,有錢幣學家認為更美觀,也有人認為不方便,是一種倒退。至於銀元,中國自製銀元之前,銀元基本源自海外銀元,所謂「外洋」。

 

  作為稱量貨幣的白銀,不僅成色和品質須考察,而且各地換算方法林立,使用並不方便,直到民國「廢兩改元」才算正式全面以銀元取代銀兩,白銀得以以製幣形態流通。此外,中國貨幣歷史上雖然有各類當舖、銀舖、錢莊等金融機構,但是長期沒能發展出現代銀行體系,對於中國信貸體系的深化乃至現代國家轉型拖累甚深。

 

  細究中國貨幣史,可以發現其形態變遷與制度發展均離不開特定的歷史變化,而貨幣的變遷背後對應著帝國的進退。歷史細密經緯之中,白銀始終是一根連綿不絕又隱匿無比的線。要重新認知中國貨幣史,把握白銀在中國貨幣化的關鍵進展,就必須結合經濟史、政治史、財政史、軍事史等研究,從更大的視野重新審視中國歷史。換言之,理解貨幣必須在貨幣之外,其前提是重新理清中國歷史的關鍵脈絡。

 

  對於傳統中原王朝而言,為維護王朝統治,必須應對內外兩方面的挑戰。外部挑戰在傳統叙事中往往被忽略,但事實上少數民族在中國歷史中並非短暫過客,千百年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隨時虎視眈眈,長城內外枕戈待旦之卒動輒以百萬計。和平要麼是贏來的,要麼是暫時的,無論哪種,都對中原王朝的軍事能力及其資源汲取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更緊要的是,以龐大物資支持的軍隊,天然地更容易效忠於帶領他們的將軍,而不是遠在天邊的朝廷,在軍隊忠誠度與軍隊戰鬥力之間,皇帝們往往陷入兩難。這構成了棘手的內部挑戰。

 

  權力醉人,可如何保護權力?帝國內部的權力紛爭背後,也隱含著制度變遷的動力。西周選擇的是相信血緣宗族力量,封土建國以統領萬方,卻最終以兼並戰爭與秦漢大統一為結束。從秦漢直到唐,朝廷一直在試驗各種方式,以對抗幽靈不散的地方豪族與割據軍閥的潛在反叛勢力,試圖將軍事權力牢牢掌握在手中,其可悲的失敗在安史之亂中達到高潮。相應地,軍制也在徵兵制(如府兵制)與募兵制之間反復搖擺:徵兵制方式簡單、效力驚人,但要麼依賴於草原民族的血勇氏族精神,要麼難以持久;而募兵制不僅耗用浩大,維持軍隊忠誠亦不易。

 

  內外衝擊之下,王朝的資源汲取能力也在不斷經受考驗。王朝興起之初,無主土地眾多,各類均田制度可以順利實施,以實物稅為主的各類財稅措施也容易落實。時間一久,由於土地兼併與大戶蒙蔭,朝廷財力難得保障,各類貨幣化稅收改革方案不得不出臺,楊炎、王安石、張居正、雍正的改革時隔近千年而前後相繼,其本質都是為支撐王朝政府對財稅收入的欲求。

 

  進入近代,在白銀全球流入流出的牽引沖刷之下,中國經濟乃至國事都受到諸多影響,從明朝滅亡到鴉片戰爭,以及隨後多次政治戰亂與經濟危機,莫不如此。諷刺的是,民國在艱難告別白銀、邁入紙幣時代後,卻緊接著進入惡性通膨之中,幾乎重複了多年前南宋紙幣故事,中國貨幣的千年躍進近乎一筆抹殺。

 

  昔日的天朝上國,隨著白銀化進程,也經歷了帝國輝煌的褪色,不僅從世界GDP(國內生產總值)第一跌落至落後於西方,甚至也落後於亞洲近鄰日本。早在白銀貨幣化的明末清初,不少啟蒙思想家就力陳白銀的弊端,視之為大害,黃宗羲說「故至今日而賦稅市易,銀乃單行,以為天下之大害」,王夫之也表示「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而走死天下者,唯銀也」。白銀導致華夏易主、帝國落伍,這一說法不僅限於明,清末康有為也認為「夫以五千年文明之古國,四萬萬之眾民,而所以致亡之理由,不過是銀落金漲之故,豈不大可駭笑哉!」這種思路演繹至今,被涵蓋在反思中國落伍的大辯論中。

 

  白銀與落後,是無意巧合還是因果關係,白銀是否是中國落後的根源?梳理數百年白銀歷史,我們看到白銀的命運伴隨著一個古老帝國的掙扎與糾結,白銀嬗變背後,不僅是王朝更迭,更是文明興衰。借助白銀之眼,我們可以一窺中國現代化之路。

  

  在廣泛運用白銀之前,中國人曾經廣泛運用紙幣,這原本是超越時代的創新。

 

  古希臘哲學中曾有「金銀銅鐵」理論:人都是一土所生,彼此開始為兄弟,但是老天鑄造他們的時候,分為三種人,第一種人身上加入了黃金,因而是最寶貴的,是統治者,其次則加了白銀,這是輔助者或者軍人,最後則是銅鐵,往往是農民及其他技工。

 

  神話是現實的隱喻,對應著西方神話中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的說法,中國古代也有金銀銅三品的說法(「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東西方貨幣歷史發展分為不同階段,西方大致是從商品本位、金銀複本位到金本位,然後到紙幣本位,其中貨幣形態變遷也是為了適應經濟的不斷貨幣化。文明誕生之初,貨幣很可能是起源於饋贈,隨後進入商品時代,從貝殼到胡椒,很多物品都曾經作為貨幣存在,而金銀在其中占據重要地位,東西方都曾經歷金銀以及各類金屬輔幣並用的時代。到了十八至十九世紀,歐洲逐漸從金銀複本位過渡到金本位,隨著現代銀行系統的發育,債券市場的繁茂發展,最終西方在二十世紀過渡到紙幣本位。

 

  可以說,紙幣是人類貨幣發展的高級階段,與金屬貨幣並不在一個維度。成功的紙幣,尤其是法幣,其實依賴於市場與國家的信用協定。對比之下,中國早在宋元明三朝時期就展開了規模宏大的紙幣試驗,而也正是這一階段的失敗,構成白銀在中國最終勝出的重要一環。

 

  銀在中國五代之前更多作為裝飾工藝使用,金在漢代之後作為支付也不多見,唐代貨幣制度更是錢帛並用。到了宋代,銀的使用從上流社會走向民間,逐步開始有了一定的支付地位,各類筆記小說以及物價紀錄中關於銀的紀錄也比以前多了很多。更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中國誕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在西方中世紀金銀複本位的同期,中國紙幣試驗從北宋開始就頗具規模。

 

  北宋交子最早發行於十一世紀初,也就是北宋天聖元年(一○二三年),流通近八十年,比起西方國家最早的紙幣提前了六七百年。回看宋朝,的確堪稱特異。紙幣誕生在北宋,一方面體現了宋代經濟的繁盛,這可能是中國經濟全面超過西方的歷史頂點,另一方面也源自當時帝國征戰的戰爭開支與財政壓力,為紙幣的擴大使用創造了歷史條件。宋太祖趙匡胤崛起於五代十國戰亂之間,確立以文制武策略,在立朝之初即行募兵制,傭兵數量高達一百二十萬。有宋一代,邊患不斷,遼、金、蒙古都軍威赫赫,宋朝與之對峙數百年。為支持龐大的軍資,宋一反常例,大力發展商品經濟,不僅經濟實力在中國古代王朝中高居第一,經濟的貨幣化程度也突飛猛進,其財政收入中貨幣形態占比高達80%(相比之下,盛唐最繁榮之時也不過20%)。在浩大軍費之下,有宋一代一直處在龐大的財政壓力之下,這也造成紙幣的歷史機遇。可惜的是,由於紙幣首先是服務於朝廷的戰爭財政需要,隨著軍事吃緊,紙幣也在無約束濫發之下崩潰。

 

  當時,不僅宋朝交子、會子等金融創新領先了全球潮流,與宋對峙多時的金朝,其交鈔也獲得了不菲成功,一直持續到從大漠崛起的蒙古鐵騎席捲而來。然而紙幣的故事並沒有終結,隨後的元明兩朝也步其後塵,將紙幣之弊放大於無限,發行了各類鈔票,這些鈔票逐漸走向不可兌換,部分具有法幣性質。和宋朝一樣,這些邯鄲學步之作,最終走上濫發之路,也沒有更好的結局。

 

  隨著紙幣的興起,白銀的地位最開始並不具備合法性,元代曾經抑制用銀,而明代初期也曾經禁止白銀。明朝禁銀而民間用銀不止,隨著白銀的逐步貨幣化,在無可奈何之下,明朝終於在中後期對白銀解除禁令,隆慶元年(一五六七年)規定,「凡買賣貨物,值銀一錢以上者,銀錢兼使;一錢以下止許用錢」。白銀的貨幣地位獲得法律認可,嘉靖年間官方正式規定了白銀同錢的比價。從此,白銀地位達到最高,直到二十世紀三○年代初仍舊如此。

 

  紙幣敗北,白銀登場,白銀在明朝煥發其通貨「光芒」。時間流逝之下,明朝初期洪武體制的嚴酷最終輸給經濟發展的活力,恰好此時,地理大發現之後大量美洲白銀流入中國,將明朝經濟從死水微瀾改造為喧聲四起。中國古典小說《金瓶梅》,形象生動地描述了明朝後期商品經濟的發達,這其中,海外白銀流入及其貨幣化正是幕後最重要的推手。

 

  紙幣的三朝失敗試驗,成就了白銀在中國的終極勝利。對於古代帝王來說,金屬貨幣難以控制,鈔票是最為便利的貨幣形式;此外,古典時代因為貴金屬不足導致的經濟問題屢見不鮮。以此而論,如果紙幣發行得當,數量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不僅有益於政府財力,對於經濟其實也是極大的紅利與躍升。換言之,紙幣本身可謂金屬貨幣到信用貨幣的一次「升維」,運用得當的話對於經濟大有裨益,典型如英鎊對於英國崛起的決定意義。

 

  然而歷史沒有如果,戰爭邏輯與皇權思維主導之下,紙幣創新帶來的不是繁榮而是濫發。在宋元明三朝,中國試圖跳過銀本位直接進入紙幣本位,但這一過早誕生的紙幣最終卻因為缺乏約束遭遇了挫敗。在與紙幣的競爭中,白銀作為一種替代物,對於民眾來說有保值和儲存的便利,最為關鍵的是,白銀具有免於被權力輕易掠奪的貨幣本性,朝廷至少無法「印」出白銀來。因此,白銀天然是市場的選擇。在市場選擇這一隱性卻強大的力量之下,紙幣試驗從宋代的會子悲劇開始,到明代大明寶鈔的失敗,最後不得不以失敗而告終。

 

  中國紙幣的命運,是成熟的古老帝國又一次過早開出的文明之花,一切聰明與機心,在缺乏約束與邊界之際,最終都會自我毀滅。回看白銀近千年的故事,其競爭對手紙幣的作用如此巨大,從交子開始,堪稱白銀貨幣化的開篇,以法幣結束,也是白銀貨幣化的歸宿。

 

 

書籍資訊

書名:《白銀帝國:從唐帝國到明清盛世,貨幣如何影響中國的興衰》

作者:徐瑾

出版:時報出版

日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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